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我军如何从惨败走向胜利？

导语：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特刊发金一南将军的文章，祝愿人民军队永远无敌于天下。

中国革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搏击，莫过于蒋介石发动的“围剿”与毛泽东组织的反“围剿”。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没有想到对付共产党人还需要“围剿”，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地“围剿”。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人虽然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开始直面星火燎原的中国革命局面，所以第五次“围剿”便倾全国之兵。

各地除留守部队外，凡能机动的部队都调来了，嫡系部队更是倾巢而出。

堡垒封锁，公路切割。远探密垒，薄守后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

蒋介石眼看得手，将红军压向一块狭小地域围而歼之了，共产党人又开始了长征。

一条红色铁流，蜿蜒逶迤二万五千里，任围追堵截，始终不灭。

中共党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步，莫过于出发长征。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最深重的苦难与最耀眼的辉煌，皆出自于此。

被誉为里程碑的遵义会议，也是长征路上的里程碑，是长征的产物。

四渡赤水、突破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这些史诗般的壮举皆是长征一步一步的过程。

甚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很大程度上也是红军长征的结果。

站在今天，我们不敢想象没有毛泽东的长征会怎样。

但毛泽东一开始是不想参加长征的。当然，那时“长征”还被称为“突围”。

当时，面对第五次“围剿”的凶猛之势，中共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总揽一切指挥大权，负责筹划秘密且重大的转移工作。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具体计划的组织实行。

“三人团”就红军突围紧张筹划且激烈争论之时，长征开始之前，在核心圈子之外的毛泽东，每天天不亮就在会昌城外爬山，并写了《清平乐·会昌》一首：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1958年，他对这首词作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

当时郁闷的毛泽东给“三人团”写了一封信，要求带一军团和九军团的部分官兵留在苏区打游击，请中央批准，随后再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中央回苏区。

看完信，博古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坚决不同意。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带上警卫员，冒着小雨，披上蓑衣，骑马去于都找毛泽东谈。

第三天，周恩来回到瑞金，只对博古说了一句话：“他同意随队转移了。”

至于与毛泽东都谈了些什么，周恩来未对博古说。

随去的警卫员回忆，两人在于都城北外毛泽东住地一直谈到深夜。警卫员送水都不被准许留在屋里。

这同样是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一个深夜。

如果毛泽东不参加后来演变成长征的突围，中央红军的命运将会怎样？

如果毛泽东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在那种空前严峻的恐怖情况下，毛泽东的命运又会怎样？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说服毛泽东随队长征，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极其重大，怎么说都不为过。

真实的历史充满偶然。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力，就是通过一个个优秀党人，把这些偶然变成了历史的必然。

历史的前进极其艰难曲折。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军五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开始向湘西突围，即后来所说的战略转移。

谁也不知道一旦迈出第一步，就要走上二万五千里。

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开始，并最后得以存活和发展，就是充分利用了“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蒋介石与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湖南军阀何键、贵州军阀王家烈、云南军阀龙云和四川军阀刘湘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

长征开始后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就是红军与陈济棠达成的秘密协议。

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之战，红军打得非常惨烈，损失过半。

后来，我们很多著作中描绘了敌人如何凶残、我军如何英勇，当然这些都是客观情况。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隐蔽在历史帷幕后面的客观情况，就是错综复杂的军阀之间的矛盾，使得敌方无法真正有效地完成湘江防御。

本身红军过湘江是非常困难的，到达湘江前，广西白崇禧的军队由南向北，湖南何键的军队由北向南，已经把湘江完全封死。

按常理，红军不可能通过这样的封锁线。

可是在红军大队人马到湘江之前，白崇禧突然调整战线，把封锁湘江的桂系军队的南北战线陡然调整为东西战线。他这一调整，湘江一下闪开了一个百余里的缺口。

白崇禧为什么突然做出这个调整？在桂系高级军官会议上讲话时，白崇禧说：

“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如果把湘江完全堵住，红军过不了湘江，必然掉头南下进入我广西，红军进入广西，中央军就要跟进广西，中央军在解决红军的同时把我桂系也就解决了。不如留着朱、毛，我们战略回旋余地还大些，我们现在是既要防红军，更要防中央军。”

白崇禧这段话不但看出来此人之精明，更在印证毛泽东的伟大——1928年毛泽东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通过深刻剖析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就已经预言到了中国这种奇特现象的存在。

这种现象的存在，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夺胜利的关键。

立足于中国大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力，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即便如此，突破四道封锁线也绝不是一次浪漫的行军。

红军过湘江还是蒙受了重大损失。

20世纪80年代，我在国防大学图书馆采编室当资料员，接待过刘忠将军。

他步履蹒跚送来一本回忆录——《从闽西到京西》，书中记录了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湘江之战中的若干细节和历史缺憾。

本来，他的举措应该能使红军避免重大牺牲的，然而还是功亏一篑。

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损失重大：红八军团番号撤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冒着弹雨蹚过湘江时，身边只剩下一个扛油印机的油印员。

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被隔在河东，全部损失。

中央苏区著名的“少共国际师”基本失去战斗力。红军队伍从江西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为30,000人。

当时，走在中央红军最前面的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领军团便衣侦察队首先渡过湘江，发现全州城是空城。而谁先抢占全州，谁就在湘江之战中居于有利地位。

刘忠立即建议跟在后面的一军团二师五团从速过江，占领全州。刘忠曾在五团当过政委，这是一支能打的部队，反“围剿”作战中曾荣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模范红五团”称号。

但现任团长陈正湘做不了主。而当时率领五团的二师参谋长李棠萼，觉得要听指挥部命令，须先向军团首长报告。

行军作战要求“兵贵神速”，也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到底怎么把握，全在指挥员自身。

可以想象，当刘忠写到这一幕时，心中那种半个多世纪也无法湮没的感慨：

二师李棠萼参谋长率五团已进到界首村停下，未渡湘江。我向他面告，全州城无国民党正规军，建议五团速渡湘江，进占全州城。

李棠萼犹豫不决，说须电报军团批准才过湘江，占全州。我再次建议机不可失，进全州城后再电报军团首长，他不同意，于是立即电告军团。

军团首长下午2时回电：渡过湘江，进占全州。

但为时已晚，军机稍纵即逝：湘军前卫已经进城，正在城外占领阵地布置警戒。

从作战层面分析，红军在湘江之战中损失巨大。中央纵队过于笨重缓慢，未能有效利用湘江缺口是其一。

一军团二师五团未能坚决抢占全州，也是其一。

后来湘军刘建绪部就是利用全州这个前进基地，向坚守渡口的一军团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中甚至冲到了军团指挥所。

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都拔出手枪参战，指挥所变成战斗最前沿，军团指挥员变成普通战斗员。

如果当时按照刘忠的建议，果断占领全州再行报告，一军团也不致落到如此险境。

林彪、聂荣臻也不会向中革军委发出那封让周恩来、朱德备感紧张的急电：

“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

从而出现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为惊险的一幕。

了解这些，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提及当年李棠萼贻误战机、失去控制全州的机会，刘忠依然耿耿于怀。

令他动情的不仅仅是个人失误，更是这一失误背后付出了多少战友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1935年1月，当长征队伍一步步深入西南腹地，逼近遵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知道他们正在接近最终使他们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吗？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西征，湘江之战又折损过半，当时需要检讨为什么失败了。

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胜利了，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为什么在湘江遭到这么重大的损失？

长征之前形成的“三人团”即博古、李德、周恩来，要通过遵义会议检讨湘江作战的损失。

这时候又形成了“新三人团”，即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

他们也要通过遵义会议检讨湘江作战的失败，并把它扩大到检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最终导致要求红军指挥层发生更迭。

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只是政治局五常委之一，按照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的顺序，毛泽东排名第三。

1月18日，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时，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至此毛泽东才回到军队领导岗位。

最高军事首长仍然是朱、周，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之后，红军对川军发起土城战役，作战失利。

被迫一渡赤水。

二渡赤水获得遵义战役的胜利，不是毛泽东指挥的，是一、三军团，林彪和彭德怀自动配合打的。

他们本来想打个小仗，却滚雪球一样把对方一个师给吃掉了，突然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大仗，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

三渡赤水前，毛泽东鉴于二渡赤水的胜利，主张打周浑元部。林彪反对，认为不能打，周浑元是中央军，不好打。

林彪主张打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军队。

在鲁班场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争论激烈，毛泽东很火，说，不按照他说的做，他就不干了。当时党内军内民主气氛浓，说不干就不干，举手表决！

结果一表决，毛泽东得票少，把指挥权给表决掉了。

许多人认为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开始奠定了军事指挥权，后面都是一马平川。事实上没有那么容易。

在三渡赤水之前，遵义会议获得的指挥权，在鲁班场会议上被表决掉了。

当晚毛泽东想了许久，提着一盏马灯去找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是党内军事最后下决心者和最高军事指挥者。

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周恩来最后下指示：表决作废，毛泽东依然是前敌指挥，部队依照毛泽东的意见，打周浑元部。

但是这次一打，又打败了，红军被迫三渡赤水，后来四渡赤水。

人们常说从胜利走向胜利，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这就是我们胜利的过程。

我们不是选了一尊神，跟着他就必然胜利，我们选择的也是一个人，他也出问题，也出错，但能及时发现错误，迅速改正错误。

对中国革命来说，每一次失败，都蕴涵着成功；每一次成功，又都潜伏着失败。

遵义会议后刚刚进入领导核心，毛泽东就碰到土城战役的失败；

二渡赤水后，成立“新三人团”刚刚确立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又来了一个鲁班场作战失利。

正是这些失败，使作为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毛泽东能越来越踩实脚下的土地，使他的思想越来越接近实际。

三渡赤水前，毛泽东听取了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五军团董振堂等各个军团首长的意见，调整方略。

恰逢那个时候，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电报的密码，也掌握了敌人调动的动向。

一方面听取前方指挥员的意见，另一方面连连截获国民党的情报，三渡、四渡赤水出奇兵，最后把国民党军队甩掉了。

四渡赤水不是一个出神入化、闲庭信步、游刃有余的行动，而是一次次面临绝境，陷入困境危局，一次次从危境中解脱，获得新胜利的过程。

连最富忍耐力的周恩来后来也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了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

连以宽容大度著称的总司令朱德，在四渡赤水期间也两次大发其火。

一次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朱德亲上前线督战，见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对躺在担架上指挥的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发了火。

另一次是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干部团奉命拆掉浮桥，但九军团还未过江，朱德知道后对干部团的陈赓、宋任穷发了很大的火。

宋任穷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

客观上说，红军到川、滇、黔以后，在江西苏区与敌军相比明显占优的山地机动能力也不明显了。就连最弱的黔军也有极强的山地行动能力，使其同样具有行动飘忽的特点，并非不堪一击。

即使是二渡赤水的遵义大捷，也使红军付出了很大代价。

遵义战役后彭德怀给军委的报告中说，红三军团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三个团，每连只能编四五个班。可见部队损失之大。

况且，红军作战，人生地不熟，没有根据地，没有老百姓给提供消息，提供粮食。在赤水河连续四次走“之”字形路线，大家的耐受力都达到了极限。

在这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大勇大智，就是果断地面对困难、挫折和失误，迅速修正主观设想，投入客观实践。

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绝不是历史用托盘端上来的一份幸运礼物。若把四渡赤水看成一场出神入化的神机妙算和从容不迫的便携行军，糟蹋的是我们自己那部艰难曲折的奋斗史。

即使过去了多年，今天人们参观泸定桥，驻足桥头，看着那13根铁索，依然能感觉到“大渡桥横铁索寒”的惊心动魄。

而另一处天险“腊子口”，山口仅宽30余米，两边全是悬崖陡壁，周围尽为崇山峻岭，除此便无路可走。

当时担任主攻的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他当年34岁，是中央红军中一员猛将，在艰难曲折的长征途中，一路先锋一路烈火，飞夺泸定桥的是他，强攻腊子口的也是他。

当年，黄开湘亲率两个连，从右侧攀登悬崖峭壁，向敌后迂回。黑夜中正面拼杀正酣，一颗白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黄开湘迂回成功！三颗信号弹又腾空而起，红军部队发起总攻。

第二天，彭德怀经过战场，见50米一段的崖路上手榴弹弹片铺了满满一层，有的地方还厚厚地堆了起来，连这位久经沙场的红军宿将也连声感叹：“不知昨天我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

此时，离黄开湘告别这个世界，只剩下短短两个月。

黄开湘

没有纪念碑的他，披着硝烟矗立在那里，钢浇铁铸，像一尊永远不倒的战神。

每每写到这里，我都为这些顶天立地的英雄热泪盈眶。在那支翻越万水千山的队伍中，像胡天陶、黄开湘这样的战将难以计数。

他们没有活到胜利的那一天，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授衔，没有来得及给自己树碑立传，也没有机会返回家乡光宗耀祖。

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带着满身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的帷幕后。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蒋介石大受震动。“剿共”近十年不但未能剿灭，反将红色力量都“剿”到了一起。

没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会有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的“三位一体”。

没有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的“三位一体”，不会发生西安事变。

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质变点。

这个质变点最终是由历史所证明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

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国共新的局面由此形成。

回看历史，从1926年的“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到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突然挥刀相向，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万人；至1932年，达100万人以上。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党员440万，牺牲的党员烈士也将近400万。

世界上哪个政治团体曾经付出过如此惨重的代价？

可以说，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党遭受过中共这般炼狱地火似的考验。党内的领导人像被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地被敌人消灭。

周恩来曾感慨：“敌人可以在三五分钟内消灭我们的领袖，我们却无法在三五年内将他们造就出来。”

今天，在海外的某些媒体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共军胜利靠的是投机取巧”，“耍心眼搞阴谋诡计”。

我们不禁要说，请你也耍个心眼、走一次这样的艰难历程、承担这样的重大牺牲，胜利一次给我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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