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操作系统”与真实的生活（2）

当我坐在窗前的狭窄木板上思索着这些事时，内心几乎升起一丝愤怒，并不是因为世界像我描述的那样运作，而是我在生自己的气，因为我也总是遵循这世界的期望来运作。也许是想成为它的一分子，自己心甘情愿如此。因为这样的适应力，我们多多少少自愿回到泰勒主义的时代，今天的泰勒主义看起来已经大不相同，不再像从前那般嘈杂脏乱，但是我大可以这么论证，一些今天开始视作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让我想起了19世纪。
当时有芝加哥屠宰场的“拆解式生产线”（disassembly lines），那是提高生产力的完美形式。它的基础是先将整个生产过程完全分解，然后再让每一个步骤精益求精。亨利·福特（Henry Ford）将此模式应用到制造汽车的流水线上，其他许多行业也采取了类似的合理化步骤来提升生产力。当时工业革命的支流在经济各领域有了突破，于是全都以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依据，他的理论是将工厂视为机器，工厂里的工人就是机器的一部分。
如果将人视为非人的机器的一部分，那么个人便会在结构中消失融解。通常这对以此整体结构工作赚钱的人来说，的确有很大的好处。若从理论上来观察分析组织及其结构也有诸多优点，因为这些组织，譬如一家企业、一所大学或一家投资银行，就算换了在里面工作的员工、教授、从业人员也要能够生存下去才行。因此，如果不是观察个别的完整的人，而是分开观察人的特性和其在组织中的行动作为，在理论和实务上也是有其意义的。组织理论的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便认为，组织是“有意识地协调两个人以上的活动或力量的体系”，换句话说，他认为建立组织的基础不是人，而是服务、行动、交涉或影响力。
巴纳德独创的观点对后来的理论发展影响深远，特别是系统理论。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喜欢研读他的理论，有时就像在解逻辑智力测验的问题。系统性思考相当复杂而且抽象，但是在诠释现代社会时非常具有启发性，而且很吸引人。
一个完整的人，在这样的理论架构下不再是坐标系统，因为若是这样，我们就必须从各个面向来了解他，并试着加以解释，结果只会因为过于复杂而无法建立出理论模式。因此系统性的思考将人分解成三部分：有机体、精神和社会的系统，三者休戚相关，但又互不相通。譬如一个没有说出口并让人了解的想法，就不会是沟通以及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不存在。为了让这三部分在组织的实际日常生活中再次聚合且方便运用，我们需要一个辅助构想：这是人。他不再是“完整的人”或有“完整的人格”，而是一个运作的虚构假设。“人是经由人类的参与沟通……而产生。……他们不存在，他们不思考，他们只是为沟通目的而产生的沟通建构。”
这种观点当然也带来问题，如果人类作为完整的个体在这些结构中消失，换句话说，个人作为单位而被组织所排除，那么人有时就会产生认同问题，如此一来他顶多只是他的个别部分和个别功能的总和，而所有这些只有在达到特别目的后，才具有意义与重要性。卡尔·马克思已经在他对“工作的异化”的批判中提过。众多评论家也从不同角度赞同他的看法，然而人与行动脱钩不再只是想法，已经普遍成为事实。我们今天所处情况的最佳写照就是“异化2.0”（Entfremdung 2.0）。透过科技发展和多元选择的社会，我们经历至今最大程度的个人化和灵活化，然而透过全面且持续的要求与束缚，我们同时也活在最大可能的外在操控下。自由是一个幻象。
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的运作机制出现许多征兆，让这类观察显得特别醒目。金融市场的机制视人类这个单一投资者为结构化的人力资本，其风险可以任意搭配、重新组合，然后包含在由股票、债券、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物所组成的结构化产品里，再度在世界交易市场中端上台面。那些操作者就像现代的医学专家，混合了琳琅满目的个人及各环节的风险原料，制造出金融合成类固醇。
瑞士私人银行威格林（Wegelin）的管理人康拉德·胡姆勒（Konrad Hummler）将这过程比喻为“巨大的肉制品生产”：“从前用的是真材实料（里脊肉或大腿肉，也就是信贷或抵押），今天则是将整个躯体的各个部位再加以肢解、剁碎、混合，添加调味料，最后包装完成。”这让我们再次联想到芝加哥屠宰场的“拆解式生产线”。唯一的差别在于：这次攸关人类的生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