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江南”
说出来很多人不信,安徽也是江南的一部分。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
——白居易《忆江南》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江南”是个很特殊的名词,我们在形容某个地方富庶时往往用“江南”来形容,“江南”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情结。
除了文化属性外,江南还曾经有过政治属性。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异常强大的省份。它不仅是钱粮大省,更是风流俊赏荟萃、冠盖如云,在朝为官者的数量也堪称全国之冠,可以说一个省之力抵得上半个中国。这个省就是江南。
江南省源于明朝。安徽凤阳的朱元璋夺取天下后,在中国的东海边画了一个圈,这就是江南省——明朝时称“南直隶”,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改称“江南省”。明朝的江南既是京畿重镇,也是龙兴之地,还是钱粮大省,可以说是明朝的“关键中国”。南直隶每年上缴赋税占了明朝总赋税的三分之一,每年参加科考的人才也有一半来自南直隶。
然而,地域广袤、物华天宝既是优点,也同样会坏事,随着王权更迭,江南从“关键中国”摇身一变,成了“敏感中国”。对于江山甫定、内忧外患的清廷来说,江南省的存在本身就是重大的政治隐患。
一方面,江南省离京师较远,再加上地域广大,清廷难以进行有效管理。另一方面,富裕的江南省很容易诞生一方诸侯,如果谁拥江南而自立,朝廷根本难以对付。江南省的赋税在清王朝的总赋税占比已经达到了一半之多,江南不稳,则国家不稳。所以,把江南省一分为二自然是当政者的首选。
清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被拆分为“江南右”和“江南左”。一年之后,“江南右”取江宁府、苏州府首字,改称为“江苏”;而“江南左”则取安庆府、徽州府首字,改称为“安徽”。江苏、安徽之名称,由此而来。
康熙这一刀,没有采用划江(或淮)而治的横向切法,而是跨江一刀,纵向把江南劈成了两半,导致江苏和安徽都纵跨了淮北、江淮和长江以南三大地貌区,从而有效地消除了地方割据的隐患。
朝廷固然是安全了,但却苦了安徽。如果说江南省是整块丰美的火腿,一刀割开后,最好的五花肉给了江苏,剩下的才是安徽,肥瘦之间,高下立见。本是同根生的江苏、安徽,从此大道朝天,各走一边。江苏既有沿海之利,又有运河之便,在“关键中国”的路上越走越远,而安徽则委屈地沦为“无所谓中国”。
康熙切得固然粗暴,当年朱元璋捏得也很简单,基于政治因素考虑的分分合合,让安徽内部山头分立,皖北、皖中、皖南就像三个省,其方言、风俗、饮食乃至发展程度都大相径庭。由此观之,今天的安徽,存在感弱很正常,毕竟存在感的前提是认同感。
黄河流域的省份,认同感相对强烈,齐鲁、燕赵、中原、三晋、三秦、甘陇,行政板块就是文化板块,而且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基本定型了,各有疆界,传承至今。
像安徽这样因为政治原因被拆分或者硬捏到一起的省份,则自然没什么认同感可言。先有康熙一刀两断,后有皖北、皖中、皖南三家分皖。堂堂安徽省甚至没有“安徽话”,有人说吴侬软语,有人操北方官话,所以省内不同地域的人最好用普通话交流。“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和皖北人也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认同感弱点再也正常不过。
如果说黄河流域的省份像一块块坚硬硌牙的石头饼,那么安徽就像一盆大锅饭,你是土豆,我是白菜,他是萝卜,相互不搭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在安徽这口大锅里。不过,土豆对锅哪有什么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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