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红谷滩杀人事件

1987年，江西南昌，41岁的万庆和36岁的妻子黎桂兰高高兴兴地迎来了最后一个孩子的降临。因为这是最小的儿子，家人商量后，给他取名叫“小弟”，万小弟。

黎桂兰早年患有精神疾病，犯病时常一个人跑出家门，脱光衣服到处乱走。家人带她看过医生，诊断结果是精神分裂症，陆续吃了些药，没有医断根，但她也不再有大庭广众脱衣服的行为。由于家境贫寒，便没有继续治疗了。

和万庆组成家庭后，黎桂兰承担起了家庭主妇的职责，除了看孩子，也帮万庆干活补贴家用。两人都是文盲，没文化，亦没有一技之长，所谓的干活，不过是拾荒，收入只勉强让一家人糊口而已。

1995年，万小弟8岁了，上小学三年级，在班里，他属于脾气暴躁的小朋友，时常与同学发生矛盾，争上两句就动手，打得同学眼泪鼻涕直淌，万庆为此没少被请到学校受老师的“教育”。

这一年，一名叫沈妍的女孩在江西瑞金出生。沈妍父母早年在广东打工时相恋，沈妍出生后，父亲给她取了一个乳名，叫“粤宝”。

南昌和瑞金相隔近四百公里，万家和沈家亦没有任何关联，谁都不会预想到，多年后，万小弟和沈妍的命运会以那样的方式交汇在一起。

五年级时，万小弟因实在“不适应”学校生活，辍学了。回到家里，他暴躁的性格没有丝毫收敛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但万小弟毕竟只是个孩子，在学校可以欺负同学，在父母这样的成人面前就讨不到便宜了。

这种情况到万小弟十四五岁时发生了转换，随着他身子骨迅猛发育，身高只有150厘米的父亲不再是他的对手，他成了家中的霸王，时常无缘无故向父母发难，把母亲关在房间里打，拿拳头砸父亲，他们若是跑，他就一路追着打。

后来有一次，万庆被万小弟打倒在地，黎桂兰跑到村委会求助，村民们合力控制住万小弟，把他送到医院。在那里，万小弟被诊断为躁狂症，住院两个多月。

治疗期间，万小弟被关在医院房间里，手和脚都铐着，起初每天都不停哭叫，治疗一段时间后，情况才有所好转。原本医生建议再住院观察一段时间，但两个月花了八九千，家里实在没钱了，无力负担后续治疗，万庆就把万小弟接了回去。

从医学角度确定万小弟患有精神疾病后，家人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备了些药在家中，万小弟状况不严重时，就吃药控制，实在发病厉害，才送医院。

后来一次，万庆在精神病院给儿子配药时，得知万小弟的情况可以办理残疾证，持有残疾证的人每月开药时能获得一定补贴。万庆带着儿子去做了鉴定，属于“精神三级残疾”。“世卫组织”对此定义为：适应行为中度障碍，生活上不能完全自理，可以与人进行简单交流，能独立从事简单劳动，学习能力明显比一般人差；被动参与社交活动，偶尔能主动参与社交活动；需要环境提供部分的支持，部分生活需由他人照料。

精神残疾分四个等级，一级最严重，四级最轻。由此看来，万小弟“三级残疾”不算特别严重，加之平时有药物控制，发病的频率很低。

也正因此，从2013年3月至2018年5月，万小弟曾在3家物业公司担任保安，都没人察觉出他是个精神病人，只是感觉他“话不多，看上去不太聪明”。

2018年5月中旬，万小弟对同事说自己准备辞职，去一家汽车公司上班，那里工资要高一些。在离职表上，离职原因一栏，他写道，“本人家中有事。”

这是万小弟从事的第三份保安工作，工资是1530元每月，对一个正值壮年的男子来说，的确不高。然而，他仅在汽车公司上了一天班就回家了。

父亲万庆说：“他不会处理人际关系，遇到不如意就想逃避，这里做做，那里做做，什么都做不长。”

一方面，万小弟拈轻怕重，好高骛远，另一方面，那个叫沈妍的女孩慢慢长大了，并一直在为自己的人生努力奋斗着。父母希望女儿毕业后当个老师，安安稳稳的，但沈妍要强，想做律师，并视做律师的堂姐为榜样。

经过高考，沈妍如愿进入江西上饶师范学院的法律专业，为了锻炼口才，她加入了辩论协会，还一次性通过了司法考试。父亲记得，成绩出来前夜，沈妍紧张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查到分数，高兴得跳了起来，她说，自己离梦想又近了一步，只要再实习一年以上，她就有机会参加考核，获得律师执业资格。她还有更多计划，要考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

万小弟做了几年保安，唯一的朋友只有“老费”。

老费记得，万小弟还在一家市场里做过搬货的活，最高时能拿到4300元一个月，但因为太苦太累，他最后还是放弃了。

从做过的几份工作似乎可以窥见，万小弟对金钱有着与能力不相匹配的欲望。

热衷买彩票一事也成了万小弟“好逸恶劳”的有力证据，反正有钱了就去“摸奖”。一家他常去彩票店的店主说，万小弟最爱买“刮刮乐”，面值从2元到20元都有，期间也中过奖，但都是小奖，总的算来还是花得多。彩票店离万小弟住址不远，所以老板知道他患病的情况，却也回忆称：“他很少发病，不发病时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熟知万小弟的人都知道他的病情，和他不熟的人又被他冷漠、内向的性格拒之千里，所以，万小弟身边朋友很少，女性朋友更是直接没有。

他唯一一个恋人是老费介绍的，那是2016年左右，万小弟跟着老费去一家快递店。老费和快递店女老板相熟，就指着万小弟说：“这个小伙子很老实，住在红谷滩新区，要是有乡下的单身女孩，可以给他介绍。”

后来大姐还真给万小弟介绍来一个姑娘，但总问万小弟要钱，多是一百两百的，万小弟都尽量满足。直到有一次，女友说爸妈病了，问万小弟要一千块钱，万小弟拿不出，就向老费借，老费说“不要给她”。为了这事，老费还骂过万小弟：“我给你说了那女人不行，你还一直养着她，给她拿钱。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能挣几个钱？离了她你就不能活吗？”

这已经不是老费第一次劝万小弟和女友分手了，可他也知道，以万小弟的条件很难找到老婆，现在有个女人愿意跟他处，让他睡，叫他去死他都愿意。

但最后，万小弟还是没能留住这个女子。时间处得久了，女子知道了他患病的事，加之他又没有足够的钱财能让女子对他身体的隐疾忽略不计，一拍两散就成了必然。

这件事对万小弟的打击很大，一度沉迷不振。经此一事，唯一的朋友老费也不敢再插手他的个人问题。只不过，从平时的交流来看，老费察觉得出，万小弟对女人有着强烈的渴望。

从某种程度上讲，对异性伴侣的渴望亦成了他踏出邪恶一步的主要动因。

2019年春节过后，沈妍来到南昌，入职一家知名律所成为实习律师。在律所的日子过得很充实，沈妍经常忙得错过饭点，却还利用业余时间看卷宗、看书，准备考研。

沈妍觉得，忙碌的人生才算得精彩，她因此积极热情地生活着，并始终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向往。她不知道，住在同一城市的一个叫万小弟的男子，正在对生活丧失信心……

万小弟一直和父母住在政府安置房，2019年5月初的一天晚上，黎桂兰和丈夫在房间看电视，万小弟突然冲进厨房拿起刀要自残，嘴里还嘟囔着“我活不成了，活不成了”。夫妻合力才把刀夺过来，问万小弟出什么事了，他又不说。

5月20日，万小弟二哥带着女儿来家里看望老人。吃饭时，孩子在玩耍，不愿上桌，二哥说了两句，孩子发脾气把碗打了，万小弟看到后，暴怒着上前猛踢女孩。

5月24日9点，万小弟骑着电动车出门了，离开前，对父母说是去问问前段时间应聘保安的事。黎桂兰记得，那天，他特地换上了一身白色上衣、白色长裤和黑色皮鞋。

5月24日上午11点多，老费给万小弟打电话，问他情况如何。万小弟说，面试失败了，他有些生气，骂道：“他妈的，别人都要，就不要我。”老费安慰了他几句，也不知他有没有听进去，很快就挂了电话。

此时的万小弟已经产生了邪恶的念头，并在几小时后付诸了实践。他先是骑车到两家小店分别购买了尖刀和毛巾，下午5时许，乘出租车到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万达广场附近，寻找作案目标。在这期间，万小弟家人多次给他打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下午5点05分，沈妍和律所其他两位年纪相仿的实习律师下班后，相约去附近的万达广场逛街，一起喝奶茶。沈妍走在中间，身高163公分的她体重90多斤，如同一位邻家少女。

5点15分，三人经过一处工地时，突然从身后冲来一名男子，他从红色袋子里掏出一把刀，毫不迟疑地刺向走在中间的沈妍的颈部。

这个男子就是万小弟，他已经跟了沈妍她们两百多米，并最终选定沈妍为目标。工地门口的一位保安听到，万小弟口中不住地说“刺死刺死”，连续捅了十多下后才扔下刀向南跑去，期间还回头看了一眼倒在血泊中的沈妍。

万小弟没有跑远，躲在离事发地100米不到的一处地下停车场。当日18时左右，在警方搜查过程中，万小弟主动投案自首。而此时，沈妍经抢救无效，已被医生宣布死亡。

悲剧发生后，沈妍母亲神情恍惚，多次晕倒，总是哭着念叨女儿怎么还不给她发微信；沈妍父亲把女儿的实习律师证随身带着，时不时掏出来看看照片，每每在午夜惊醒，他都恍惚觉得只是做了一场噩梦，女儿还好好地活着，就睡在她自己的卧室里，可到了天明，他又不得不接受女儿香消玉殒的残忍事实……

2019年11月15日，法院公开审理了该案，控方指出，万小弟虽患有双相情感障碍，但案发时处于缓解状态，辨认和控制能力完整，负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其在作案对象的选择上具有随意性和不特定性，人身危险性大，故意杀人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残忍，罪行极其严重，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万小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我经常在文章中提醒大家加强安全意识，学会保护自己，可是，针对这起案子，我无法再说这话。大白天、大庭广众之下、结伴而行、穿着并无暴露的沈妍，仍然遭受到了致命的突然袭击，我们还能怎样要求她做好防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