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波少子化冲击：5600座幼儿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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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蕾园长认真地计算过一次，去年，她所在的幼儿园，周边刚满3岁的户籍生有160个，今年在幼儿园招生开始前，她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大约只有一半多一点，70多个孩子。

她是一所杭州公立幼儿园A园的园长，公立幼儿园不必为生源问题发愁。A园生源的构成主要是人、房子、户口都在片区内的户籍生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赵蕾猜测，孩子少了，可能跟2020年的生肖是鼠有关系。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向更小年龄排查，2-3岁的这一部分户籍生有120多个，也比往年少了一部分。

如果纵向比较，2021年的生源跟2020年相比也在减少，2021年赵蕾所在的幼儿园开了10个小班，但2022年就只开了8个班。一个班的人数在25—30人之间，今年减少2个班，少了大约50个孩子。

本地生源一般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但像今年这样骤减一半的情形并不多见。

2022年开始，她看到了杭州部分民办幼儿园的倒闭和合并，这些幼儿园，受困于地点偏远，服务区生源较少，招生存在困难，生存压力逐渐凸显。

相比于人口基数较大的杭州而言，低线城市、北方城市的表现更明显。

河北唐山一家公立幼儿园，已经做了6年幼儿园老师的张瑶观察到，她带的学生从小班到大班都是40人左右。但从去年9月份开始，小班的学生变成了30人左右。公立幼儿园招生名义上是划片的，有房子、户口所在地的限制，但根据张瑶说：“以前报的人多就划片，现在招不够就都要了” 。

从近三年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来看，幼儿不够了，不是仅存于某几个城市的问题。

在2015到2020年的6年间，每年都有50万—200万之间的在园幼儿增量，而近三年，在园幼儿数量分别为4818.26万人，4805.21万人，4627.55万人。也就是说2021年学前教育在园幼儿减少13.05万，2022年减少177.66万，同比减少3.70%。

幼儿园的数量在持续增加多年后骤减。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2年，幼儿园减少5600所，这是从2008年以来，15年首次有幼儿园数量减少，减幅约为1.94%。

赵蕾和张瑶都认为，幼儿园面临的生源不足与出生率下降，孩子减少，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整个幼儿教育行业都不得不做好准备面对新变化。

一、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公立幼儿园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教育局，学费、保育费、伙食费是以普惠标准制定的，带来的收入并不是支撑幼儿园运转的唯一动力，但对于民办幼儿园来说，学费则是学校的房屋、设备设施、师资力量和其他投入的主要来源。

像赵蕾所在的公办幼儿园，无需为生源的波动而发愁，生源减少基本不影响整个幼儿园的运行。

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显示，2022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89.7%，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毛入园率指本地在园幼儿数除以本地3—6岁出生幼儿总人数，幼儿园的减少幅度低于在园幼儿能解释数字增长的原因。

园多娃少之下，并不是所有幼儿园都萧条，两极分化依然存在。

根据赵蕾的观察，一些杭州老城区的公办幼儿园，今年依然有学位不足，一表生爆棚的情况出现。

按照被录取的次序来排，杭州的学前幼儿到小学生都按照一表生到四表生的顺序排列。

其中，最优先被录取的是一表生，孩子和父母都是本地户口，有房且户口和住房地址一致，因此人口较稳定的老城区，曾经有“入园难”的困境，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力缓解。

接下来的二表、三表、四表序位，则分别是以爷爷奶奶的户口、集体户或居住证、积分为入学排名的依据。

那些倒闭或被合并的幼儿园，赵蕾认为可能是办学规模太小，抗风险能力差，也可能是因为所在地区人口流动性过大，生源容易骤减。

另一些在少娃趋势中逆势增长的幼儿园，则是一些以双语或者国际园为招生亮点的学校。这些幼儿园打出差异化，有自己的独特卖点，那么根据综合办学成本、办学质量、社会承受能力等情况制定费用后，这样的幼儿园还是可能有不菲的收益。

潘雨是一所私立幼儿园的教师，地点在杭州的老城区里，这所幼儿园以各种外教课、创意课以及设施丰富受到家长们的欢迎。据潘雨说，幼儿园的生源并没有明显减少，反而今年招生有扩张的迹象。这家幼儿园收费并不便宜，公立幼儿园包含保教费、代管费、伙食费等费用在内，一学期价格在3000—4000元，而潘雨所在的这家幼儿园，一学期的费用超过1万元。园长在今年有意要合并周围一所小规模的民办园。

一面是大数据上的萧条，一面是局部的繁荣，幼儿的减少带来的并不都是烦恼，一些幼儿园反而有了提高行业集中度和扩张的机会。

二、老师的危机

5月21日晚，吴老师和人口经济学家、携程董事长梁建章在直播中讨论人口问题时提到了可能蔓延的影响。梁建章指出，现在少生孩子，以后孩子长大要买房的时候，房子的需求也会减少。而眼下已经体现出的问题是，过两年对幼儿园教师的需求会减少，学校老师也将减少。

参照韩国，老师减少现象或许会比想象中来得更快，更猛烈。新华社的一则新闻显示，韩国学龄人口急剧下滑，因此韩国政府计划到2027年将中小学教师招聘人数削减20%到30%。

在中国，因为不少公办园幼儿数量的骤减，已经使得幼师的流动性增强。

公立幼儿园的教师队伍，由在编教师和非编教师组成，在编教师可能会随着生源的变化情况增减。赵蕾说，疫情期间，通过线上教学、线上教研等方式工作也不停的，付给老师和保育员的工资和奖金待遇一分都不少。但流动性则很明显地体现在非编教师这一人群中，每一个班会配备2名教师和1名保育员。如果出现班次减少的情况，非编教师则可能被分配到其他幼儿园。

赵蕾也考虑过，除了因为生源多少将非编教师进行调动，也可能在公立幼儿园实施末位淘汰等制度。而对于在编教师来说，几乎没有流动性。疫情期间，教师和保育员的工资正常发放。

公办幼儿园的收入构成比较多元，有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补助收入，有幼儿园通过开展教育、保育等活动获得的事业收入，还有一些社会捐赠等收入。但民办幼儿园的补助收入远低于公办幼儿园，严重依赖事业收入，这也导致民办幼儿园对成本格外敏感。

潘雨所在的私立幼儿园，营收过分依赖于学生的学费，在疫情期间，招生情况并不理想，导致老师的待遇有所下滑，潘雨有自己的副业，这份工作对她而言更像是与社会保持连接的工具。“不然光指着这点钱生活太难了。”

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显示，全国共有学前教育专任教师324.42万人，比上年增长1.67%。而在2021年、2020年的增速分别为9.53%、5.44%，学前教育专任教师的增速明显放缓，这样的凉意在逐渐向上蔓延。

一名唐山的小学老师陈琦关注到，小学老师的招聘名额正在减少，小学生的数量也在减少。近两年，公立学校老师的公开招聘，名额在减少，每年的入学情况，差不多以一个50人的班级速度递减。

随着学生减少，像陈琦一样的年轻老师都有一样的疑虑，老师的饭碗是不是没有那么稳固了？

2022年12月，宁波市教育局官网发布关于《宁波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退出机制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称，贵州市在今年3月，官宣了《贵阳贵安教育三年攻坚行动方案》，完善教师退出机制。

陈琦一直在关注这些新闻，和她一起进入这所小学的老师在3年内几乎走完了一批。这些年轻老师离职的原因除了累和工资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生源问题的担忧，陈琦认为，随着学生减少，以小班的方式维持原来的教师配置不太可能，而到时候多出来的老师的位置会越来越游离，“总会想办法逼人走的”。

三、异军突起

幼儿园数量减少，但另一个与幼儿园重叠度极高的机构正在异军突起。幼儿园与托育机构最主要的区别有两个，一个是主管部门，幼儿园归教育部管，托育机构归卫健委管；另一个是年龄，幼儿园针对3岁以上的孩子，而托育机构针对3岁以下的孩子。

最早的备案来自于2019年，2019年到2023年2月末，共查询到全国（除上海，上海有独立备案网站）备案托育机构数量为22838家。

在幼儿园减少5600家的2022年，托育机构备案增长了14193家。

而且托育机构正呈现从营利转普惠的趋势，这样的转变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公示备案数据显示，“幼儿园托育中心”“幼儿园托育部”字样的机构有3932家，其中非营利性和事业单位占绝大多数，合计超过90%，其中有3682家分布在浙江。

浙江在2022年的6月，引发了开设托班幼儿园登记工作的通知，完成登记的幼儿园行政管理权限不变，仍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管理，但卫健部门会为幼儿园配备兼职健康管理员。这则消息明确了一件事情，幼儿园的托育业务由教育部门主管，卫健委配合。也给全国的幼儿园打了个样：怎么把多余的学位资源转为托位，把空置的资源利用起来。

在公众号托育研究员的全国备案托育机构数据观察报告（截至2023年2月）中显示，注册名称一般为“幼儿园托育中心”“幼儿园托育部”的机构共有3932家，占备案机构总量的17.2%，主要集中分布在浙江省。

梁建章也肯定了托育的作用。他认为，幼托能帮助女性平衡职业生涯，（生孩子）前几年可能有非常大的压力。如果政府能够通过财政支出，建设很多普惠性托儿所的话，对于减轻职业女性的负担会有一定的帮助。

赵蕾的幼儿园，已经着手将多余的学位转为托位，接收2—3岁的孩子入院托育，减轻周围居民的托育压力。将公办幼儿园的资源利用起来转托育，这条路在赵蕾看来也值得探索。

四、幼儿园的未来

打通了教育部门和卫健委之间的壁垒，还有幼儿园和托班的营利问题，这也是关乎一些幼儿园生死存亡的大事。

2022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其中，普惠性幼儿园24.57万所，普惠性幼儿园占全国幼儿园的比例为84.96%。普惠园，是指以政府指导价收取保育费和住宿费的幼儿园，包括教育部门办园、其他部门开办的公办性质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站在家长的视角看，普惠园的收费接近公办，是个不错的选择。

敦促民办幼儿园变成居民能负担得起的普惠园，是一件好事，但难点在于钱谁来出。

以生均公用经费来说，这是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的、在该区域内统一实行的、对中小学校按照计划内学生人数的财政拨款标准。北京在5年前曾经为了加强学前教育，对所有普惠性幼儿园一视同仁，无论公办、民办，政府的生均补助标准是一样的，家长缴纳的学费是一样的，实现了办园标准统一、财政补助统一、收费标准统一、教师待遇统一。

但在这个因素的影响下，2018年，北京市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教育经费的比例由3%提高到10%。

2022年，全国共有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627.55万人。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4144.05万人，占全国在园幼儿的比例为89.55%，比上年增长1.77个百分点，普惠园的比例仍然在增长。

熊丙奇在2020年就曾经提出过民办幼儿园营利的探讨。

各地为了加快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变成普惠性的转型，存在欲速则不达的情况。勉强坚持做普惠园的民办园，只能通过降低教师工资，兴趣班收费等形式维持生存。尽管政府鼓励更多营利性的民办园去做普惠园，但一些强制性的要求，反而让营利性幼儿园的生存空间更狭窄了。

熊丙奇坚持，应该给学前教育足够的经费保障，而非强推营利性民办园转普惠园，忽略民办幼儿园举办者的权利，最后让家长、园长、政府全都不满意。

从托育机构的数据变化来看，也绕不开营利和普惠的取舍。备案托育机构以营利性、非营利性、事业单位进行划分，其中，营利性机构数量占比最高，超过一半。

2020—2022年，营利性机构比例逐年下降，但非营利性和事业单位性质机构逐年提升。

营利性类别机构数量占比在2021年达到高峰，超过70%，而在2022年，营利性机构的占比低于一半，只有48.2%。

意味着即便幼儿园可以将多余的资源转向托育，仍然需要更多来自政府的经费支持，这是问题的关键。

第一波少子化的冲击下，幼儿园或可挖掘以托育使用幼儿园资源的可能性，但一切仍要看财政的支持是否到位。

2022年9月，教育部财务司司长郭鹏表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连续10年保持在4%以上，教育成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的第一大支出。”

其中用于学前教育的经费，在2021年达到2700亿元，年均增长20.6%，在各级教育中增长最快。国家对于学前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

因此，在幼儿园的困境面前，将多余学位转换为托位，避免重复投入，既能缓解学前教育的困境，还能减缓年轻人的婚育压力，这或许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