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去探望他。我心想我要去看看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我弟弟在来信上称它为‘楚木巴罗克洛夫芜园,又称吉马莱斯科耶’。我是在下午到达那个‘又称吉马莱斯科耶’的。天挺热。到处都是沟渠、围墙、篱笆、栽成一行行的杉树,弄得人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到院子里去,应该把马拴在哪儿。我向房子走去,迎面遇见一条红毛的肥狗,活像一头猪。它想叫一声,可又懒得叫。厨娘从厨房里走出来,是一个光脚的胖女人,看样子也像一头猪。她说主人吃过饭后正在休息。我走进去看我弟弟。他在床上坐着,膝上盖一条被子。他老了,胖了,皮肉发松,他的脸颊、鼻子、嘴唇,全都往前拱出去,眼看就要跟猪那样咕咕叫着钻进被子里去了。
“我们互相拥抱,哭了几声,一半因为高兴,一半也因为凄凉地想到我们原先都年轻,现在两人却白发苍苍,快要入土了。他穿好衣服,领我出去看他的田庄。
“‘怎么样,你在这儿过得好吗?’我问。
“‘哦,还不坏,谢谢上帝,我过得很好。’
“他不再是往日那个畏畏缩缩的、可怜的文官,而是真正的地主,老爷了。他已经在这儿住熟,习惯,而且觉得很有味道了。他吃得很多,常到浴棚去洗澡,长得胖起来,已经跟村社和两个工厂打过官司,农民若不称呼他‘老爷’,就老大地不高兴。他还带着老爷气派郑重其事地关心他的灵魂的得救,就做起好事来,然而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做,却是摆足了架子做的。然而那是什么样的好事啊!他用苏打和蓖麻子油给农民治各种病,到了他的命名日就在村子中央作一回谢恩祈祷,然后摆出半桶白酒来请农民喝,自以为事情就该这么办。啊,那可怕的半桶白酒!今天,这位胖地主拉着农民们到地方行政长官那儿去控告他们放出牲畜来践踏他的庄稼,明天遇上隆重的节日,却请那些农民喝半桶白酒,他们喝酒,嚷着:‘乌拉!’喝醉了的人就给他叩头。生活只要变得好一点,吃得饱,喝得足,闲着不做事,就会在俄罗斯人身上培养出顶顶骄横的自大。尼古拉·伊万内奇当初在税务局里自己甚至不敢有自己的见解,现在说起话来却没有一句不是真理,而且总是用大臣的口气:‘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还未免言之过早。’‘体罚总的来说是有害的,可是遇到某些情形,这却是有益的,不可缺少的。’
“‘我了解老百姓,我会应付他们,’他说,‘老百姓都喜欢我。我只要动一动手指头,老百姓就会把我要办的事统统给我办好。’
“请注意,这些话都是带着贤明而慈悲的笑容说出来的。他把‘我们这些贵族’‘我以贵族的身份看来’反反复复说了二十遍。他分明已经不记得我们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兵了。就连我们的姓,奇姆沙-吉马莱斯基,实际上是个不相称的姓,他现在也觉着响亮、高贵、十分中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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