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一个由来已久的谬误

一个由来已久的谬误，说的是用以交换的物品和服务是等值的。价值被视为客观的，是固存于这些物品之中的一种特性，而非表达个人急于获取它们的一种渴望。这一学说认为，人们首先衡量出物品和服务的价值量，然后再拿其与其他具相同价值量的物品和服务相交换。这一谬见损害了亚里士多德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也损坏了2000年来亚氏继承者的推理方式。它严重损害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辉煌成就，也使得他们的低级抄袭者，尤其是马克思及其学派的著作完全作废。现代经济学立基于下面的一种认知：恰恰因为附着于交换物的价值的不相等，才引起了它们之间的交换。人们之所以买卖，只是因为他们对放弃的物品的估价低于所换得之物品的估价，因此价值度量的观念是无效的。交换行动无论在之前或在交换中都与所谓的价值度量毫不相关。某人可能对两件物品有同等的评价，但这时就不会有交换发生。可是一旦出现了不等的评价，我们能够说的就是某a价值高于某b，因而取a舍b。价值和评价是某种内涵的量而非外延的量。它们不容许利用基数来掌握。
然而，“价值可度量并确实在经济交易行为中得到度量”的错误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某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成为这一谬见的牺牲品。魏塞尔和费雪也认为价值的度量是自然的事情，而且经济学必定能指出并解释这种衡量的方法。而更传统的经济学家则干脆认为货币即“一种价值的尺度”。
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评价（valuing）意味着取此舍彼。无论在逻辑的、认识论的、心理学的以及人的行动学的意义而言，只存在一种范式的取舍。至于哪个女孩能成为爱人，谁可以做朋友，外行人如何欣赏图画，抑或某一消费者看中一块面包而不是一块糖果，这都不重要。取舍，总意味着喜爱或渴望a甚于b。正如异性之爱、友谊、同情、赞美之没有标准和不可度量一样，物品的价值也不可度量。如果某人以两磅牛油交换一件衬衣，对这笔交易我们能说的只是：在交换的当时及当时的情况下，他喜欢此衬衣甚于那两磅牛油。可以肯定地说，每一个取舍行动必须有某种强度的心理感受。对特定目标的希冀在强度上是高低可分的，而且这一强度决定了成功的行动带给行动者个人的心理利润（psychic profit）。但心理满足的量只能凭感觉。而此感觉则完全是个人化的，其强度不可言状于他人。
没有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能建构一个价值单位。让我们记住：两个单位的同质供给物，其评价必定不同。赋予第n阶单位的价值低于预予第n-1阶单位的价值。
在市场社会里有货币价格存焉。经济计算按货币价格进行。商品和服务在市场上的买卖或买卖的预期，都是以货币量来计算的。如果说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人，或某一社会主义制度——即不存在生产资料之市场的经济体制——里的总经理能够作经济计算，那无疑是一种臆说。在市场经济的货币计算与任何非市场体制的计算之间，乃无路可通。
价值理论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制度主义者及历史学派曾经指责经济学家采用了孤立个人之思想和行动的假构。他们认为这种鲁滨逊式的生活方式对研究市场经济的情况毫无用处。这一指责多少有些道理。孤立个人的及无市场交换之计划经济的构想，只有通过以下一个暗含性的假设——在思想上矛盾，也违背现实——才可使用：在一个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的经济体制里，经济计算也有可能。
经济学家没能认识到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同，无疑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但社会主义者却无任何理由充当这一谬见的批评者。因为这个过错恰在于经济学家默认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也可求助于经济计算”这一假设，因为他们声称社会主义计划是可能实现的。
当然，古典经济学家及其不肖传人是不可能认识到这里所涉及的问题的。如果物品的价值确确实实是由生产或再生产其所需之劳动的数量来决定，那么就不存在进一步的经济计算问题。劳动价值论的支持者应该受到指责的，并不在于他们误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问题。其致命之误在于他们的毫无根基的价值学说。他们当中有人确实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之构想是彻底改良社会的有用和可实现的模型，这一点并不与他们的理论分析相冲突。但它却与主观主义的交换论迥然相异。如果现代经济学家不能认清这里涉及的问题，那是不可原谅的。魏塞尔曾经正确地指出：有许多经济学家不知不觉地研究起共产主义的价值论来，而对社会现状的价值学说却懒于深究。具有悲剧意义的是，他自己也未能幸免在此失足。
在一个立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里，也可能存在经济管理的理性秩序。这种幻想根源于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论，而它之所以能久而不灭，则是因为现代经济学家未能把主观主义的理论思考贯彻到底，并得出最终结论。所以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就因这些思想派别的缺陷而兴起并得以自存。这些思想被马克思主义者斥为“资产阶级自私自利之阶级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伪装”。社会主义理想得以滋蔓，确实是因了这些思想流派的错误。而这一事实却也能清楚证明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以及它的现代支流——知识社会学——的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