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7.理想的城邦正义：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喜马拉雅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周濂，欢迎你来上我的哲学课。

这一讲我们将隆重邀请柏拉图(Plato)出场。因为从第二卷开始，《理想国》(Public)的内容都是写于柏拉图的盛年时期，此时剧中的苏格拉底(Socrates)其实是柏拉图的化身。柏拉图不再满足于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他要对“正义是什么”给出一个普遍定义，而且他也不再满足只是在探讨伦理学，而是把问题拓展到了政治学、教育学、知识论、以及形上学。不过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仍旧用苏格拉底来称呼他。

一、从“灵魂的正义”转向“城邦的正义”

我猜想，在经过前面这几讲的铺垫，你们一定已经百抓挠心、心痒难搔了。有不少听友留言说，太烧脑了，好多纠缠的逻辑，而且感觉苏格拉底并没有成功地回应那些挑战。的确如此！苏格拉底也明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听完格劳孔(Glaucon)和阿得曼托斯(Adeimantus)的观点之后，他非常坦率地承认，之所以在正义是什么？正义的人是否比不正义的人过得更好？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那是因为“我们并不聪明”。

怎么办？苏格拉底建议我们先不探讨灵魂的正义，而是把视线转向城邦的正义。苏格拉底打了一个比方，如果我们的视力不好，偏偏有人又让我们读远处写的小字，那我们一定是看不清楚的，但如果这时在近处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内容，那我们就可以舍远求近，由大见小了。先来探讨城邦里的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灵魂中的正义是什么，这就是“由大见小”。

你一定会问，苏格拉底怎么知道城邦的正义和灵魂的正义是同构的？坦白说，苏格拉底没有直接提供他的论证。但是根据他的理念论，我们可以猜想他会这样回答你的质疑：就像美的东西之所以为美，是因为它们分有了美的理念，那么正义的东西之所以为正义，也是因为它们分有了正义的理念，所以城邦的正义和灵魂的正义是具有可类比性的。

1、什么是城邦正义的基本原则？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类比，《理想国》的论题就从伦理学进入到了政治学。在构想城邦的正义的时候，苏格拉底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劳动分工原则”。这个原则并不难以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禀赋，不同的禀赋就应该从事不同的职业，既然如此，那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每个人都只干自己最擅长的职业，比方说，乔丹就应该去打NBA，而不应该改行去打棒球，岳云鹏就应该去当相声演员，而不应该跨界到“我是歌手”现场去唱歌，当然了，乔丹改行顶多就是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个三流棒球运动员，少了一个最顶尖的NBA球员，并不会引起太多负面的社会政治后果。可是，如果一个三流的画家弃笔从戎、进而跨界去从政，就像希特勒那样，那危害可就太大了。所以苏格拉底说，“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说得再具体一点，苏格拉底认为，一个城邦里面主要由三种人组成：护卫者、武士以及生意人，如果这三种人“在城邦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城邦成为正义的城邦了。”我们可以用八字箴言来概括苏格拉底的“正义观”：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这个结论来的太快，你是不是有些猝不及防？让我们在这里稍微多停留一下，请听我做几个解释。

2、如何理解劳动分工原则？——城邦中的猪与猎狗

首先，我们要对城邦里的三种人做一个分析。这里的“生意人”是一个泛称，除了生意人，还包括农民、手工业者等等，他们属于城邦的生产阶层。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生意人从事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动机就是逐利，他们的人生目的就是“身体健康、太太平平度过一生，然后无疾而终，并把这种同样的生活再传给他们的下一代。”这样的城邦，按照格劳孔的说法，就是“猪的城邦”，猪的人生目标就是“活着”，而不考虑“活得好”的问题，更要命的是，即使是“活着”这么卑微的目标也注定无法拥有，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不同的城邦之间为了抢夺资源必然会发生战争，而“猪”是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所以就必须要引入“猎狗”来保护城邦，也就是“护卫者”和“武士”阶层。由于打仗是一种专门的技艺，而且守土之责重于泰山，所以护卫者和武士自然就成了城邦里的统治者。

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现代人来说，有些难以理解战争对于古希腊人的重要性，可是如果我们想一想苏格拉底的后半辈子经历了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要把护卫者和武士尊奉为城邦的统治者了。我们在第二十一讲中曾经提到，柏拉图对斯巴达的秩序心仪不已，所以他才会模仿斯巴达来建立贵族军事制度，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虽说猎狗的一般特征是对待自己人如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如严冬般的无情，但难免有时候会出现猎狗反咬自己人一口的问题，所以如何驯化统治者，就成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关于护卫者和武士的区别，以及护卫者也即哲学王是如何养成的，我们下一讲会详细论述。

二、为什么苏格拉底会说“每个人最擅长做的事情只有一种”？

现在我们要来思考这个问题，当苏格拉底说就其“本性”（nature，自然）而言每个人最擅长做的事情只有一种的时候，他的隐含之义是什么？我想要提醒你们回忆一下“功能论证”这个概念，没错，苏格拉底的意思是说，也就是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总有那么一件事情，是“非你不能做，非你做不好”的。

对于现代人来说，生活就像一场实验，这场实验要求你不断地调整方向，改换赛道，校准目标，去发现和实现那个“非你不能做、非你做不好”的“自然天赋”。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要不断地去试错，不断地去犯错，在经历了种种努力、奋斗、失败、绝望与痛苦之后，才有可能认识你自己，发现你自己，并最终成为你自己。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非常个人主义的生活观。但是，对古希腊人来说，生活却并非一场实验，当苏格拉底说“每个人最擅长做的事情只有一种”的时候，他并不是在鼓励人们不断地去试错，而恰恰是说，“政治组织有权力（power）把不同的社会职责强加给每个公民。”（帕帕斯语），在这样的社会里，重要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right）去发现和实现自己未知的天赋，而是每个人都有责任（duty）去固守和履行早已安排好的社会职责。

1、“永恒固定的界限”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们必须要同情地理解苏格拉底，在他那个时代，现代的个人主义视角还没有诞生，也没有个人权利（individual rights）的观念，苏格拉底主要是从整体主义的视角出发去思考社会分工合作以及城邦的秩序问题的，打个比方，在他心目中，城邦的运转就像一台设计精良的仪器，每一个零部件都应该处于它应该在的那个位置，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立足本职工作，发挥螺丝钉精神”，用古希腊人的话说，就是在护卫者、武士和生意人之间，存在着一道“永恒固定的界限”。

你一定会问，这个“永恒固定的界限”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谁有资格和权力来画这个“永恒固定的界限”？凭什么你是舵手，我是螺丝钉？从现代人的角度出发，我们很容易会对苏格拉底产生不满。因为他不是从个体的选择出发，而是通过讲述一个荒诞不经的“金银铜铁”的神话故事来让每个人“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的。

这个神话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所有人虽然都是兄弟，但是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高级的，他们是统治者也即护卫者。然后在武士阶层的身上注入白银，在生意人身上注入了铁和铜。苏格拉底说，虽然天赋是可以遗传的，但有时候难免会出现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的情况，所以统治者的职责就是要做好甄别工作，仔细检查子孙后代的灵魂深处究竟混合了哪一种金属，如果护卫者自己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也必须要大义灭亲，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也就是生意人的行列里，反过来说，如果生意人的子孙后代里发现了金子和银子般的人才，就要重视他，把他擢升到护卫者和武士的行列中。

苏格拉底说完这段话后，就问格劳孔：“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你看你有没有办法使他们相信这个荒唐的故事？”

你觉得这个故事够荒唐吗？从现代人的角度出发，这个故事简直荒唐透顶，因为它听起来就像是在主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和等级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文本，就会发现苏格拉底强调的不是“血统”而是“能力”，而且他也承诺等级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和流动的。当然，这些辩护并不足以让我们摆脱疑虑，当权者凭什么不把权力转交给自己的后代，而是选择“不拘一格降人才”？

最近火爆热映的《芳华》中，红二代郝淑雯面对质疑大叫“红色江山都是我爸爸打下来的”，反映的就是这样的心理事实。说的学术化一点，苏格拉底只是为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打了一张白条，并没有详细说明社会流动性是如何可能的。所以说，如果缺乏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人才选拔制度，仅仅依靠当权者的善良天性，是不足为信的，它一定会导致社会固化和等级制度。苏格拉底在《理想国》里提供的只是一种刚性的正义观，这是一种以“权力本位”的人治思维模式，就像“刚性维稳”必须要转换成为“法治维稳”一样，刚性的正义观也必须要辅以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才有可能摆脱它的任意性和危害性。

2、谁会相信“高贵的谎言”？

有意思的是，当苏格拉底惴惴不安地讲完这个金银铜铁的故事之后，心直口快的格劳孔毫不犹豫地说：“不，这些人是永远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的。不过我看他们的下一代会相信的，后代的后代子子孙孙迟早总会相信的。” 

苏格拉底松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我想我是理解你的意思的。就是说，这样影响还是好的，可以使他们倾向于爱护他们的城邦和他们相互爱护。我想就这样口头相传让它流传下去吧！”

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更何况这还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谎言，所以它不是普通的谎言，而是高贵的谎言。

苏格拉底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统治者自己也相信这个高贵的谎言，如果不能使统治者相信的话，至少要让城邦里的其他人相信。这话说的真是太有深意了。如果统治者也相信这个谎言，当然就会越发全心全意地维护统治秩序，如果统治者不信而被统治者相信，这个秩序依旧可以维持下去，可是问题在于，如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不相信呢？

Alexander Solzhenitsyn looks out from a train, in Vladivostok, summer 1994, before departing on a journey across Russia. Solzhenitsyn returned to Russia after nearly 20 years in exile.

最近网上流传一句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话，我怀疑是伪作，但道理很深刻，“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自己是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悖谬的情况？其实我在《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这篇同名文章中有过解释： 

“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仍旧可以继续发挥政治和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苟延残喘，但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它就仍然功能健全、运转良好，这才是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意识形态更可怕，因为它不再是少数人处心积虑地说谎，而是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共同维护那个公开的谎言。

谎言一旦变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赤裸裸的谎言不再承担造梦的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一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在装睡。”

从现代人的观点看，高贵的谎言也仍旧是谎言，它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从现代人的观点看，权力导致腐败，极端的权力导致极端的腐败，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把权力交给护卫者？结合了凶猛与温顺品格的护卫者是如何可能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讲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