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德法两国的科技发展历程？

到目前为止，“科学文化经典译丛”已经涵盖了《葡萄牙科学史》《韩国现代化之路》《美国科学史》《美国技术史》《德国技术史》《意大利科学史》《西班牙科学史》《美苏科技交流史》等等十几种图书，这些书从国家的视角，着力展现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中，各国政府、机构、大学、社会以及传统文化对科技发展的影响。讲述了技术转移的本土化过程，以及科学成果和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既讲述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脉络和全景，也不乏各国政府的博弈和权衡，竞赛和合作，科技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科学家生活方面耐人寻味的描述。每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和科技起点不同，所走的科技发展之路也各有千秋。

方在庆：德国科技，从后进变先进

从国别科学史来说，跟中国比较接近的可能就是德国和日本。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都是从后进变成先进。但是，从后进变成先进，而且保持领先地位的，德国是一个典型。

要谈到德国，就离不开德意志的历史。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在1871年普鲁士经过三场王朝战争之后才统一。后来又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最终形成现在的德国。所以我们讲到的德国，是以普鲁士为主。从科学技术的意义上来讲，它的发源可以追溯到普鲁士科学院的创立。

1700年，莱布尼茨创立了普鲁士科学院。创立初期，德国在整个世界的科技版图上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成果不大。普鲁士科学院创立了一些规范，应该是被遵循了。这里位于普鲁士北方，第一气候不好，第二环境也不好，用一句不太好的话说，就是鸟都不拉屎的地方。1810年，柏林威廉大学成立，此时，普鲁士科学院已经成立一百多年了。

好多学者还是不愿意在地方待着，比如说亚历山大·洪堡。他现在被认为是洪堡大学的两个创立者之一，当年就不愿意待在柏林。因为环境和气候都不好，人口也比南方少很多。但是普鲁士奋发图强，采取了很多策略，吸引了大量来自法国宗教迫害的胡格诺教徒，他们带来了很多先进的工艺。此外，普鲁士科学院也吸引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像伏尔泰、莫培督等人，欧拉等人都在那儿工作过。从科学成就上讲，这一百年乏善可陈，主要是奠定基础。

1806年，法国拿破仑打败了普鲁士，普鲁士于1807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提尔西特和约》，割地赔款。所以1810年建立柏林大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柏林大学是在外在压力下建立的，但是也有很多内部的因素，从大学本身来讲，已经要进行改革，从传统的只重视教育这种单一的方式，转变为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然后把自然科学引入到传统的四大学院里面去，把哲学学院扩大。

在威廉·冯·洪堡看来，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只有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学术研究是个人处于既孤寂又自由状态下思考的结果。只有处在这种状态中，个人的注意力才能高度集中，从而产生创造性的工作。教学必须与研究紧密结合，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个性发展，从事他喜欢的学术研究。

另外，柏林大学还导入了比较先进的制度，尤其是研讨班。这种制度不只把学生当作一个被动的听众，而是一个积极参与的整合体，学生也参与教授正在进行的一些工作。这种改革调动了大学师生的积极性。洪堡的大学理念，实际上影响了德国乃至世界的大学模式，像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大学都照搬洪堡的理念。

随着德国国家的统一，工业需求的增加。纯粹的学术研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所以要成立大学之外的研究所，最典型的就是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研究所的成立，实际上是三方合力的结果：首先是学界的支持，另外就是政府和工业界的支持——比如说西门子和亥姆霍茨。

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在德国开创了把物理和技术、工业结合起来交叉研究的先河。交叉研究打破原有的框架，最重要的一个成就就是黑体辐射实验，这是导致物理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结果。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为基于科学的工业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对科学仪器、测量装置和材料进行检测和证明。英国国立物理学实验室，美国国家标准局，就是以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为规范。

到了1910年，整个学界都觉得要进行变革。除了大学之外的研究所，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体制变革，就是原来的高等工学院并没有博士授予权，在很大程度上被歧视。高等工学院并不归文化部管，而是归贸易部管。很多工科教授对这种现状非常不满，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做了很多改革，比如说把工科教育从纯粹注重师徒传承，转成要加强数学学习，两者结合起来，同时进入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

有一些工科教授和威廉皇帝的关系非常好，在19世纪末到1900年的时候，工科院校也与大学一样，具有同等授予博士的权利，而且也提升到文化部管理。这对于工科院校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尤其这些工科大学教授，本身跟实业界联系非常密切。

到1910年的时候，他们觉得应该成立一个重大机构，就是威廉皇帝学会。威廉皇帝学会实际上是几方合作的结果。19世纪德国建国开始就开放了很多机会，犹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这是他们的祖先不敢想象的——当时犹太人在很多国家都受到歧视，是二等公民。在欧洲找不到另外一个国家，能像德国这样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智。所以，很多犹太人主动提出，要向科学研究捐款捐物。当有人提出成立威廉皇帝学会的时候，犹太银行家利奥波德·科佩尔就主动捐献了一笔巨款，而且提出不要以自己的名字出现。当然他跟皇帝的关系就好了，这样就建立了和上层的联系，在社会上更有安全感。

皇家出地，犹太人出钱，再把一些重要的、有名望的人招过来，成立威廉皇帝学会这件事情也就水到渠成。从中可以看出，这也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威廉皇帝学会成立了几年之后，德国人想把爱因斯坦请过来，因为爱因斯坦当时被认为是哥白尼式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还没有在柏林——被他们自认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地方，那太没有面子。所以，普朗克和能斯特这样的学界大佬礼贤下士，亲自到苏黎世去找爱因斯坦，并提出了非常优惠的条件。第一，给予爱因斯坦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称号，这是所有德国科学家梦寐以求的事情。第二，爱因斯坦担任柏林大学的教授，但是可以不上课。第三，专门为爱因斯坦成立一个物理学研究所。另外，工资也是最高等级。在爱因斯坦没答应之前，他们已经找犹太人商量好了，犹太人愿意给爱因斯坦支付额外的工资。就这样，爱因斯坦成为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的创始所长，实际主管所务5年，名义上任职至1933年。

然后就是20世纪以后的一百年。二战以后，德国教育进入一个起飞阶段，普及高等教育。在德国上大学，原来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现在因为中学改革，上大学的机会增加，人数也增多。另外，德国特别强调社会公平，讲究平等。在德国没有进行大学改革之前，理论上每所大学都平等，学生注册以后，到另外一个地方修学也可以，学费也是得到承认的。但是后来发现，这种平权导致了一个问题。大学教育是由州政府来管，比较穷的州没有精力来改善大学的条件，所以后来采取精英大学的方式。2005年开始实行的 “卓越倡议” ，则强调突出“质”的提升与大学的精英化。

在这里面我想强调，德国人一直在思考自己有哪些不足，当自己落后的时候向别人学习，到领先的时候，考虑如何保持这种优势。德国科技非常强调文理、技术和科学的交叉，这打破了一些框架。德国的这种社团主义，特别值得学习。

比如说，柏林最有名的医学院就是夏里特，是柏林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共享。这在中国可能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其实在德国，其他大学也沉淀了很多交叉学科。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比方说认知科学，它除了脑科学以外，还有心理学、哲学，还有计算机，所有这些都要结合起来。为此，德国人花了很大的气力。

现在聊天机器人chatGPT特别时髦，我就问它，德国的科学技术如何取得领先？它给了我一些很官样的回答，但有几点我还是觉得很可取，就是德国总是在求新求变，尤其是政府、学界、实业界，而企业在创新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好，像弗劳恩霍夫学会很多做法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比如说，那些比较小的企业，人数比较少，资金也比较少，但是它也想通过技术转移，技术创新而受益，怎么办？它们可以搞委托研究，政府先出钱，通过技术转移让小企业获利，以后再还回去。这里面有很多的规定，比如说工科学校的教授可以在工业界工作多少年，有的规定必须工作多少年，所以，大公司聘用了大量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有很多科学家得到了锻炼。对于他们本身的理论和技术成果转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姚大志：法国科技的发展历程

法国科技发展历程的切入点是国别和长时段。长时段是法国年鉴学派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和中时段短时段相比，长时段会产生一些不同的问题。

法国科技发展的一般特征被称为柯尔贝主义。我们知道，让-巴蒂斯特·柯尔贝是路易十四时期的一位政治家，一般被认为，他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继黎塞留之后法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推动法国走上了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道路。

柯尔贝主义在法国科技发展当中，主要有什么样的体现？首先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科技体制——主要科研机构非常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国家管控关键的技术系统，我们了解比较多的，就是铁路系统、桥梁道路这些基础设施。另外就是产业研究以国家需求为导向。我们会看到，到处铭刻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它的科技体制和我们国家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也有很多学者，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认为，法国就是欧洲的中国。

首先是科学革命的地方化。传统的科技史就是一个非国别的科技史，它们往往以科技通史，世界科技史等面貌面世。这种传统科技史的趋势往往会认为，科学的历史是由天才人物和重要的理论构成——这确实没有问题。对居住在科学王国中的人来说，国家的边界并无太多意义。在一部科技通史中，没有人去关注居住在意大利北部的伽利略和居住在尼德兰地区的笛卡尔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语言，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交流。伽利略提出来一个新的看法，在英国的一些科学家，还有法国的科学家自然而然就会以某种方式得知。科技的这种交流也会无障碍——但国别科技史并不这样认为。

比如说，无论是伽利略还是笛卡尔，都活动在第一次科学革命时期。科学革命不仅意味着新知识体系的建构，而且必然经历一种地方化的过程。什么叫作地方化？其实就是一个知识从a地到b地，这是一个空间的传播，同时它要花费时间，要通过某种途径，有的时候非常复杂。重大理论创新必须在不同国家当中获得成功传播，才能够实际产生影响。不是说一个国家报道了另外一个国家最新的科学成果，这个成果就在一个新的国家落地生根了——并非如此，可能要经过斗争。传统的科技史，用亚历山大·蒲柏的这句话就可以体现出来：“神说，让牛顿去，万物遂成光明”。科学的传播，似乎知识一旦被提出来。或者说是被创造出来，或者说被发现，它就像光一样，迅速占据每一个空间。既不需要时间，也侵占了所有的空间。但是，牛顿力学从英国到法国的传播，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且漫长。比如说莫培督在1728年访问了英国，1731年成为巴黎皇家科学院的终身院士。有了这样一个终身的教职之后，他就可以把自己在英国了解到的牛顿力学在法国发表了。1732年，他发表了《论行星星体的差异》，这是在法国境内第一篇使用牛顿力学原理做的科学研究。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在1687年出版的。一直到了18世纪30年代，法国才真正开始推动基于牛顿力学研究纲领的一些自然科学研究。到1735年，莫培督领导皇家科学院两支探测队测量地球形状，他带领了一支探测队到北极的拉普兰地区进行大地测量。一直到18世纪中叶莫培督本人去世的时候，法国官方科学家才总体上接受了牛顿力学纲领。然后我们会看到“神说，让牛顿去，万物遂成光明”，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另外一个例子是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在法国的境遇。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但他的理论在法国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波澜。这不是因为法国人对英国科学有成见，而是因为法国本土就有进化论传统。我们后来把拉马克主义塑造成一个错误的，或者说是落后的理论纲领。实际上，即便到了20世纪或者21世纪，拉马克的传统在法国境内诸多学科中，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正是因为在法国有非常强大的进化论传统，因此他们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无非是对于进化论本身做了一些修订，并没有达到一个革命或者科学革命的力度。我们也知道，有相当多讽刺达尔文的画作，实际上都是出自法国人的手笔。理论的传播和实际影响在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我们会看到，只要带了国别史的视角，这样一种情况就会被发现。

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对于法国科技发展来说，就是巴黎和行省，中心和边缘的二元结构。从国别的视角去考察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如果落脚在法国，它有一个清晰的结构，也就是巴黎和外省。巴黎在18世纪晚期成为世界科学中心，重要的科学机构也都汇集在巴黎。皇家科学院、皇家天文台、巴黎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综合理工学院、巴黎高师等等。

布鲁诺·贝斯特一本书最近就要问世，书名翻译成了《智慧巴黎》。但我对书名的翻译有很大异议。书名当中的sawan在18世纪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学者，那书名就是《学者的巴黎》。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博学，那书名就是《博学的巴黎》。博学和智慧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我给这本书写了一个推荐词，读一下杰出的思想家，伟大的发明、重要的机构交织出现在此，就是巴黎城。宏伟的宫殿，平凡的街道，优美的建筑，曾经遍布了科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的足迹，这就是当时的巴黎。尤其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时候。强调巴黎的重要性有其历史依据，这跟波旁王朝对于君主制不断加强和巩固，以巴黎和凡尔赛地区为中心的政治局面相关。巴黎有一种虹吸效应，将人才、资源等逐渐吸引。

18世纪的时候，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重建科学院。他征求伏尔泰的意见，伏尔泰推荐莫培督出任院长。伏尔泰也是当时普鲁士科学院最令人尊敬的哲学家，这也可以看作是巴黎对于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

但是不应该忽视地方各省的发展状况，方方面面我们都不应该忽视。我统计过一个表格，足可以说明，在大革命之前，巴黎之外的各个行省建立的地方科学院，差不多有二十四或者是二十五家。其中一家地方科学院——蒙彼利埃的皇家科学学会，这家机构的章程档案依然保存在蒙彼利埃城市所在的朗格多省档案馆。从中可以看到，蒙彼利埃在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地方，但是在18世纪的时候，它非常重要。蒙彼利埃的医学家和巴黎地区的医学体制之间，在17世纪、18世纪甚至进入19世纪都有非常紧张的竞争关系。为什么？因为波旁王朝，波旁家族的传统封地就在蒙彼利埃。波旁家族成为法国的皇室，之前他们的家庭医生就来自蒙彼利埃的医学院。当他们进驻到巴黎的时候，蒙彼利埃的地方医生就自动晋升成为法国的御医。在18世纪，法国的首席御医也代行了管理全国卫生健康事业这样一个行政官员的职责。一半的医生是来自巴黎地区，另一半的医生是来自蒙彼利埃地区，他们的势力非常强大。因此，在蒙彼利埃和巴黎之间，至少在医学领域有非常强的竞争关系。如果说聚焦在国别史，我们自然就会发现，巴黎和外省之间有丰富的互动和张力。

我们再来看法国工业化道路上的挑战。大革命之前的几十年，法国的决策者和企业家实际上已经密切观察到了在海峡对岸的英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他们意识到，工业革命爆发了。工业革命这个词首先是法国人创造出来的，不是英国人自己创造。法国决策者相信，如果波旁王朝不能够真正挑战在工业革命当中崛起的英国，至少希望法国在短期内能够有效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但是法国并没有走上英国工业化的道路。英法之间的竞争在工业化道路上也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在1786年，法国和英国就签订了英法贸易协定。法国决定打开自己的大门，让英国的工业化产品涌入法国的市场。贸易协定产生了非常大的争议。当时有些法国人认为，法国这是在自杀，一旦打开国门之后，法国的整个产业或者说是某一些产业将会遭受灭顶之灾。当时，签订协议的法方重要代表就是爱德华·波耶特，他是法国当时一个重要的外交家，据说长年驻扎在西班牙，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英国确信法国的工业化计划肯定会成功，它拼尽全力、耍尽手段要加以阻挠。因为强权国担心一旦丧失商业优势，就肯定会不吝金钱，也不怕责数。所以，如若法国制造业令其感到有丝毫不甘，它一定会倾销货物，不怕亏损，直到成功破坏并摧毁法国制造业。为了避免某些局面的出现，英国肯定会对法国采取同样的手段。因此，在与英国签订贸易协定，打开本国大门接受潮水一般的英国工业产品的时候，法国人，尤其是决策者对于将要面临的这种局势，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任何国家对于以往成功范例的模仿，都会开辟出新的道路。没有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可被视为规范和标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对于法国的工业化或者现代化来说，它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有了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英国存在，法国的工业化道路就不可能再遵循英国的道路。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句话也可以诠释我们所时常听到的那句话，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没有一条既定的道路。虽然现代化的理论就像很多的社会和历史学理论一样，许诺人类社会或者是一个国家可能有一条普适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但实际上，历史研究往往会指出，并没有这样一条既定的道路可走。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短期。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可以看它的政策，可以看它的科技体制创新体系。但是，如果是长时段来观察，一定要注意它的精神气质和意识形态方面长期的作用和价值。像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样，有一些精神气质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在一个国家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当中。法国科技发展的这样一种精神气质，典型体现在了技术官僚群体当中。受现代科技体制培养出来的技术官僚，是把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理念贯彻到国家治理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什么叫作技术官僚治理？就是technocracy，首先是出现在美国，是个英文词汇，一战之后传入欧洲，直到20世纪中期才在法国或者法语当中被接受下来。但是，这不等于说在历史上法国不存在技术官僚。相反，法国有非常深厚的技术官僚传统。尤其是工程师学校或者是大学校，具有培养优秀工程师的悠久传统。

比如说，综合理工学院或是国家行政学院培养出来的专家，在日常的工作中会不断地走入管理岗位和行政岗位上，成为真正的科技官员或者技术官僚。这段历史非常漫长，一直可以回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到现在为止，它的这种传统也非常具有连续性。19世纪中叶之前，法国典型的科技官僚，技术官僚可以称之为工程师、学者，他们分享着特定的职业精神气质。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法国的工程技术体制和理工科的精英教育模式，塑造了19世纪中叶之前法国工程师学者的理想类型。他们分享着对于科学的重视，对于数学重要性的认同等等这样一些精神气质。更重要的可以体现在拿破仑给综合理工学院的校训当中：“为了祖国科学和荣耀”。拿破仑在1804年访问、视察综合理工学院，提了这样一个校训。他不仅强调了科学的崇高地位，也传递了爱国主义的理念。对于科技专家来说，法兰西不仅意味着祖国，还意味着科学的普适性以及荣誉感。这些理念赋予法国技术官僚以力量。法国科技专家的这种精英主义传统，赋予他们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我们会看到，因为汽油涨价就会上街游行的普通法国人，实际上对于一些重大的科技和工程决策没有发言权。因此我们知道，在法国，核能在能源的总体供应上，占比超过了百分之七十。即便是在德国或者是其他国家，这种情况都很少见——因为这至少会有一个民主讨论过程。但是在法国，技术官僚的精英主义以及对于专业技术问题在权力上的把控，是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从长时段和国别的角度来看，法国具有这一鲜明特点。

整理/施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