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再过几天,1994年最后的一个月就要来了,然后是再过一个月,1995年要来到了。
这日子过得真是快,似乎刚刚习惯了1994年的书写,1994年就没有了,接下去在1995年的好几个月里,给朋友写信,或者写文章,日期落款时总要不自觉地写上:1994年......写完后发现错了,就涂改过来。有时接到朋友的来信,也常发现他们在日期上的涂涂改改。
一年到头,这到头的时候越来越不是滋味,首先来自于“日子过得真快”这样的感受,这快似乎是意料之外和猝不及防的,像是一把榔头突然砸在身边的桌子上。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还没怎么过日子,这日子就过去了,他们的感受有点像是刚刚睡着就被叫醒似的,睁着迷迷糊糊的眼睛,莫名其妙地看着新年的元旦,而新年元旦就是那一声把他们惊醒的,突然来到的响亮喊叫。
同时,这快的感受还是对自己过去行为的来不及做出的反应,换句话说,就是对自己经历过的生活突然产生了怀疑,“这一年我是怎么过来的?”自然,这个问题会很快弄清楚,弄清楚以后,人们就会寻找某种方式,试图来证明自己刚刚过去的生活是否值得。
于是,一年到头,这到头就成为了多愁善感的怀旧。想一想,一年里自己干了些什么?拿一支笔,再拿一张纸,认认真真想着,记在纸上,大事小事,只要想得起来的都记上去,最后一看,发现自己这一年里做了不少的事,比如重要的有:从一居室迁到了二居室;或者出版了第十三部作品;或者购买了一台摄像机;还有别的很多的或者......
如果这个时候继续往下想,问题就会出来了,他会发现记在纸上的全是事,作为人,他这一年里又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内心得到了什么?
他开始发现生活的周而复始,他发现自己作为人的生活从来就没有过除旧迎新,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其实早就一成不变了,他活着的意义就是在不断地复习,今年的生活在复习去年的,而去年的在复习前年的……这就是一年到头时,一个成年人的不安。
02
我是1960年出生的,这使我对2000年始终有着完整的数字概念,刚好四十年。我记得小时候曾经想到过这一天,那时候我也就是十来岁,或者再大上两三岁,那时候2000年对我来说非常遥远,就像让我行走着去美国似的漫长和不可思议。现在再想到这一天,我感到它已经来到了,近在咫尺,似乎睡一觉醒来拉开窗帘就可以看到2000年1月1日的明亮的天空。这一天来到的速度如此之快,并且越来越快,让我不安。而当我回首过去,回想我十岁的情景时,却没有丝毫的遥远之感,仿佛就在昨天。我十岁展望2000年时,我显然是奢侈了;而现在回忆十岁的情景时,我充满了伤感。这是时间对我们的迫害,同样的距离,展望时是那么漫长,回忆时却如此短暂。
03
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只属于自己生活,世界的丰富多彩和个人空间的狭窄使阅读浮现在我们的眼前,阅读打开了我们个人的空间,让我们意识到天空的宽广和大地的辽阔,让我们的人生道路由单数变成了复数。文学的阅读更是如此,别人的故事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阅读这本书就是这样的感觉,在这些各不相同的故事里,在这些不断变化的体验里,我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得到了补充,我们的想象在逐渐膨胀。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会不断地唤醒自己的记忆,让那些早已遗忘的往事和体验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并且焕然一新。阅读一部书可以不断勾起自己沉睡中的记忆和感受,我相信这些的阅读会有益自己的身心健康。
04
八十年代末我们在鲁迅文学院的时候,马原经常过来。那时候陈晓明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博士,当时觉得那地方很远,现在北京大了,感觉不远了。我和格非转五六次公交车去看他,他就在宿舍里用电炉炒鸡块给我们吃,一大盘,晓明很会做菜。不过他很牛,不搞礼尚往来那一套,从来不到鲁迅文学院来看我。
马原经常来鲁迅文学院,当时莫言和我住一个房间,有一个学期他回家盖房子去了,他也不在,马原就在那住了几夜。我们通宵聊天,充满热情谈文学,没谈其他的话题。我们到晓明那里,也是只谈文学,除了文学没有别的话题,那真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我记得晓明当时还写诗,问他发表在哪里,他很得意说,发表在研究生院女同学们的笔记本上。
那时候马原工作单位还在西藏,有一段时间马原离开西藏回到沈阳,马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但是他做事基本半途而废。当时他很热心地给沈阳文学院搞一个活动,把我们请过去。这是我认识史铁生以来他的第一次长途跋涉,我和莫言、刘震云三个人把史铁生扛上火车,震云身体比我和莫言强壮,他背着铁生上火车,我和莫言负责把轮椅和四个人的包弄上火车,到了沈阳以后,就是马原背着铁生走了。记得我们还在那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在一个篮球场上,我们是北京队,加上沈阳的马原,马原再帮我们拉来两个踢得好的,我们让铁生当守门员,铁生坐在轮椅里,我们说你就在这待着,把门守住。辽宁文学院的同学不敢踢,怕把铁生踢坏。(马原补充说:就是一个篮筐下面,铁生一个轮椅就已经把它围住了。)那时候确实很好玩,晚上去偷黄瓜,偷来以后,当时辽宁文学院周边全是农田。我记得走道里摆着一个大水缸,偷来的黄瓜在水缸里面洗一下给铁生送过去,铁生咬一口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黄瓜。我说这黄瓜从摘下来到你嘴里不到十分钟。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在沈阳待了一些日子后,马原去海南了。马原一直在漂泊,他当年选择去西藏,其实已经走上今天的道路,就是漂泊的道路,总是在途中。他一直安定不下来,他在北京也漂过一段时间,在北京漂着的时候是我们见面最多的时候。他原来在拉萨群艺馆工作,马原这个人心高气傲,他个子也高,平时看别人都比他矮,他瞧不起别人,跟群艺馆馆长关系很不好,他这种性格,拉萨市委书记都不放在眼里,群艺馆馆长算什么,所以经常吵架。有一天他们群艺馆馆长发火了,说马原你别再来上班。马原如获至宝,说:你说的不让我上班。从此以后马原再也不上班了,但是工资照样拿。然后他就到北京来了,工资还有,但他不上班了,他抓住了那个馆长的把柄,不是他不想上班,是那个馆长不让他上班。
后来他又去了海南,去了很长时间。他在海南时有了一个想法,就是刚才晓明说的,要拍一个叫《中国文学梦》的纪录片。那时候我已经回嘉兴了,有一次刚好程永新和格非从上海过来玩,住在我家里,我们三个人正下着围棋,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我们三个人都傻了,马原带着一个摄制组来了。问他是怎么找过来的,那时候我们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马原大概是听说我们在嘉兴,直接上了火车,就找过来了,好像《中国文学梦》是在我家开机的。(马原说:前一段有一本《重返八十年代》,那本书就是关于我拍的《中国文学梦》的活动,拍了两三年,这个片子开机就在余华家里。)
他后来还是漂泊,漂到上海去同济大学当中文系主任。说实话,晓明当北大中文系主任合情合理,没有人感到惊讶。马原当中文系主任我觉得就是他这本《黄棠一家》前面的书名——荒唐。一个漂泊不定的人做了中文系主任,也好,我以为他从此会安定下来,在上海安家落户了。那时他还请我去同济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到了同济的招待所,吃了午饭,我们哥俩就在房间里面,坐在两张床上开始聊天,好几年没见了。我忘了问演讲题目是什么,他也没有说演讲题目是什么,聊的差不多该去吃晚饭了,吃完晚饭就去会场。人很多,马原自己不上去,就在下面坐着,让他们系里的一个教授在上面主持活动,等我开始发言的时候才想起能说什么啊。往后面看一看,有标题在。其实马原也不知道我演讲的题目是什么,他根本不关心这些破事,他就是陪着我,跟我聊天,陪我吃饭。没过多久,他有自知之明,辞掉中文系主任了,他知道这事情胜任不了。
他在同济的时候我到上海我们必会见面。有一次我和苏童去他家,他在同济刚分了一套房子,他很骄傲自己的装修,他把所有直角的墙全部弄成圆的,还说他拥有知识产权,给我们展示他的成就。我们说马原还真是喜欢折腾,把墙的直角都弄成圆角,这也有好处,撞上不会划破皮。
这些年来马原的生活跌宕起伏,漂泊不定,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老朋友见面时,经常会提到马原,马原在哪里?一桌子人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你说晓明在哪里,谁都知道晓明在北大,知道的更多一点的人会说,他昨天刚从上海讲课回来。说到马原,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选自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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