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库珀：通过怜悯、同情和爱，最高贵的心灵证明其美德

在英国诗歌史上，威廉·库珀上承亚历山大·蒲柏，下启华兹华斯，是他的时代最受欢迎的诗人。他通过书写日常生活和英国乡村风景改变了18世纪自然诗的方向，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都受到他的影响，另一名浪漫主义诗人骚塞更是为其著书立传。他本有机会获得桂冠诗人的头衔，但因为晚年的他对于尘世的虚荣已经厌倦，选择了拒绝提名。不过，库珀能够以诗人的身份名世，却是因为一场意外，或者是幸运的不幸。

告别属世之事，开启属灵生活

威廉·库珀1731年11月出生于英国赫特福德郡伯克哈姆斯特德教区，他的父亲约翰·库珀是当地圣彼得教堂的牧师，他的母亲是安妮·多恩。他的出身不能算是显赫，但也足堪高贵。他的伯父斯宾塞·库珀，第一代库珀伯爵，也是民事诉讼法院的法官；他的叔父阿什利·库珀，在上院任书记六十年；他母亲的先祖就是圣保罗教堂主任牧师、诗人约翰·多恩。直到晚年，库珀对于这样的家世渊源仍很自豪。但库珀的童年却并不幸福，他的母亲在生产弟弟约翰时，难产而死，这是库珀一生的阴影。很快，无人照顾的库珀被送进寄宿学校。在寄宿学校里，库珀遭遇了比他年长的孩子的霸凌，这使他在人生的幼年就表现出忧郁和绝望的倾向。接着，库珀进入威斯敏斯特学校，在那里，他接受了良好的文法教育，也结识了日后的众多朋友。毕业之后，他在伦敦跟随查普曼律师学习法务知识，但相对于会客厅的愉快热闹，库珀显然对于律师事务兴致索然。

据库珀的自述，那段时间他整天待在叔父阿什利·库珀在南安普顿的家里，和他的三个堂妹嬉戏打闹。大妹妹哈里特，后来成为赫斯基夫人，在库珀的晚年给予了他亲人的关怀和温暖。二妹妹西奥多拉，优雅体贴，富于才华，库珀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但叔父拒绝了他们结婚的请求，并且搬离了南安普顿的住处。库珀更大的挫折还在后头。1763年，已经获得辩护律师资格的库珀在家族的庇护下进入上院任通报职员，原本有机会更进一步，任宣读秘书或者委员会秘书，但远大前程带来的压力却让库珀精神崩溃，甚至自缢以求解脱。这也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就告别了属世之事，开启了属灵生活。

他的弟弟约翰将他送到圣阿尔班的科顿医生那里，在那里，他完全地归服福音。病愈之后，库珀拒绝再回到伦敦，弟弟约翰将他安置在亨廷顿。在亨廷顿，库珀遇到了玛丽·昂温，昂温夫人担当起了护理工作，库珀说她“在26年之久的时间中，填补了我母亲的空缺”。1767年，莫利·昂温先生去世，库珀和昂温夫人在约翰·牛顿牧师的安排下搬到奥尔尼。在奥尔尼，他和约翰·牛顿积极参与教区事务，并且完成了著名的《奥尔尼颂诗集》。但在1773年，库珀又一次遭遇精神崩溃，这一次似乎更加严重。此后，这种折磨还会或轻或重地反复。在牛顿和昂温夫人的精心照料下，库珀渐渐恢复，昂温夫人为了避免库珀再一次落入疯狂的深渊，鼓励他重新写作。在18世纪80年代，库珀几乎写出了他所有的重要作品：1782年，第一部诗集出版；1785年，第二部诗集出版。尤其是《任务》的出版，不仅让他声誉日隆，而且为他带来了晚年的朋友。虽然库珀时常会受到忧郁症的困扰，但除了昂温夫人、牛顿、赫斯基夫人，命运还赐予了他奥斯汀夫人、海利，以及他的表外甥约翰·约翰逊，他们都是扶助他的臂膀，帮助他完成了《荷马史诗》的翻译。1796年，昂温夫人离世，约翰逊接替了她的护理工作。1800年4月25日，诗人在亲人的照顾下温和地告别此世，去往他渴望的极乐世界。

自然中的审美感性和道德情感

对库珀来说，写作不是为了不朽的虚名，而是和恶魔的生死斗争。因为加尔文主义严格的拣选和摒弃，库珀的一生在得救和背弃之间来回摆荡，离开喧嚣的伦敦后，他在英格兰乡村的自然中找到了自己被拣选的证据：“那儿的山，河，森林，田野和果园，/让他想起他的造主的力量和博爱”。他在英格兰乡村徜徉，就仿佛亚当在伊甸园，“幸福地沉思他的天工，施展/在他创造的一切上！/在自然最微小的设计上追踪，/神圣力量的签名和印记，/轻而易举造作的复杂发明，/不受襄佑的视力看不见美”。库珀对自然的审美感性延续了新教对造物的沉思传统：“一旦心灵蒙福，它能从一切事物上升华出神圣的、甜美的、有益的沉思。”但在18世纪自然诗传统中，有意地和蒲柏的隐居相区分：蒲柏的隐居，连同他的托利党赞助人博林布鲁克、伯灵顿，是因为对当局持异议，而他们的家长制和古典共和主义政治理想体现在他们隐居之后营造的自然式园林之中；而库珀对此则予以讥讽，嘲笑他们的政治野心随时准备死灰复燃，“抱怨每一封邮件姗姗来迟，/渴望被告知战事胜利还是失败，/责备自己的懒惰，认为，虽然为时已晚，/离开一个摇摇欲坠的国家是有罪的，/跑去朝起觐见，被以礼相待，/下跪，吻手，又一次显赫于庙堂”，因此不能领会自然的真谛。库珀眼中的自然不是人工营造的庄园，而是未经干预的乡村；而他在自然中发现的也不是政制，而是新的审美感性和道德情感。

感性，对于库珀来说，仅仅是审美的还不够，还必须上升到道德层面。感性如果仅仅是审美的，就很有可能造成神经过敏的、自私自利的人格，就像库珀寓言中的牡蛎和灌木，“最好生成一块石头/粗糙的形体什么也没有感觉，/好过像我一样柔软，/拥有如此敏锐的感性”，“因此生命就被浪费，哦，呸/在被接触，然后喊道‘不要’”。库珀显然是在针砭当时英格兰商业社会矫揉造作、感性泛滥的风气，“你敏锐的感觉”，“还有你的/不论它承受什么恶行，/如果这么容易被冒犯，不值得，/那么被怜悯或者赞颂”。“通过怜悯，同情，和爱/最高贵的心灵证明其美德；/那些，那些是真正敏锐的感情，/证明它们的主人是半神”。库珀的感性从自然而来，在自然中领会造物之功，众造物之间因为共同的亏欠而平等，而感性不是人借以倨傲的特权，相反是上升到至善的阶梯。

库珀把“怜悯，同情，和爱”推及动物、黑奴，以及一切受到不平等的迫害的造物。库珀在家里豢养了三只野兔，并为他们分别命名：特内、帕斯和拜斯。在他们生病的时候照顾他们，带他们外出消遣，每天晚上在客厅为他们安排游戏时间，看他们欢呼雀跃，尤其是特内，“一片土耳其地毯是他的草坪，/他喜欢在上面蹦跳，/像小鹿一样上蹿下跳，/摇摆着他的屁股”。他像老父亲一样，看他们长大，并且发展成不同的性格。他在报纸上看到黑人奴隶的遭遇时，当即站在这些沉默的受难者的立场上直言：“英格兰有什么权利，我想问，/将我和我的福乐分隔，/折磨我，奴役我？/羊毛一样的卷发和黑皮肤/没有丧失自然的宣示；/肤色不同，但爱怜/一视同仁地居于黑人和白人中间。”

当然，诗人的审美感性和道德情感离不开帝国时代的背景。大英帝国的扩张，为英格兰带来了可观的财富，但是也带了腐化的趣味和败坏的道德，尤其是大英帝国的心脏——伦敦，更是溃烂的病灶：“品味和财富宣称/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首都，/骚乱和糜烂说它是最坏”。帝国时代的艺术、科学、贸易都登峰造极，“那儿，被雷诺兹一触，乏味的空白变成/光辉的镜子，自然在里面看见/她所有反映的形象。培根在那儿/不止给予石头女性的美，/还赐予大理石嘴唇查塔姆的雄辩”；“她精密的仪器/她用它们估量，计算，和观测/所有距离，运动，尺寸，到哪里/一会儿测量芥子，一会儿计算行星的周长？/在伦敦。哪里的贸易有这样一座市场，/如此丰富，如此拥挤，排水便利，供应充足，/像伦敦一样”。为辉格党意识形态张目的苏格兰启蒙哲学家描绘的社会蓝图似乎实现了，但库珀和卢梭一样，怀疑科学和艺术的繁荣是否能给社会带来幸福：“她的纪律松弛，最要紧的/是惩治而非防范违法行为；/她是严苛的判罚窃钩者/的死刑，但是滥施生命，/自由，时常还有荣誉/给公众资金的盗窃者；/国内的小偷必须绞死；但是他把/印度各邦的财富放进/他狼吞虎咽臃肿肥大的钱包，却逃过惩戒。/既不明智，也非善事/通过对神圣经文亵渎和异端/的诋毁，她已经妄自取消/和废除，尽可能全面地，/上帝的全部律令和意志；/把风尚提高到真理的位置，/把她自己的习惯和风俗放在/权威的中心，直到安息日的仪式/已经简化成不受尊重的样子，/膝盖和跪垫已经几乎完全分离”。苏格兰启蒙哲学家指望的风尚并没有带来优雅和幸福，或者只是给少部分人带来了表面上的雍容华贵，但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是贪污、分化和不信任。诗人提出警示：“我们帝国的穹顶，本来无比坚固，但因为你，/成了残损的结构，马上就要坍塌。”

在反对辉格党意识形态方面，库珀和蒲柏的相似大于分歧。他们都从乡村立场出发反对城市：“上帝创造了乡村，人创造了城市”。乡村代表自然，而城市代表反自然。不过，在蒲柏那里，乡村体现的是自然的理性秩序，进而是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力的正当性：“咨询此地的神灵；/它命令水升或者降，/帮助雄心的山峦攀登天穹，/或者螺旋递进挖空山谷，/招徕乡村，环抱绿林，/移栽欢欣的树林，此处树荫不同彼处，/延伸线，时断时续；/你种植如作画，工作似治园”。库珀吸收了自然神论对自然的理性设想，“接着带着幻想的眼光去审视，/远到想象力可以伸展的边界，/一万条河在他的命令下奔涌而出/从永不低落的瓮流经每一片土地，/这些像是汹涌澎湃的洪水，/那些蜿蜒平静地流过河道，/白云缭绕的高山，果实累累的峡谷，/每一个民族的帆船分布其上的大海，/其他天球饮光的源头，太阳，/夜晚的王冠，头顶的新月，/无数的星星，每一颗都在他指定的位置，/牢牢锚定在空间的深渊”，但他否认自然就是神的全部，“而是作为一个阶梯，通过它灵魂/从非凡的手段上升到更重要的目的，/当然，虽然拾级而上却不曾践履，/从低级的存在攀升到上帝，/看到，不凭借虚幻的光或者暗，/地为人造，人自己为他造”。在库珀看来，只有蒙福的人、领受启示的人，才能读懂自然的真意，领会造主的仁慈和怜爱，才能利用好感性的禀赋，不仅享用自然的丰美，也同情和扶助受难的造物。库珀的审美感性和道德情感正是从宗教角度对帝国时代辉格党意识形态的回应，当然它们非常有力地参与到了福音派社会改革运动中，但我们应该从世俗社会的改良运动中看到宗教对英国社会现代化的推动。换句话说，没有库珀的宗教思想，他的审美感性和道德情感就是无源之水。而随后的华兹华斯也延续了库珀对辉格党意识形态深刻反思的脉络，不过更加凸显了审美感性和道德情感，压抑了库珀式的宗教狂热，但在他对自然的启示式的书写中，我们不难找到相似的狂热。

热衷于教区事务、反对奴隶制

在现实事务层面，库珀非常热衷于教区事务，虽然他不善于抛头露面、登台讲道，但积极赞襄乡村教区的大小事务，比如写诗敦促纳税，劝导人们安息日做礼拜，在圣诞日公布的死亡清单上附诗安抚人们。他和福音派牧师约翰·牛顿合著的《奥尔尼颂诗集》流传甚广，至今在信徒中仍有影响，在他身后，多家教堂制作彩绘玻璃窗纪念他的虔诚，其中包括圣尼古拉斯教堂、西敏寺的圣乔治会堂。他鼓励乡村的教徒谦卑虔诚、克勤克俭：“你将不会缺乏/什么，意识到你的德行，我们可以俭省，/一个比我们富有的人也不能送出什么”他曾经和小昂温接受诺丁汉的议员罗伯特·史密斯先生的委托，每年冬天把40或50英镑分发给奥尔尼的穷人，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将在救济的分配上最好地践行我们的审慎……亵渎者如此亵渎，如此滥饮，并且放荡在毫无价值的事情上，以至于如果使他们分享他的慷慨，将是滥用它。然而，我们承诺没有人将碰到它，除了可怜的穷人，与此同时勤劳而又诚实。”在库珀看来，乡村教区才是帝国真正的核心，新教精神是帝国穹顶的拱顶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是新教精神在帝国范围内的一次成功实践。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库珀虽然反对奴隶制，但对于帝国却格外忠诚，甚至态度强硬。帝国时代新兴的邮政和报纸，让库珀坐在乡村的小屋里就可以对帝国事务了然于心：“谁能说/它的消息是什么？我们的军队醒着？/还是他们仍然，像服了鸦片/对着大西洋的波浪打鼾？/印度自由了吗？她戴着她装饰羽毛/和珠宝的头巾和平地微笑，/或者我们仍然碾磨她？”这里，打鼾的士兵就是在北美殖民地败北的士兵。库珀在北美问题上是个强硬的鹰派，他把北美十三州的失守归咎于英国士兵爱国勇气的缺乏，在英国签订和约之后，他不无夸张地说：“我把美洲的失守，看作英格兰的毁灭。”他在北美战争期间，对于法兰西对美洲殖民地的支援耿耿于怀，写作《凯歌》嘲讽法兰西顾此失彼，连失本地治里和圣卢西亚：“野心勃勃，虽然武功废弛，/她不是让所有民族都充满恐慌？/她不是教忘恩负义的孩子，最好/把匕首对准母亲的胸脯？/她不是授予多此一举的恩惠，/把独立加到反叛者的头上，/帮助他从英格兰的王冠上拽下一颗宝石，/妄想有朝一日嵌在自己冠冕上？/谁会可怜法兰西？那样所有敢于/无端煽动战火的国家都将繁荣昌盛，/那样所有认为和平可以出卖，鲜血/可以交易，兑换黄金的国家都将繁荣昌盛。”

库珀对印度的态度似乎和他对北美殖民地的态度相反，但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他支持的福克斯的印度法案在上院遭遇否决，也就是说东印度公司不能实现国有化。那么，印度就只是东印度公司职员的私人钱包，“狼吞虎咽臃肿肥大的钱包”，而不是大英帝国的财源。他在印度法案流产之后，给友人写信说：“将放弃对一个我们没有权利的国家的任何领土兴趣。”当然，我们厘清库珀对帝国政治的态度，不是要对库珀进行帝国主义的事后审判，更不是要得出他是一个待在家里的殖民头子这样荒谬的结论。在库珀的时代，帝国是既成事实，但库珀试图对帝国进行改造，让它不再是掠夺、嗜杀、腐败的帝国，而是一个新教的帝国，也是自然的帝国：“那儿东方的爪哇/和最西方的土著一起跪拜，/埃塞俄比亚伸出手/礼拜”。在今天看来，这也许更多的是对殖民地的强制，在当日或许主要是对殖民者的规范。

库珀的诗歌在整体风格上追求晓畅明确，虽然他也能写出蒲柏式的英雄讽刺体，嘲讽帝国时代的弊病，但他显然更偏爱时而低吟浅唱，时而直抒胸臆的素体诗。他曾在给小昂温的信中写道：“让诗说散文的语言，而不乏味，这样安排它的词语，仿佛它们自然地从一个即兴说话者的唇间流淌而出，全无鄙俗；和谐，优雅，不为了凑韵而调换音节，是一个诗人能够担负的最艰辛的任务。”但是自然并不意味着松弛，库珀时刻提防着松弛，对他来说，这不仅是语言上的松弛，更是道德上的松懈。他把约翰逊博士对阿肯塞德的警示性诊断铭记于心，“词语被堆积，直到几乎不能理解意义，精力离弃了理智，定居在耳朵里”。因此，库珀把表意的明确，甚至每一个词语的明确，都看作一次道德实践，甚至宗教仪式。

这本选集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呈现库珀诗歌的面向，分为“动植物诗与早期生态思想”“物品诗与早期全球化思想”“18世纪的理性与情感”三辑，在某种意义上，呈现的是21世纪眼光下的库珀，以期摆脱英美学界习惯加在他身上的宗教诗人的硬壳。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库珀在宗教上的热忱，但他也是一个帝国时代的公民和诗人，他从自然出发对大英帝国时代涌现的趣味问题、道德问题、生态问题、全球化问题的思考，不仅是我们反思历史的鲜活材料，也是面对今天的棘手难题时的隐秘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