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成都市委十四届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决定》。成都提出,加快构建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和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决定》描绘了成都在新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蓝图。细究城市发展背后的逻辑发现,一些“信号”很明显。“加快”一词反映了成都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紧迫感。至于如何出招,成都明确将“科技创新”作为发力点。
如此考量,源于现实。例如,科技和产业“两张皮”是不少城市迈步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难题,成都同样面临这一“成长的烦恼”。
长期研究国内城市发展的著名经济学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近日接受红星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成都在对城市发展的新一轮谋划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反映出成都下决心破解城市发展过程中科技和产业“两张皮”的问题,进而去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进一步看,《决定》中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细化工作路径中,对数实融合、成果转化、科技金融等均有着墨。对此,贾康提出了他的分析和建议。
打造一批孵化器平台
培育更多本地数字经济平台企业
《决定》确立了五个基本原则,其中一个便是“突出实体为本、融合发展”,尤其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在贾康看来,在国家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对成都而言,数实融合既能实现做大经济增量,也能优化存量。
如何抓住数实融合发展机遇?成都的一大方向是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成都提出:实施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工程和数字技术创新突破工程,围绕“芯屏端软智网”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其实,这一思路早就有迹可循。在更早之前印发的《成都市“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成都提出:力争到2025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4%左右。此次市委全会,上述指标提升到15%以上,时限锁定在2027年,数据之变凸显成都发展数字经济的更高要求。
“尤其是制造业迈入高质量发展,制造业环节尤其需要降本增效,数字经济的赋能很关键,深圳和杭州数字经济的发展有一批知名的数字平台头部公司引领,成都首先需要打造更多本地的数字经济平台企业。”贾康说,以深圳和杭州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形成了“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数字经济生态,通过各种数字化创新技术对制造业进行赋能,催生许多经济新业态。
近年来,成都涌现出一批数字经济平台企业。“相较外地头部企业入局,成都需要培育更多诞生于本地的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其间也要注重培育催生本地头部企业,外地巨头企业受总部影响,一些业务未必能够落地,而培育自己的企业更能推动其与本地产业链形成深度关联,加快破解科技和产业‘两张皮’现象。”
贾康观察到,成都目前强调企业“上云”,打造数字工厂、5G工厂,“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要在数字经济领域实现突破,还需要叠加一些新东西,比如,数字经济业态的更新,不仅帮助制造业‘触网’,还要延伸更多新商业模式,拓宽经济增长点。”贾康说。
然而,头部企业脱颖而出并不容易,企业壮大也并非立竿见影,从0到1的孵化至关重要。在贾康看来,可学习硅谷经验打造数字经济领域的孵化器,“政府或者纯市场化机构打造一批孵化器,营造创新氛围,吸引风投、创投、天使投等力量参与。”他说,政府主要是在场地、税收、服务等方面提供帮助,企业“好苗子”的发掘则让创投、风投、天使投去判断和筛选,一定要尊重市场的选择,过多依赖政策扶持起来的企业走不远。
TOD+5G公园城市社区效果图
以母基金带出一批子基金
鼓励“投新、投早、投小、投硬”
以科技创新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这已成为国内不少城市的共识。上海、深圳、合肥等地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不同的城市有不一样的发展路径。然而,有一个共同点是注重发挥资本力量对产业的撬动作用。这方面,深圳正在打造千亿级“20+8”产业基金群,合肥则打造科创基金丛林。
中共成都市委十四届三次全体会议提出“投新、投早 、投小、投硬”的科技金融服务逻辑。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成都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超600家、管理规模超3000亿元。庞大的资本,如何投出去很关键。
“一定要扶持直接融资,推动风投、创投、天使投等机构在成都落地扎根,让这些机构活跃起来。”贾康分析,国资背景的基金往往受到国资保值增值的要求,在项目投资方面存在严苛的约束条件,“因此要鼓励市场化的风投、创投、天使投的资本介入,这类资本允许冒险试错,即便成功率很低,但是个别项目成功后就能冲掉前期所有的‘沉没成本’,从而带来全局皆活的结果,这也是硅谷模式的基本经验。对成都而言,应在政策、税收、人才、场地等方面大力扶持市场化投资基金,吸引更多外地基金落地,催生更多本土基金。”
尤其是深圳、合肥当地的国资凭借敢投、善投的闯劲去投项目,恰恰是这种与项目共成长、共担风险的方式投出了一批好项目。包括成都等城市都在研究深圳、合肥这类“创投城市”的投资逻辑,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如何实现国资敢投?
破解国资不敢投的问题并非没有解决之道。事实上,近年来地方政府层面开始注重搭建产业引导基金。
“产业引导基金是一个解决办法。”贾康说,政府出资母基金但并不亲自上阵操作,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机制设计带出一批非国资为主的子基金,按照地方产业发展背景和经济发展目标去寻找投资标的,这其中要有一套权责利结合的机制。这种模式下,母基金参股的比例不一定特别高,它甚至可以不要求分红,但可以有一票否决的机制。在此背景下,采取优先、劣后等金融规则,吸引非政府主体来成立若干子基金,发挥非国有主体创造性和积极性,“非政府主体的投资机构相对优势是比国资更敢于冒险。”贾康建议,成都可探索设立相关母基金带出一群子基金的形式对本地项目实施投资驱动。
构建“政产学研金”协同机制
大力支持中试实验室平台建设
就成都而言,科技成果转化仍旧面临链条不够完善,科技成果“墙内开花墙外香”等“成长的烦恼”,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不高,科技和产业“两张皮”现象便由此产生。
这种“烦恼”并非成都独有。“需要厘清的是,一些项目并非一定要在本地实现成果转化,当然,项目在本地转化对促进城市产业链上下游发展能够产生助益。”在贾康看来,促进成果转化要构建一种“政产学研金”的支持机制,借助这种机制去对接产业化过程中的科技创新成果,观察这类成果如何通过中试实现成果应用乃至大规模的产业化。
“政产学研金”涉及五个维度。“政府方面的支持很关键,比如,来自政府层面的政策性金融或者财政专项资金等支持。”不过贾康也提到,政府要多考虑怎么顺应科研创新的规律,要改变思维,行政主导的科研创新会对创新主体形成束缚,应避免不当行政干预。
谈及产业如何发展,在贾康看来,市场的力量是关键。他认为,产业创新发展应更多寄望于企业,比如,让企业自己去判断应该瞄准哪些领域开展研发攻坚,尤其在未来产业的布局方面。
谈及如何联动学界,贾康说,这需要企业加强和高校院所的交流合作,尤其是加强同相关研究机构和合作。而在金融方面,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工具都不可缺少。
构建一整套“政产学研金”协同发展机制去推动成果转化,如何发力?贾康建议,可重点瞄准中试进行突破。此次中共成都市委十四届三次全体会议召开期间,“中试”受到参会代表热议,而成都也提出要打造西部中试中心。
路径何在?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成都相关部门正在统筹研究该项工作的实施细则。“中试在成果转化中发挥承前启后作用,考虑长周期、高投入且面临失败风险,财力支持至关重要,应该大力支持中试实验室平台建设,财力之外,还要让整个‘政产学研金’其他环节形成合力。”贾康说。
“总之,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要强注重市场的力量,政府更应该做好营商环境建设,营造创新氛围,提供好服务。要充分发挥市场化投资机构的力量去参与成果转化。”贾康说,诸如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小批量生产等与成果转化相关的关键环节,应该发挥风险投资作用,推动市场化的力量参与投资,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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