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意大利记者采访完邓小平后，兴奋地说：他简直像我的父亲

邓小平的翻译、前中国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施燕华曾说过：“在我的翻译生涯中，最具挑战的一次，就是为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担任翻译。”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法拉奇的采访。一个是睿智机敏、虚怀若谷的邓小平，一个是以提问刁钻刻薄著称的“不好惹”的女记者，他们的“交锋”令世界为之一震。法拉奇生动的采访内容，把邓小平推向世界潮头，犹如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发出的新时代宣言。

1930年，法拉奇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她是20世纪最有激情和个性的记者之一，曾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两次荣获“圣·文森特新闻奖”，并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70年代末，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很快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1979年1月，邓小平正式访问美国，他在美国的9天里出席了近80场活动，发表了22次正式讲话，并8次会见记者，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风采，在美国刮起了一阵“邓旋风”。

1979年7月，邓小平带着家人离开北京，开始了他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南巡，开始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1980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指示：“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指示发出的当天，悬挂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巨幅毛泽东像被取了下来。

这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远在意大利的法拉奇敏锐地意识到：在眼下以及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在焦点在中国，而邓小平则是焦点中的焦点。她萌生了要去中国采访邓小平的念头。

此后法拉奇两次申请来中国采访邓小平，但却遗憾地遭到了拒绝。但法拉奇并未灰心，她打听到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不久以后要来中国访问，而她的父亲跟佩尔蒂尼是老朋友，于是她主动登门求助佩尔蒂尼，请他向邓小平引荐自己，理由是为佩尔蒂尼访华“做舆论准备”。

佩尔蒂尼答应了法拉奇的请求，直接把电话打到了中国大使馆，向中方担保法拉奇是一名严肃的记者，希望中方能够同意她采访邓小平。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立即打报告请示邓小平，邓小平很快就批复同意，于是法拉奇终于拿到了签证，于1980年8月18日抵达了北京。

法拉奇在抵达北京前就对采访做了大量的准备，她仔细收集了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资料，并着重研究了邓小平的生平和历史背景。她还同世界上10家大报订了合同，准备连载她与邓小平的谈话记录。

法拉奇到达北京后，下榻在民族饭店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当时的民族饭店还没有改建，很多房间都没有装空调，法拉奇专门挑选了一个没有空调的房间，因为一般的外国人都不会住到这边来，这有利于对自己的行踪保密。

8月21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了法拉奇，因为法拉奇提出要独家报道，所以在场的只有邓小平、法拉奇、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翻译施燕华和1个记录员，共5个人。

谈话开始后，法拉奇首先亲切地问邓小平：“明天是您的生日，我首先祝贺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有些吃惊地问：“明天是我的生日吗？”

法拉奇回答：“是的，我是从您的传记里得知的。”

邓小平听后笑着回答：“好吧，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经76岁了，到了衰退的年龄啦！”

法拉奇也风趣地说：“我父亲也是76岁，我要这么对他说，他肯定会打我两巴掌的！”

邓小平回答说：“他干得好！不过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

谈话就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下开始了，法拉奇提出了她的第一个问题：“几年前我到北京来，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像，今天我从饭店到这里，只看到一幅，挂在紫禁城入口处。以后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呢？”

邓小平听后，严肃地回答说：“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我们将永远纪念他。”

在后面的谈话中，邓小平又强调说：“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说完以后，他又专门对法拉奇说：“请你把这句话一定要记下来！”

这一次谈话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到12点10分才结束，法拉奇的问题都是一针见血，针针锋芒，邓小平的回答也是直截了当，坦诚睿智。按照惯例，采访应该在12点就结束，但此次邓小平却主动推迟了10分钟，他还意犹未尽，于是向法拉奇提议：“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

法拉奇当然求之不得，她连声说：“好，好！”

第二次的会谈是在8月23日的上午，法拉奇的问题仍然那么尖锐，她问邓小平：“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听后却并不生气，他回答说：“喔，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然后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最后宽容地对法拉奇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法拉奇又谈到了邓小平“三上三下”的经历，邓小平自嘲地回答说：“为什么我会三上三下？就是因为我喜欢说点实话。”

法拉奇佩服地说：“一个人经历三下三上而活下来，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很多领导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仑也只有一下一上。您经历三下三上而复生，有什么秘密？”

邓小平笑着回答：“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儿用！”

法拉奇对邓小平下放到江西时的生活很好奇，她问邓小平：“您在江西做什么？”

邓小平回答：“一天劳动两个小时。”

法拉奇又问：“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笑着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

法拉奇又问：“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邓小平回答：“零分以下。”

“那你对自己怎么评价呢？”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

法拉奇对邓小平更加敬佩，她又问了一个更加大胆的问题：“邓先生，像您这样的人为什么总是处于二把手的地位？”

邓小平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他笑着回答：“我现在的岗位没有影响我的工作。”他还向法拉奇透露，为了打破干部终身制，他和一大批老同志都将退居二线，让较年轻的人来担任国家领导人。

4个多小时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邓小平高兴地和法拉奇握手告别，她问法拉奇：“怎么样，我考试及格了吧？”

法拉奇回答：“精彩极了！”

法拉奇回到住处以后，依然激动不已，她对饭店的服务人员说：“邓小平简直就像我的父亲，我问什么问题他都能容忍。他还如此幽默，使我感到非常亲切！他是个伟人，他对一切问题了如指掌，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很精彩……他真幽默，我喜欢他的风格，喔，我喜欢他！我喜欢他！”

采访前法拉奇已经和中方达成了协议：稿件须经中方审阅，但中方保证全文发表。采访结束后，外交部派施燕华去北京民族饭店协助法拉奇整理录音和记录稿。

施燕华回忆说，在整理记录稿的那两天中，法拉奇几乎废寝忘食，不断地吸着烟，完全没有意识到别人的存在，饿了就吃自己带来的三明治和饼干，房间里的矿泉水很快喝光了，她也想不到让服务员送几瓶上来。

整理笔记期间，法拉奇经常就中英文的翻译和施燕华发生争论，她曾问施燕华：“邓小平先生谈话时说‘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施燕华感到啼笑皆非，她回答说：“‘这个’只是中国人讲话中的口头语，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但法拉奇却坚持说：“‘这个’很好，我一定要把它写进去。”

在施燕华的帮助下，法拉奇很快完成了录音稿的整理，长达5227字的访谈的第一部分发表在1980年8月31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上，第二天，采访的第二部分共计4991字，更是登上了《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对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次谈话在国内也产生了巨大反响。不久以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来佩尔蒂尼访华时，邓小平真诚地对他说：“你们意大利有一位很伟大的女性，一个很伟大的法拉奇！”

对法拉奇而言，这可谓是她一生中最成功的采访，她晚年曾回忆说：“我对邓的采访是独一无二的，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人，邓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