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涉外法治到人民调解，他们让法律有温度也有力度

深耕未成年人和妇女权益保护20余年，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律师；带领团队努力打造回天地区“家门口的公证处”的公证员；参与发布首个数据恢复技术国家标准的司法鉴定行业专家；践行立法为民初心的机关干部……

8月30日，第二届“北京榜样·最美法律服务人”新闻发布会召开。北京市司法局政治部主任张卫东公布20位“最美法律服务人”。“这是我们从全系统2000余名公务员、5万多名律师、4万多名人民调解员、400多名公证员、1000余名司法鉴定人、300余家司法所中，层层选拔出来的，是法律服务工作者中的优秀代表。”张卫东介绍。

为“立良法促善治”助力

孙秀荣是北京市司法局立法四处的年轻干部。她的工作正是为法律服务人开展工作提供法律依据。

“2015年，我开始从事城市建设管理领域的立法和相关法治工作，将近八年的时间，先后承办了多项重点立法项目。”孙秀荣告诉记者，《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立法令她感触尤为深刻。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十四五”时期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虽然深圳、上海、广东等地也先后为城市更新立法，但北京的根本性差异在于，北京是唯一一个要求必须减量发展的城市。

面对这样一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立法，如何能够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是基础。

“有一次我们实地走访了东城区龙潭街道的一处简易楼，它建于上世纪60年代，楼体已经有多处开裂，但是因为楼板承重性能很差，无法做抗震加固，存在安全隐患。楼内29户居民多是住了几十年的老人，因为楼体做不了外墙保温，也没有铺设暖气，冬天屋里很冷，需要穿棉袄。”孙秀荣说，屋内还没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居民要共用卫生间，生活十分艰苦。

这一次调研对孙秀荣触动很大。“像这样的简易楼北京还有很多。”孙秀荣告诉记者，这些楼都迫切需要更新。但是，如果按照原规模翻建，无法满足现行建设标准要求，而且没有独立厨房、卫生间的，不属于成套住宅，无法办理产权登记。此外，她和专班同事通过调研还发现，有的老建筑临街而建，按照现行的建设标准，需要与道路保留5米的间距，“如果翻建，那么建筑本身就没有空间了，所以没有办法按照现行的标准翻建。像这样实践中的堵点问题还有很多。”

问题摸清了，如何破解？孙秀荣和同事们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多次向全国人大、有关部委请示报告。最终，《条例》拿出了切实管用的实招硬招。例如，规定了为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实施的危旧楼房成套化改造项目，增加的建筑规模可以单独备案统计，进行全区统筹；规定了无法达到现行的建筑退线、建筑间距等标准要求的，可以按照不低于现状的标准进行审批等等，真正做到了对症下药、精准施策。

今年3月，《条例》正式实施，切实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这让孙秀荣颇有成就感。

与国家和企业共成长

孙秀荣为立法忙碌，彭俊则为用法努力。作为一名长期奋战在涉外法治一线的律师，彭俊认为自己“与国家和企业共成长”。

2013年，成为第一位代表中国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出庭辩论的中国律师；2014年，参加中欧投资协定历时7年35轮的谈判。对于代表中国政府出庭辩论的经历，彭俊引以为豪。

“中国政府在WTO案件中一般会同时聘请中国律师和国际律师。国际律师负责起草辩词和出庭辩论，中国律师在证据和中国法律上提供后台支持。”彭俊说，他从2003年开始一直在做这些幕后支持工作。

2013年9月，彭俊接到了商务部的电话。“我们准备试点中国律师直接出庭进行英文辩论。你正在代理欧盟和日本诉中国的钢管案。我们想以此案为突破口，你敢不敢？”

“当然不能说不敢啊！”彭俊告诉记者，他马上拍胸脯应了下来。毕竟是中国律师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庭，并且用英文辩论，彭俊的压力很大。他的对手已经在WTO出庭过100多次。

听证会上，彭俊和欧盟的律师辩论了3个多小时。“我负责辩论的诉点只涉及欧盟，与本案的另一原告日本没有关系。由于我们的策略得当，在我辩论时，对面的日本同行频频点头。”

听证会结束后，专家组的法官对彭俊竖起了大拇指。“我心里松了一口气，终于过关了。”在他之后，又有多名中国律师在WTO出庭，并且已经有案件由中国律师全面负责了。

彭俊告诉记者，“早期的WTO案件，我们更多援引例外为自己辩护，强调的是中国特色。大家都很清楚，相比于规则，规则的例外一定要更加严格地解释。否则，例外太多，规则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早期的案件中，‘围观’的WTO成员很少发声支持我们，甚至会站起来反对。”

不过，从2012年开始，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我们越来越多地主张规则，而规则的背后则是更多成员方的共同利益。”彭俊认为，“我们正在从得道‘寡’助向得道多助转变。”

知行合一解纠纷

与彭俊的工作显得高高在上不同，刘嘉嘉在不停地与老百姓打交道。

2007年，从海淀区司法局调入羊坊店街道司法所后，法学背景的刘嘉嘉信心满满，感觉自己可以在人民调解第一线有所作为。但就在那时，一起并不复杂的纠纷给她上了一课。

当时，社区一家超市开业，商家为了宣传造势，开展了“一元购鸡蛋”的活动。由于对情形估计不足，维持秩序的员工人数不够。在推挤中，一位年逾70岁的阿姨摔在台阶上，大腿骨骨折。“商家觉得一来不是员工推倒了阿姨，二来自己的店还没经营没有收入，就要面临索赔，心里总觉得有点委屈，于是态度上并不十分积极。”刘嘉嘉说，如果不是老人自己坚持要我们帮助调解，儿女们可能直接就打上门去了。

当刘嘉嘉入户走访调查时，老人的家人表示，如果超市提不出满意的解决方案，就一定要去法院告他们。“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我发觉受伤的阿姨一直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半闭的眼睛里似乎有泪光，身体也在微微颤抖。我以为老人是因为病痛所致，所以坐到床边想安慰她。”刘嘉嘉没想到，老人拉住她急促地说，“姑娘，我不要打官司，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从来没干过这么丢人的事儿”，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这一幕如一记重拳狠狠地砸在刘嘉嘉的心上。法学专业出身的她一直坚信，只要持法律之利剑，即可在解决纠纷时无往而不利。“虽然在我们的帮助下纠纷很快就得到妥善解决，但那一只手、那一串泪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刘嘉嘉开始思考，群众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民调解。

带着疑问和思考，刘嘉嘉继续探索求知，先后获得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和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执业资格。在工作中，她将学到的社会管理、心理咨询和法学的专业理论同人民调解工作实践结合起来，总结摸索出以当事人利益为出发点，找裉节、解怨气，以实现纠纷各方当事人利益最大化或者损失最小化为目的的双赢工作法。

2021年年底，刘嘉嘉编写了数万字的《人民调解工作指南》，为更多的同行提供借鉴。去年，通过层层推荐选拔，她成为北京市首批一级调解员中的一员。

“虽然不如公检法权威，不及律师专业，也没有行政执法的严肃性、规范性，但人民调解是为百姓生活解民忧、为政府决策察民情、为社会发展聚民意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刘嘉嘉愿意继续为提升首都市民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的系统工程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