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包玉刚当面交给邓小平一封信和一张支票，说：希望保密

1981年，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领导人正在积极探索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道路。然而就在这一年，一位来自香港的特殊客人到访北京，受到了邓公的亲自接见。

这位特殊客人便是有着“船王”之称的包玉刚，包玉刚此番造访北京，主要是想考察一下大陆的投资环境，他虽然是港商中的佼佼者，但却心系大陆，始终想要为内地做点事情。然而，包玉刚在受到邓公的接见时，却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这是怎么回事呢？

包玉刚出生在宁波，这里地处东海，是一处港口城市。鸦片战争后，宁波被划为通商口岸，也因而诞生了大批的商人，形成了浓厚的经商气氛。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就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但包玉刚中学毕业后却没有子承父业，而是进入了上海的一家商船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又从事银行业，曾做过上海银行的副总经理。

1949年初，由于国内局势动荡，包兆龙父子决定带着全部身家，远赴香港发展。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包玉刚的人生发生了转折。来到香港后，包氏父子最初从事的是进出口业务，但后来由于内地的政策发生变化，他们的生意无法继续进行，不得不考虑改行。

包玉刚经过长期调查，认为可以从事海运业，但这种想法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香港的海运业已接近饱和，如果贸然进入，能不能保住本钱还很难说，更别说盈利了。然而包玉刚却非常自信，最终包玉刚说服了父亲，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加上一部分借款，买回了一艘旧船。

为了能长期稳定的盈利，包玉刚采取了长期租赁的方式，将船出租给了另一家航运公司，租期为十年，而且只收取极为低廉的租金。而当时很多船东采取的都是短期租赁，收取高额租金的方式，与他们相比，包玉刚的方式显得格格不入。但包玉刚靠着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生意越做越大，最终成为了世界船王，坐拥百亿身家。

尽管取得了一番成就，但让包玉刚最割舍不下的还是大陆，毕竟他的根在那里。1978年，我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这让包玉刚看到了一丝曙光，他立刻与时任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取得联系，希望能到内地进行考察。

卢绪章也是宁波人，和包玉刚是多年的老朋友，他在接到包玉刚的请求后，立刻将此事上报了中央，并很快获得了批准。

包玉刚的第一站就是首都北京，抵达北京后，他发现这里的宾馆数量特别稀少，比较上档次的宾馆也只有北京饭店一家。考虑到卢绪章是旅游总局的局长，为了支持老朋友的工作，包玉刚决定为北京建一座现代化的宾馆。

由于当时港商捐资还没有先例，卢绪章也是左右为难，因此，包玉刚的这个想法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实现。1980年，包玉刚再度来到北京，与上次不同的是，他受到了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在会谈过程中，包玉刚再度提出了想要捐资建饭店的想法，并表示饭店建成后，所有收益均归国家所有，但却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这座饭店能以他父亲的名字进行命名。

用人名来命名一座建筑物这在今天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当时，却让很多人接受不了。最后还是邓公一锤定音，明确表示支持，并亲自为饭店题写了名字。包玉刚得知此事后，极为感动。

1981年7月，包玉刚再度来到北京，邓亲自接见了他。在会谈中，包玉刚拿出一张面额为一千万美元的支票和一封信，亲手交给了邓公。

包玉刚表示，这张支票是用于建设“兆龙饭店”的资金，至于这封信，其实里面也是一张支票，他想用这笔钱为上海交通大学建设一个图书馆，并希望能够保密，不要对外透露具体的捐献金额。

兆龙饭店建成后，邓公亲自出席了开业典礼，并对饭店的设施和服务进行了高度评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兆龙饭店也逐渐成为了北京乃至全国旅游业的标杆。

作为一名港商，包玉刚始终将爱国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为内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历史将会永远铭记他的光辉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