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40第四节 印刷术与文学风尚新变

第四节  印刷术与文学风尚新变

宋代盛行的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次革命性变化，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阅读与创作。宋代文学呈现的浓厚书卷气象，与这种文字载体的变化密切相关。

雕版印刷出现于唐代，但仍属于初创期，应用范围相对有限，以日历、字书等通俗日用读物和佛教经文较为多见。北宋初期的几十年间，刻书依然不多，抄本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如韩琦，“少年时家贫，学书无纸，时印板书绝少，文字皆是手写”（焦竑《焦氏笔乘》）。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也说：“予犹及见老儒先生，言其少时《史记》《汉书》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到宋真宗、宋仁宗时，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技术的完善，雕版印刷遂日益兴盛起来。宋真宗时，国子监书版十余万，是宋初的数十倍。宋仁宗时大量校刊各种史书、医书。欧阳修《论雕印文字札子》曾叹云：“近日雕板尤多。”除了雕版印刷的活跃，活字印刷术也发明了。据沈括《梦溪笔谈》所记，大约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 1048），布衣毕昇创制了活字印刷，这一技术大约比德国古登堡使用铅活字早了四百多年。到宋神宗时，解除了擅刻书籍的禁令，出版自由，各种印本大幅增多。刻本已不再是稀罕之物，士人获取书籍也不再是什么难事。到了南宋，印刷术达到极盛。北宋印刷业还集中并局限于几个主要地区，南宋印刷业则活跃于全国各地，并形成一系列著名的印刷中心，如浙江、四川、福建等地，刻书最多，也最为有名。书籍的种类极为丰富，既有经史经典，也包括科举应试之书、百姓日用之书等。

书籍数量成倍增长，从珍稀罕见、不易复制，变得数量丰富、传播迅速。宋代的公私藏书也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私人藏书更是日益兴盛，出现了许多藏书家。曾任参知政事的宋绶及其子宋敏求藏书多达三万卷。不少士人为了到宋家借阅图书，就在宋家居住的开封春明坊一带租房，由于租房人多，致使这一带的房租比别的地方贵出一倍。南宋的叶梦得，其藏书“逾十万卷”。晁公武、尤袤、陈振孙等，不仅藏书极富，而且分别编成《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书，成为藏书史和目录学史上的重要事件。

宋朝的右文政策与科举制的成熟，进一步推动了这场技术革命。宋太祖赵匡胤虽为后周禁军将领，却深深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虽在军中，手不释卷。他不但认为宰相须用读书人，就连军事机构的枢密院长官，也由文臣担任。宋太宗继承并发展了太祖的重文政策，进一步兴文教，抑武事，扩大科举取士，发展教育事业，大力编纂、刻印、收集图书，促进学术文化的繁荣。宋朝几位创业垂统的皇帝，重视文治的政治倾向影响了两宋三百多年。尤其是在科举成为入仕的最重要途径后，读书成为士人取得自身社会资格的依据，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知识崇拜。而印刷术的发展，则使知识普及程度大大提高。

阅读，不再是取得仕途的唯一目的，而是一种精神享受。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苏轼《记黄鲁直语》）苏轼诗说：“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和董传留别》）满腹诗书不但是士人身份的证明，更是士人生命的重要支点。

有宋一代，书籍的刊刻与流通非常便利，读书可以说已成为士人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杜甫自诩“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对宋代士人而言，这可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王安石称自己无所不读。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读书之多，学问之博，都超越前代众多文人。欧阳修不但读书多，而且以读书为人生第一乐事，终日伏案。据陈岩肖《庚溪诗话》记载，有人对宋神宗说，苏轼之才可与李白相比，宋神宗回答：“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论诗歌的天才，李白、苏轼或可比肩。而论学识的渊博，则李白不如苏轼。陆游，甚至将书房命名为“书巢”，饮食起居，与书相伴。宋人讲究“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形成“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的特点（王若虚《滹南诗话》），都是以博览群书为基础。宋人以博学相尚。宋诗之所以形成 “以才学为诗”特色，也正是植根于此。哪怕是对“以才学为诗”有所异议的严羽，却也不得不承认，诗歌“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沧浪诗话》）。

宋人的学识积累，不仅体现为典故的妙用、征引的广博，更体现在思想的深刻、格局的宽阔以及境界的高远。罗大经说：“凡作文章，须要胸中有万卷书为之根柢，自然雄浑有筋骨，精明有气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作者。”（《鹤林玉露》）黄庭坚评苏轼词时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跋东坡乐府》）宋代文学所以能有新的面貌，新的格局，都与当时书籍的普及有直接关系。

以科技发展、思想多元为基础，文学的综合优势也在这一时期凸显出来。诗、词、古文、骈文、赋以及话本、诸宫调等通俗文学，各种文类共存共荣，交相辉映。就诗而言，宋诗在繁盛的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形成独特的“宋调”，与唐诗双峰并峙，成为古典诗歌两大美学范式。宋代以后的诗歌，虽也有发展，却大体未能越出唐宋诗的范围。词在宋代发展可谓登峰造极，不但在题材内容和风格倾向上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而且在词调、字声、句读、章法等方面建立起严格的典范。这一时期的散文也取得辉煌成就。在唐代散文发展基础上，宋代散文很好地处理了文与道、难与易、骈与散等关系，在实用与审美之间取得难得的平衡，实现叙事、抒情、议论的水乳交融，既切于实用，又具备行云流水之美。宋代骈文吸纳古文创作手法，化散入骈，以流动的气势、明畅的风格，形成骈文史上独具一格的“宋四六”。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文化在高度繁荣的同时，“破体为文”中又隐含转型因素。“破体”实际上是以“尊体”为基础的。“破体”的前提，是各文体范型的成熟与定型，已具备相对稳固的体制与特性。因此，“破体”与“尊体”这对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促进的复杂倾向，恰恰体现了文学在这一时期由整合到转型的系列演进。新的经典范型以及新的审美趣味，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中得以孕育成长。譬如，宋代诗歌中，有不少描写日常琐细生活，从中寻找诗料与诗意，文人的笔墨纸砚、茶酒饭点，劳动者的水车、秧马，以致理发、洗足、服药、打瞌睡、肚子痛的日常生活中的涓滴细事，一一被纳入宋人视野。对日常生活以及个人化生命感受的关注与表达，使得诗歌更为频繁地呈现具体的人生情境，从而带上了私人生命史和生活史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