1969年，中苏大战一触即发，毛主席紧急指示：领导人都疏散去外地

1969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一年，这年3月2日发生的珍宝岛战斗，从一次边界冲突演变成了政治事件。

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前夕，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8月28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和驻边疆各部队指战员高度树立敌情观念，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这年10月初，就在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时，苏联政府突然提出要和我国政府进行谈判。党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怀疑苏联是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紧急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到外地。

毛泽东做出这样的指示，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当时苏联一直在用“核打击”威胁我国，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集中在北京并不安全，毛泽东说：

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10月14日当天，毛泽东就乘专列南下武汉。10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领导人的疏散工作进行了安排：朱德、董必武、李富春到广东，陈云、邓小平到江西，聂荣臻到河北邯郸，叶剑英到长沙……周恩来和总参谋长黄永胜留守北京。10月17日，林彪前往苏州。

这些疏散到外地的领导人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朱德收到疏散到广东的命令时，已是83岁的他身边必须有人照顾，他对妻子康克清说：“你得跟我一起走啊！”

康克清这时正在被“专政”，她为难地说：“对呀，我是该跟你一起走。可要是军代表要是不点头，我想去也走不了啊！”

朱德长叹一声：“那我只好给恩来打电话，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

这年10月，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朱德和康克清来到了广东，被安排到离广州100余里的从化居住。从化是一个气候宜人、环境幽静的疗养胜地，但朱德在这里过得并不舒心：他想散散步，却被告知，不许超过桥头的警戒线！他想找个人帮自己念念报纸，却被告知：自己看！他想到附近进行调研，却被告知：离开宾馆要军区领导批准！

朱德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气愤地对他说：“您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他们现在却这样无法无天地对待您！”

朱德却笑着说：“平常我们工作忙，难得有机会休息一下，准备将来回去更好地工作。在这里不也很好吗？不进城，也是一样生活。”

董必武也被安排到从化居住，朱德经常来看望他。朱德喜欢野外，喜欢大自然，天天都要外出，风雨无阻。而董必武只是在院子里进行一点必要的散步，他基本上是将自己关在书房里练习书法，甚至整天不出门一步。

有一次，朱德来看望董必武，他开门见山地说：“老进士，你不行啊！生命在于运动，可你不出门。”

董必武举起手中的毛笔说：“老总，你怎么知道我不运动？我一刻也没闲着。”

朱德却摇摇头说：“写字和运动怎么能一样？还得出去走。外面空气好，一走路，百病全消，散步是最好的运动。你这样，肯定活不过我，看来我得给你送花圈了！”

董必武笑着说：“我比你大一岁呢！”

朱德说：“我怕你活不到90岁。”

董必武说：“我们可以比一比么！”

朱德哈哈大笑：“比就比，你活不过我！”

两位老战友就这样互相鼓励，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邓小平则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来到了江西南昌，他们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的活，卓琳则被安排去拆线圈。当时邓小平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但他总是站着干活，卓琳让他坐着干，他却不肯，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

当时卓琳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身体很不好，上楼时都需要一手扶栏杆，一手让邓小平拉着。而夏伯根年事已高，邓小平作为三人中最“强壮”的劳动力，便独自挑起了家务劳动的重担，劈柴、生火、扫地等活，都是他一个人干。

不久以后，邓小平的工资停发，每月只发20元的生活费，为了给几个在外地的孩子多省些钱，邓小平夫妇的生活水平明显降低了，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成了普通酒。卓琳为了改善丈夫的生活，学会了酿米酒和做豆瓣酱。

后来邓小平又提议说：“咱们种菜吧！”于是他们开辟了一块菜园，向农民要来茄子、辣椒等种苗栽上，精心管理，几个月以后，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邓小平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正是靠着这种弥足珍贵的温情，靠着妻子的精心扶持，邓小平乐观地走过了政治生涯中那段险恶的光阴。

当时还有一些被监护的高干，也收到了疏散去外地的通知。10月15日，中办的一位负责人找到陶铸的妻子曾志说：“中苏关系紧张，可能要爆发战争，组织决定陶铸疏散到安徽合肥去，明天就走。”

当时陶铸已经身患癌症，曾志斩钉截铁地说：“不行，陶铸病的很重，恐怕挺不了几个月了，就是走，我也得为他准备一下！”

对方望着曾志坚决的神情，只好让步说：“3天，就给你3天时间，3天后必须走！”

曾志回到家后，将此事告诉了陶铸，并希望和他一起走。陶铸却摇摇头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

曾志看着重病在床的丈夫，不禁泪流满面：“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3天了……我过去忽略了做妻子的义务……我对不起你！我一直想着补偿……”

陶铸拉过曾志的手说：“不，我非常留恋过去的生活。不要难过，想一想早已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很幸运了。谢谢你，曾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总是在我的身边。”

陶铸说完以后，拿出一张纸片递给曾志说：“不说了，这是我最后送给你的一点纪念。”

曾志打开纸片，只见上面是用钢笔写的一首诗《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曾志捧着丈夫的诗作看了又看，然后小心翼翼的卷起，一针一线地缝到了衣服里……

1969年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病逝，享年61岁。

1970年4月24日，全军部队疏散已经历时半年，战争仍没有发生，中央军委认为应对苏军大规模突然袭击的紧迫性降低了，便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解除了过去关于苏军可能利用某些时机发动袭击的情况判断。

1970年春天，在职的中央领导人陆续返回北京，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也陆续在1971年至1973返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