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关键时刻

第六章关键时刻

在过去，我有过许多关键时刻，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同样重要的日子。我父亲去世是伤感的一天，我母亲和其它亲人们去世也是悲痛的日子。我的一双儿女奇迹般在天定之日降临人世，从此给我的人生和事业增添意义与欢乐。当我正式决定放弃音乐，将此生投入生命科学研究时，是一个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这一刻是真实的一刻、决断的一刻，表明从此走上最适合我的道路。当我潜心研究免疫学及传染性疾病时，也是个决定命运的日子，正如我在1974年9月成立高露实验室的那一天。

我研制的病毒测试包大获成功，主要是因为我有能力培养出迄今为止最健康的人体细胞组，本着这个道理，我觉得你也不妨了解点入门知识，先尝为快。

高露实验室在头10年发展得平稳快速，我自己也越来越频繁地参加国际性的-特别是欧洲的科学团体的活动。

我相信是由于我曾做过爱泼斯坦-巴尔病毒（Epstein-Barr virus)的权威性测试，才荣幸地以第一个非欧洲人身份被欧洲临床滤过性微生物学组织（European Society for Clinical Virology)吸纳为成员，该团体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滤过性微生物学研究组织。

我还记得有一次开完研讨会，从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区（Alsace Lorraine region)独自驾车回家，在那些一不留神就会把你送入德国的转弯道上，我迷了路，噢，或者该说，我找对了路！

在距珂罗玛镇（Colmar)20分钟车程处，我不经意间来到阿尔萨斯的蒙斯特山谷（Alsatian Munster valley)中一个名为根斯巴赫（Gunsbach)的美丽小村庄。

在我面前是亚伯特.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在1928年建立的家，现在被用来保存档案，成为纪念他的博物馆。直到今天我仍禁不住觉得是他邀请我在那儿停驻，想告诉我他的见解。入口右边是施韦策博士（Dr.Schweitzer)的书房及卧室，保存得和他1959年最后一次离开根斯巴赫时一模一样。角落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非洲土著人头颅的等身复制品，象征着他毕生在非洲加蓬国（Gabon)的医院里谦恭行医。穿过卧室的门，有一幅画作题为"Veneration Vitae",意思是”尊敬生命“，这就是他的生命哲学所在。画旁边的墙上还贴了几句他著作中的名言：“人之大善在于保有生命，改善它、促进它，使它尽可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人之大恶在于毁灭生命，伤害它、抑制它，使它本可以得到成长却只能消亡。”

这个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之一，年未三十已著书3部，在音乐、宗教及哲学等领域皆有非凡建树。

他是娴熟的风琴弹奏家，对J.S.巴赫的曲子非常精通；他又是牧师及神学院的校长；他更是大学教授，有哲学博士学位。30岁时，得知了非洲缺医少药的严峻情况，他不顾几乎所有同事朋友的反对，毅然选择了一条孤独的道路。他决定去当一名医生，在世界上最偏远、最落后的地区渡过余生，救治千千万万当地居民。1913年，施韦策医生37岁，他和妻子在法属赤道非洲的一个省份开了一家医院。经过40年辛勤工作，被誉为“丛林医生”的他于1953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施韦策医生于1965年故世，享年90岁，去世时仍在非洲的医院里工作。

我依然无法忘记那种奇怪的感觉，每当我在他屋内静静地坐着或在屋子周围轻踱缓步，他就好像仍在那儿。

从法国一路回到盐湖城的高露实验室，我为施韦策医生能够了解传染性疾病感到钦佩。施韦策医生多才多艺，学识广博，若能得益于人体细胞方面繁复的现代研究及突破性新发现的话，可以想象他的一生更加有所作为。

他会不断给我们启示，不像我们天天鼓吹空谈、无所事事，而是以无私的姿态身体力行，打破这个传统社会的教条，干出一番伟大事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全神贯注地进行滤过性微生物学方面的工作，每天、每周、每月几乎抽不出足够时间来处理实验室的研究任务。我身为高露实验室的行政总裁（CEO)、营运总监（COO)及研究主任，明白地知道我的精力和耐力有限，也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正慢慢地一步步退化。

我有种能医不自医的感觉，就像鞋匠给别人的鞋子上新底，自己的鞋子却已经破了好几个洞了。

我要做的是好好自我反省一下，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情与我在前几章向大家介绍的健康的真正定义截然不同-那就是将现成的条件和状态发挥至最好。

长年累月的实验室中研究人体细胞，我被细胞那神奇结构与功能折服。细胞功能运作的方式充满魅力，我被深深地吸引，从不敢低估自己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当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一件事时，很容易当局者迷。虽然我致力帮助他人重获健康，可是却忽视了自己的身体情况。

人的身体就像汽车，直到它抛锚熄火向我们提出抗议，我们才真正认识到它的糟糕处境。现在我的身体向我提出抗议，真是件让人难堪的事啊。

我确知以前那些曾经残害我先祖的传染性疾病，已经被现代工业社会的衰退性疾病取代。大量有关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的临床研究及惊人的病患人数触目皆是。每年死于心肌梗塞、中风及癌症的美国人超过100万。

沉默的警钟开始敲响了。

我父亲在57岁时患上心脏病。父母两族的亲人们几乎都身染癌症、心脏病和糖尿病，只有少数人例外。我的母亲在60多岁时患上乳房癌，握过手术刀、做过放射及化学治疗。她顽强拼搏，不止与病魔抗争，还要与毒性疗法战斗到最后，身心俱疲，我看在眼中，心如刀割。老天连我的同辈也不放过-我的哥哥查尔斯又抽中了一根癌症签。衰退性疾病给我们一家带来无穷灾难。

人们面对问题总是各师各法：有人闪闪躲躲，把问题隐藏；有人束手无策，干脆投降；有人装作没看见；更多人其实根本不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有些人则暗暗下定决心，奋起抵抗，力克困难。我那时就毅然决定，人生路上又到了该变的时候了。

我越了解氧化性压力和自由基对细胞体的损害情况，就越确信仅仅改善食物质量、增加运动量是徒劳无益的。我对每个所谓好的均衡膳食结构进行了取样分析，结果证实并非能根本解决办法。

我的一位最好朋友名叫特里.弗兰克（Terry Frank),和我同是高露实验室董事会成员，他曾经提出过一些看法。

特里是持牌药剂师，有自己的小规模连锁药店。

有次我向他咨询甚么样的营养补品，能为我的身体所需提供又多又好的必要成份，他建议我使用市面上一种最流行的品牌。

特里是药剂师而不是营养师，所以他对那些营养补品的功效无从评价，只好说它们“应该”是市面上最优的营养品。这些营养补品到底是甚么，对此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是千方百计急于重拾以前拥有的精力、活力、耐力，重塑我的健康体魄。

一天，当我坐在桌边打电话，随手拿起装有营养补品的塑胶瓶子，细看上面罗列的成分名称以及含量百分比。我挂断电话，把瓶身标签重新读了一遍-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跑到楼上的实验室，抓住一名科学家朝他惊叫：“看看吧，他们把甚么装进瓶子里卖给我们啊！那些东西美其名叫做营养补品，有益健康！我们要是拿这玩意培养实验室里的细胞，铁定会被踢出业界-一枚细胞都活不了！”

我们实验室中用来培养人体细胞组织的成分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对由不同生产厂家及供应商生产的数种营养补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许多产品甚至连标签上列出的成分都没有。各种微生素及矿物质含量不足、比例不当，甚至某类成份还会使其它一些成份失效。在那关键性的一天，我决心将我的资源重新调配，毅然投入到这个领域里去-因为这里的问题急待解决。

病毒测试包已经成为了保健医生诊断病人体内传染性疾病的重要工具；可是同时，我们又需要关键性的营养物质来帮助细胞抵御并修复由传染原及氧化原造成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