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学子担任公民代理人，历时两年为9名工人讨回欠薪

8月4日，总计15万余元的欠薪打到9名工人的账户上时，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法学专业2020级学生岳欣然、胡依冉终于松了一口气。

岳欣然、胡依冉是中国政法大学准律师协会法律援助中心的成员，两年前，在志愿法律援助中，她们作为公民代理人，为9名被欠薪的工人维权。在学长的鼓励下，经历了漫长的管辖权异议、庭前准备、反复开庭、申请执行等环节，案件在今年8月初执行成功，工人们终于拿回了被拖欠的工资。

9名工人讨薪受阻，向法援中心大学生求助

两位大学生和9名工人的缘分始于两年前的秋季学期。彼时，刚上大二的岳欣然、胡依冉作为学校法援中心的值班部长、培训部长，经常在昌平校区东门法律援助站接待来访当事人，她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与当事人交谈、了解案件情况与诉求、查阅和分析相关材料等方式，为当事人提供专业意见，以及提供书面法律意见、撰写法律文书等。

2021年9月，在一位师兄的介绍下，岳欣然、胡依冉接待了这9名求助者。因疫情原因，她们在线了解了工人们的情况。2021年3月至5月，李某等9位当事人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辗转河北省三河市参与哈尔滨某公司承揽的施工项目。工期结束后，当事人未收到合计15万余元的劳务费，与用人单位反复协商后，只收到了一张工资条，劳务费支付仍然遥遥无期。

“就给俺们打了个条，每次找过去，都说以后给，那人家要是诚心给你钱，早给了不是？”提起当年讨薪之难，当事人之一余志刚满是无奈。他是来自辽宁朝阳的一位普通农民，因电焊技术在行，平时和熟悉的老乡们“抱团”外出打工，“我们没有挂靠单位，哪有活儿就去哪儿干。”然而2021年5月，在河北的工程干完后，工人们却碰了壁。

“干活儿就指着这点钱，大家确实着急，为了要钱什么法子都想了，要了四五个月，眼见要不着了就想着找律师吧，我们啥也不懂怕被骗，看报道说这些大学生帮人一百多万都要回来了，俺们就想多一条路吧。”余志刚说，9名工人里有的50多岁，也有的20来岁，30多岁的他算是中坚力量，会上网，在和大学生建立联系后，便将事务全权委托给了学生们。就这样，岳欣然、胡依冉开启了帮工人们维权之路。

案件涉及多位当事人，大学生决定做公民诉讼代理人

“他们被欠款的事实很清楚，也有欠条，但因为是跨省务工，案件在管辖权方面有些棘手。”胡依冉介绍，两个小伙伴在着手分析案情时发现，劳动争议的案件应该仲裁前置，但务工履行地在河北三河，当事人也没有和公司签署劳动合同，难以在哈尔滨当地进行劳动仲裁，因为该案没有进行劳动仲裁程序，在是否能够直接起诉方面，学生们犯了难。

在翻阅了大量材料和咨询了学长之后，一个司法解释让她们打开了思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5条的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人民法院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这时，工人们千方百计追来的工资欠条起了大作用，她们决定直接起诉。

根据代表人诉讼制度，“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人数众多，一般指十人以上。”胡依冉介绍，本案中是9名工人，不满足这一条件。因此，两名20岁刚出头的大学生萌生了为工人们当公民诉讼代理人的想法。

“亲自上庭，我们做得到吗？”“一旦官司打不赢，岂不是辜负了工人们的信赖？”反复纠结中，她们也在寻求法援中心小伙伴和有经验的学长们的帮助。大家一起分析后认为，本案的难点在于当事人数众多、案情复杂；且管辖法院不在北京、疫情形势又格外严峻。沟通之后，工人们希望由学生们全程代理。经过反复讨论，法援中心最终决定提供公民代理的援助服务，由胡依冉、岳欣然主要负责。

首次和专业律师过招，办案历经“一波三折”

与当事人进一步沟通案件细节后，岳欣然、胡依冉马上开始着手准备材料，最终选择在劳务合同履行地三河市提起诉讼。但在2021年11月15日立案审查通过后，因疫情等因素影响，本案直到2022年5月20日才进行了第一次线上开庭。

“没想到第一次开庭就遭遇了对方的诉讼策略，对方提出管辖权异议，这意味着法院要先进行管辖权异议的审理，经过裁定等环节才能进入案件的实体审理，这又得拖几个月，没想到对方在一审裁定下来后又进行了上诉。”岳欣然记得，直到2022年8月，有关管辖权异议的上诉裁定驳回才下来，转眼已是学期末。

2022年12月，该案正式开庭，进入主体审理环节，当时新冠疫情严重，学生们都居家学习。也是这时，岳欣然和胡依冉的家长才知道孩子在做诉讼代理人。“因为得在家里线上开庭，需要安静的环境，妈妈得知后惊讶地问我‘你能给别人打官司了？’”岳欣然笑道。也因此，这起案件成了全家人的惦念，胡依冉回忆，有时家庭闲聊时，还会被父母追问“官司进行得怎么样了？”

这次开庭，也是两名“准律师”首次和专业律师的过招，学生们也见识了对方的诉讼策略。

“我们以为他们会从法律关系的角度进行辩论，没想到他们直接用‘推翻事实’这一招。”胡依冉介绍，被告企业有施工资质，但他们将工程外包给了没有资质的包工头，这就导致了工人后期的维权困难。在这起案件之前，也有工人直接起诉包工头胜诉，但在执行上遇到了困难，包工头个人并不具备履行能力，“他只要说没钱，没有可执行财产，胜诉工人依旧拿不到钱。”因此，此次大学生们“先思考一步”，追加了外包公司作为被告，为后期执行做了铺垫。

她们原以为只要拿出证据证明外包公司和包工头之间的关系即可，还说服了包工头出庭作证，但庭审中，对方律师否认当事人实际参与工程且未取得报酬的基本事实，并一连问了包工头二十多个问题，环环相扣，意在引导他否认工程事实。“我们俩还是很紧张的，害怕证人被他绕进去。”胡依冉说，她俩也没有示弱，将对方公司的责任和违规外包的问题一一详述，和对方展开激烈辩论，庭审持续了4个小时。

在两人的坚持下，今年1月3日，胜诉的消息终于传来。但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后续又经历了“一波三折”，因为工人们又遇到了执行难。今年4月10日，两名学生代理人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并不断给法官打电话，希望能给工人一些便捷的帮助。“当时9个案子被分到了5、6个执行法官处，一名法官了解到我们的实际情况后，决定想办法给我们一起解决。”胡依冉介绍，7月中旬，三河法院依法决定提前执行立案，并迅速冻结了公司账户的相应款项。沟通后，公司同意按照判决书履行给付，双方达成和解。

“法援，我们一直在路上”

“当时心情很放松，觉得没有辜负工人们的信任。”8月9日，岳欣然、胡依冉风尘仆仆地赶到河北当地法院办理结案手续时，几名工人代表也特地来京给学生们送锦旗表示感谢。因为在8月4日，被欠的工资已经打进了他们的个人账户。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感谢人家。咱老百姓是最知道冷热的，谁帮咱们，咱们一直记得，不含糊！”9月5日下午，余志刚在电话中向新京报记者说道，属于他的1.6万元血汗钱拿回来了，生活还要继续。“孩子上学，老家房子贷款，哪块救急，这笔钱搁哪块使。”言语间，他多次表达了对学生们的感谢。

“学生有机会作为代理人接手这个案子是很不容易的，只要能为当事人成功维权，哪怕提供一个咨询、求助的渠道，我们所做的都是有意义的。”9月6日，法援中心负责人、民商经济法学院法学专业2021级学生杨殊涵向新京报记者感慨道。

“每年新学期，法援中心都会补充34名新成员，为前来求助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我们一直在路上。”杨殊涵介绍，自1994年创办以来，10年间累计有408名成员加入法律援助中心，提供法律援助的学生们通过值班接待、文书代写、信件回复、出庭代理、线上援助、普法教育等多种形式，以学生身份，承担公益的法律援助工作，如今已累计接待当事人超过10000人次。

对于法律援助中心的同学们来说，此次案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法律援助工作还远没有结束。杨殊涵表示，来到法律援助中心的当事人，往往带着辗转多地、长期难以得到解决的案件，或者是存在证据不全、法律适用困难等复杂多样的情况，只要能为当事人提供有效帮助，同学们都会尽力。“每个工作日的中午，我们会准时出现在东门的援助站，希望尽可能帮助到需要法律援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