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守护人丨王道成：一本活的清代历史书

比起坐书桌，王道成更喜欢在客厅的饭桌旁工作，那里紧靠着一扇窗户，有阳光洒进来——他喜欢自然光更胜过灯光。沉入古籍时，泡杯淡茶也是享受，他顺便要感叹一句，“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

这位小个子的学者90岁了，面色红润，声音响亮，有点鹤发童颜的样子。谈话间，四川口音浓重，总是大笑。他自评耳聪，目不算太明，有轻微白内障，但不妨碍他每日阅读书报上的小字。

他的前半生研究文学，后半生研究历史。不过总结起来说，也是“文史不分家”。

读书、写作，经过了近70年的学术生涯，王道成写出了《颐和园》《圆明园研究四十年》《科举史话》《慈禧太后传》等著作。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阚红柳评价，王道成是中国系统研究清史的第一批学者之一，也用自己的古典文学知识素养，为清史研究留下了独特的文化视角。

8月中旬，王道成告诉记者，自己正在整理编辑一本上百万字的《国朝畿辅诗传》。他曾向阚红柳说，自己还有一个为颐和园著新书的计划。

“王老师给人的感觉是，他好像还能有一万年的光阴用来做学术。”北京燕山出版社社长夏艳说。

“文史不分家”

成为清史专家以前，王道成的人生还有两种可能性。

1951年，他曾报名参军，但是征兵要求身高要达到1.6米，“我正好差一公分。”

带有些遗憾，他参加了当年的高考，考入重庆大学中文系，希望能实现另一个梦想——成为汉语言、汉文学的专家。“那会儿的同学们都想当作家，但我知道我这个人缺乏想象力，当不了作家。我就希望通过努力，成为一个专家。”

王道成从小就对古典汉语文学颇有研究。

1933年，他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父母开油坊，他是家中老大，被祖父寄予厚望，两岁时就被教授识字。按当地习俗，四岁零四个月时，他接受启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等。六岁他拜到一个前清秀才门下，学习四书五经等旧学，而后“七岁作对子，十岁修文章。”到了十二岁考入中学，开始接受新学教育。王道成记得，自己是学校里唯一一个能够用文言文作文的，被老师评价“文如秋水”。

1952年，院系调整，王道成转到四川大学中文系就读。1955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次年又被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在国文教研室、新闻系文学教研室、直属汉语教研室等多个研究室工作。25岁起，他就给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讲古文课了。因为讲得好，学校通过群众评议给他颁奖。拿到奖金后，正好是除夕夜，他去店里买了一大袋子软糖，“晚上在家里，一边看书一边吃糖，很快就把糖全部吃完了。”

1972年，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决定成立清史研究小组，由时任人民大学副校长的郭影秋任组长，编制为四十人。而当时教研室只有二十个人，其余的人就从档案、党史、语文、哲学等院系调取。王道成也被力邀加入。

当时他很犹豫，“我说我都快四十岁了，我人到中年还改行?”来邀请他的同事告诉他，文史不分家，文学也是清史的一部分，“他还和我说，我已经教了十几年书了，应该坐下来搞搞研究了。”

也是在那位同事的解释下，王道成明白了彼时清史研究的形势：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提出要组织人力编清史，周恩来亲自主持筹备编纂工作，并决定在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后因种种原因，有关工作一直被耽搁至上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经北京市委批准，人民大学才正式成立清史研究小组。

“那会儿，清史这门专业很不被重视。搞古代史的人，认为它是封建社会的末梢，没有什么可研究的。搞近代史的人呢，认为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史都是属于古代史，跟他们无关。”凡此种种，王道成听后，生出一种填补学术空白的使命感。

1972年4月，他如约调入清史研究小组。

研究历史，要坐得住

王道成回忆，清史研究小组成立之初，郭影秋提出了编写《简明清史》《清代大事记》《中国历史纲要》等任务，全组大多数人力集中在此，他则被分配完成外来的约稿任务。1974年，他和同组另外两位同事接到上级要求，写一本谈《红楼梦》历史背景的书。

“从《红楼梦》提出问题，进而讲述清代历史，再归结到《红楼梦》，这是我们的写作方法。”三人重新并多次阅读《红楼梦》，结合公开的档案及材料分析，于1976年4月出版了七万多字的《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王道成说，为避免追求个人名利的嫌疑，他与同事们商定用一个集体笔名“施达青”——彼时，人民大学停办，清史研究小组全建制分配至北京师范大学，“施达青”即取自“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的简化谐音。

后来，《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被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吴恩裕和冯其庸称赞见解新颖、史料翔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论述《红楼梦》历史背景的著作。

这是王道成有生以来出版的第一本书，他在今天评价，“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它毕竟是我清史研究历程中走出的第一步。”这本书的成功加强了他对清史研究的决心与信心。

1975年，王道成受北京出版社及颐和园管理处之邀，参与《颐和园》一书的编写。

起先，责任编辑给他们规划了写作方向，要求按照《定陵》一书的模式，写“颐和园是用劳动人民血汗和才智建成的”“颐和园是封建帝王罪恶统治的象征”的主题。王道成却觉得，这样写书虽容易，却没有生命力，“太政治化了，像命题作文一样。”

他与几个编写组成员，花费一周的时间，到颐和园与群众游园，听他们的兴趣所在。最后总结出了四个问题：颐和园是怎么修起来的?修园子之前，这里是什么样子?建成以后，这里发生了哪些事情?颐和园的建筑和园林有什么特点?

为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又去请教更多领域的专家。听北京大学的侯仁之教授讲述海淀的历史地理，请清华大学建筑学家吴良镛讲解颐和园的园林和建筑，也请梁思成的助手、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莫宗江带他们游园、讲课。

此外，他们跑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翻看已有的文章与书籍，发现许多原先的历史说法是不准确甚至矛盾的。“比方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到底是用了多少白银?有人说800万两，有人说2000万两、3000万两、6000万两，最高的有人说8000万两。最高数字和最低数字相差10倍之多……到底根据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他为此买了公交月票，每天都坐车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泡一整天，读一摞摞的上谕档和奏折原件。任何一个笃定的历史细节都需要翻阅海量的档案。他举例，只为考据慈禧的父亲叶赫那拉·惠征在安徽任上时的情况，他整整看了三个月的档案。

最后，王道成与同事们为书拟出五个主题，即颐和园的前身、颐和园与慈禧太后、解放后的颐和园、颐和园是劳动人民智慧与血汗的结晶、颐和园主要景物介绍。王道成代表编写组，在审稿会上汇报情况，被批准取代了原先责编定下的写作方案。

1978年11月，《颐和园》正式出版，王道成记得，当时有关专家将其评为“国内关于颐和园的最有权威性的著作”。

在王道成看来，编写《颐和园》是他研究道路上的转折点，“让我真正理解到了，如何才能做好研究工作。”他解释，此前编写《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参考的多是易找的公开资料，而要写作《颐和园》，他需翻阅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档案。

这是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王道成说，须得耐得下心、坐得住，从浩瀚文库里寻找和印证历史真相。写《颐和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估摸自己看了上千万字，笔记也记了十几本。

90岁，仍在著史

2002年，现北京燕山出版社社长夏艳到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认识了王道成。王道成虽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退休，但仍然为所里的许多研究项目做评审或主持。

在夏艳的印象里，王道成“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介书生”，总穿衬衫，鞋子永远干干净净。且他做事极其认真，每每为研究所的项目写审稿意见，总要交付二三十页工工整整的手写文章。夏艳也是后来才知道，王道成作审稿意见，总是先以草书快速记下，怕同事们看不懂，再规规矩矩地誊写一遍内容。他脾气也好，“从来没有拒绝过我的任何大小请求。”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王道成就住在张自忠路上人民大学老校区内的一间公寓里。他的妻子前年去世了，现如今他独居在那里。

四个房间塞满了书，在地上、桌面上叠得和人一样高。这些书除了用于研究外，还和授课有关。过去他给学生讲课，“每讲一门课，就要有一套相关的书。”而他讲过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十几门课，藏书因此很杂，他估算，少说有三万册。

他今年刚满90周岁，自评除了有高血压及前年给心脏做了两个支架，身体还算不错。他的睡眠好，一觉能睡八个小时以上。每天早上九点，他会给女儿打个电话，“证明我还活着。”因为坚信不能光动脑、不动身体，他不愿请保姆，自己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他举例，煮粥时，他会同时做自己发明的保健操，从梳头开始，到眼睛、耳朵、颈部、腰和腿，全套下来要20个动作、花费半个小时，以作锻炼。他仍保有一定的生活情趣。夏艳说，每年春节，她都会带一束水仙花拜访王道成，因赏水仙是他过年的保留节目。

生活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仍是做书与写书。8月中旬的一天，王道成向记者展示自己正在参与制作的《国朝畿辅诗传》，全篇有60卷左右，一百多万字。受燕山出版社委托，现他已完成了点校，正在为诗文内容做注释。

夏艳解释，对北京历史文献研究而言，《国朝畿辅诗传》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它记录了从顺治到道光年间，京津冀地区的代表性诗人的代表性作品。这对于我们研究清代文史会非常有帮助;且里面存了大量的史料，比如关于金银器呀、首饰呀，要考证物质文化史也可以参考;当然，对于诗词爱好者也是一种福利，大家所熟知的都是唐诗，但其实清代诗歌又是另外一个高峰。”

夏艳认为，王道成这样的专家是编辑《国朝畿辅诗传》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既对北京的文史十分熟悉，又有极强的文献及古典文学功底，“尤其是那些诗词、骈文，国内能够做精确的、恰当的点校注释的专家非常少。”

以夏艳的话来说，王道成的贡献难能可贵，因为做古籍文献整理，是一个“赖汉子干不了、好汉子不愿意干”的活儿，它对学识和精力的要求都很高，但是在学者评职称时，又不讨好，不能算是科研著作。“学界都认为，搞研究才是比较牛的事情，整理文献，那都是在整理前人留下的东西。”

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阚红柳评价，王道成在历史学领域的贡献是独特的。她举例，王道成对于科举史、圆明园、颐和园等等的研究，都尝试从文化历史层面去解析其历史，这在上世纪清史研究初兴时，是非常有特色的视角。“这可能和他的出身，和他早年对文学的学术积累有关——王老师的研究有机地结合了文献档案与诗文。”

或是得益于长年的古籍文献工作的积累，王道成至今仍有着让阚红柳难忘的记忆力。“他的逻辑和时间线总是非常清楚，比方说你问他圆明园历史中的某一个事件，不管是再细枝末节的内容，只要他学习过，他都可以原原本本把每个时间点、相关人物立刻说清楚。他就像一本活的清代历史书一样。”

阚红柳说，王道成快90岁时，忽然和她提起，因颐和园又整理公开了一批新档案，他要去细细读来，摘出有益的，为他先前所作的《颐和园》作内容补充，再出一本新书。她非常讶异于他的旺盛精力。

王道成认为，自己离“真正的退休”尚且遥远。

“当年一起上大学的有108个同学，现在在世的只剩十几个了。这十几个人里边还能够干活的，就我一个人。”8月中旬，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他掰着指头笑称。

他有一台老式电视机，宽厚无比，用了20多年了。晚上他用它收看北京卫视的《觉醒年代》，常常看到半夜才睡。“我对民国史没有那么熟悉，看这样的片子感觉能有些了解。”电视机下面的柜子里，放了几十本发黄的笔记本，是他苦心造诣一生的清史研究见证。还有些内容，直接存在了他的脑子里。

“我读了那么多年档案，存下这么多些材料，里面有许多，后人恐怕都是很难看见的。”他说，“趁我还有精力时，只想将它们多多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