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禅定实践与戒律修持

6.禅定实践与戒律修持
南北朝时期，有一些佛教派别并不专门研究经典，而是以一些经典为依据，侧重于修行实践。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禅定实践与戒律修持方面。

佛教史上对南北朝有“南义”、“北禅”之说，即南方重义学(指佛学理论），北方重禅法。南方的义学，是在东晋般若学与玄学合流的基础上形成的，故谈玄论空，正是南方义学的特点。北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在人主中原前，社会和文化都比中原落后。进入中原后，虽然接受了中原传统儒学以进行统治，但毕竟修养不深，对南方的清谈之学，他们更不感兴趣。因而在利用佛教方面，他们就重视修功德和具体的佛教实践。建寺造像乃至开凿石窟，就是修功德；坐禅诵经，就是佛教实践。

中国的禅法的于后汉的安世高，在他翻译的 《安般守意经》之中提出的念安般的方法，成为当时禅法的榜样。苻（fu）秦时道安也很热心禅法，但禅法的规矩一直没有齐备。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后，译出 《坐禅三昧经》、《禅法要解》、《禅秘要法》、《首楞严三昧经》 等禅经，于是禅法就开始流行起来了。

印度僧人跋（ba））陀是北魏时期著名的禅师，他先到长安专门传授禅法，一时聚徒数百人，来到平城后受到孝文帝的礼敬和豪富的资助。著名的嵩(song)山少林寺就是孝文帝为他修建的。此后的北朝帝王大都重视禅法，这是因为禅法的内容不出禁欲、堪忍等 “调心”的范围，非常合乎统治集团的需要。

跋（ba））陀的禅法通过再传弟子僧稠(chou)而发扬光大。僧稠(chou)修习《涅槃经•圣行品》中所讲的“四念处法”，使精神保持专注状态，以此破除对客观世界的眷恋和欲望，进人没有任何杂念的禅定境界。

僧稠(chou)在北魏受到孝明、孝武二帝的礼遇。进入北齐后，他又受文宣帝高洋的诏请，住进距邺（ye））城西南八十里的龙山云门寺。文宣帝非常祟信僧稠(chou)，以致決定将国库分为三份：一份作为国家经费，一份奉养皇室，一份供给（ji）佛、法、僧三宝之用。文宣帝下令有关官员把财物运到僧稠(chou)所住山中，打算在云门寺中设立一座大库，贮（zhu））存这些财物，以供日常所需。僧稠(chou)认为修禅在于修心，财物只会引发人们的贪心，反而影响修禅，于是派人把这些财物送了回去。由于文宣帝的器重，僧稠(chou)名声如日中天，禅法也从民间的禅转化为官方的禅，皇帝后妃都可以修禅，禅学变得贵族化了。

除了僧稠(chou)外，当时还涌现出菩提达摩、慧文、慧思等一大批以修习禅法而闻名的高僧，他们对以后的禅学乃至整个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菩提达摩是南印度人，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经海路来到广州，然后北上到了金陵(今江苏南京)，见到了梁武帝，话不投机，又北上来到了北魏境内的嵩（song））山，在五乳峰的一个石洞里(今名达摩洞）面壁九年，整天默坐冥思，修习禅定，当时人称他为“壁观婆罗门”。据说他连小鸟在肩上筑巢都没有发觉，可见他禅定功夫的精深。

当时北魏盛行佛法，寺院兴盛，高僧辈出，流派如林。达摩以其独特的禅法崛（jue））起于中原大地，独树一枝之秀，大振雄凤，名声远扬。他的禅法与当时流行的一些修禅方法不同，再加上他的名气，于是招来嫉妒与诽谤。有些修禅者常来找达摩说法论道，故意驳(bo)难，往往落败而逃。于是，是非蜂起，终于发展到有人竟然在食物中放毒药谋害达摩的地步。前五次都被达摩识破，但到了他们第六次下毒药谋害时，达摩由于巴经找到了自己的接班人，完成了传法的任务，于是就安然服食，端居而逝。


达摩的禅法以《楞伽经》为主要理论基础，它的一大特色是“安心”其具体内容就是“壁观”。所谓 “安心”，就是指完全停止对外在世界的认识，甚至连自己的呼吸都感受不到，从而产生悟道的智慧，达到无爱憎、无得失、无悲喜、无是非、超脱一切的精神境界。所谓“壁观”，即“面壁静观”，并不仅仅指面对墙壁而坐，而是指一种坚定不移的入禅的精神状态。达摩根据《楞伽经》如来藏佛性思想，认为众生本来就有清净的佛性，只是被各种安想意念所蒙蔽。只要克服妄念，内心安定，就可以使佛性显现出来，觉悟成佛。

达摩提倡的禅法偏重于思想意识的调整，与当时北方地区流行的禅法不大吻合，因而受到排斥，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到了南北朝后期和隋唐时期，达摩却受到禅师的推崇，被尊奉为中国禅宗的始祖。

戒律是约束佛教徒行为和规范僧团生活的纪律。只有按一定仪式发誓接受一定戒律的人，才能充当僧人或居士，也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佛教徒。早在三国时，就有戒律传入内地，至南北朝时，各种律典戒本，更是大规模地集中传译进来，手是一些僧人专门从事戒律的研究和修行。


在小乘律典中，以《十诵律》 和《四分律》的影响最大。鸠摩罗什曾经翻译《十诵律》，他的许多弟子都研究这部律典，而且后来还把它传到江南，使南方的《十诵律》研究兴盛起来。《四分律》比《十诵律》 更易于理解，内容也更完整，因而对《四分律》的研究也就流行起来了。慧光是北朝研究 《四分律》 最有成就的僧人，他的《四分律疏》 在僧人中广为奉行，被后世学者奉为经典，常常引据其中的解释。慧光本人也被后人看作是律宗的奠（dian））基者。

此外，许多关于大乘菩萨戒的律典如《梵网经》、《菩萨戒本》等也陆续译出，这些大乘律典对南北朝各地的律学研究及后世的律宗产生了直接影响。不过南北朝时期的所谓“大乘菩萨戒”只是授给帝王、贵族和居士，朝廷支持并在僧人中流行的仍旧是小乘戒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