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高课、梅机关……日本特务机关的名字为何五花八门？

“特高课”“梅机关”，这样的特务机关名称为许多国人熟知。无论是新剧《无间》《薄冰》，2015年播出的《伪装者》，还是198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谍战片《特高课在行动》，都少不了这几个日本情报机关的出场。那么，这几个日本特务机关是如何产生发展，在当时又有何情报分工？如今的日本能否看到这些情报机构的影子，日本又以何种方式继续情报的收集和传送呢？

在电视剧《伪装者》中，“76号”“特高课”的名字几乎每集都会出现。行动处处长梁仲春、情报处处长汪曼春都是76号的能人，却要处处讨好和顾忌特高课。那么，特高课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在几类日本特务机关中，特高课的发展最为漫长，最初是负责处置日本国内反体制社会运动的秘密组织。1874年，日本发生自由民权运动，发起者向明治政府提出开设议会、减免地租及保障言论与集会自由等一系列要求，一些地方甚至发展为暴动。为镇压自由民权运动，日本政府设立了“国事警察”。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后，将“国事警察”改称“高等警察”。1911年8月，警视厅设立了以取缔社会运动、政治运动为目的特别高等警察课，特高警察这一组织正式形成，这也是最早的“特高课”。此时的特高课实行白色恐怖，钳制思想。日本国内的进步势力、反战势力被残酷镇压，唯有法西斯主义官方意识形态得到宣传，并给大多数日本人“洗脑”，形成举国一致态势，使他们无条件遵奉上级意愿，充当棋子与炮灰。

随时间发展，特高课的分支也逐渐多元化。“九一八事变”后，驻华“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开始设立在中国沦陷区的特高课。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把中国东北当作反苏和扩大侵华战争的基地，故特高课组织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除此之外，在华北、内蒙古、上海、江苏、中国台湾等地亦遍设宪兵特高课组织。

特高课负责中国沦陷区的侵华特务活动和谍报活动，具体说来有五个目的：一是宣传安抚、监视中国人的思想动态，取缔反日言行；二是搜集情报，汇编情报资料；三是破坏地下抗日组织，侦捕审讯处理特工人员；四是监视伪高官言行；五是进行策反、诱降等活动。

在《伪装者》中，大哥明楼表面上担任着新政府的经济司司长、特务委员会主任，却无时无刻不在特高课的怀疑与监视中。下图是明楼的三个秘书，右侧负责政治的日本人李秘书，是特高课科长南田洋子安插在明楼身边的间谍，后被汪曼春发现并利用。左侧的刘秘书则是特高课头目、南田洋子上级藤田芳政越级安排的眼线，负责监视明楼的动向。除了日常工作监视，每次重庆、延安方面刺杀汉奸或日本政要，特高课都会单独对明楼进行更加严密的跟踪、窃听。

特高课的恶劣行径远不止监视和控制。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首的日本特高课，网罗特高第二课的川岛芳子、南造云子等高级间谍，利用沈阳和哈尔滨的妓院为掩护搜集情报，并以各种手段控制其属下的中国和白俄情报人员。特高课“思想对策”主任宇津木孟雄，起草制定侦察计划、命令方案和《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一齐检举共产党计划一览表》，并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牡丹江等地同时实行大逮捕。他们对被捕者酷刑逼供，其中大多是教育界、报界的爱国人士，多人被迫害致死。特高课维持沦陷区的统治、窃取中国军队重要情报、残酷镇压和破坏地下党组织和抗日组织，并对百姓实行白色恐怖，给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重大损失。

日本侵入中国上海后，在上海建立了专门的特务机构“梅机关”，并且在臭名昭著的76号配合下，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上海的抵抗组织展开彻底清除，靳东在电视剧《无间》中饰演的男主角陆风也因此面临严峻的考验。实际上，历史上的日本在华情报机关不止“梅”机关一个，而是建立了以“梅”“竹”“兰”“菊”为代号的四项工作，并设立梅、兰、竹、菊四个特务机关，专门负责谋略和谍报活动。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到头来却以我国的“四君子”来命名特务机关、辅助侵略战争，实在令人不齿。

四大机关中，“梅机关”最为臭名昭著。梅机关是华中日本特务最高机构代号，最初建立在上海“梅花堂”而得名。该机关直接负责人是影佐祯昭，也是汪伪政府的幕后指使人。1939年5月，汪精卫从河内到达上海，开始筹建伪中央政府。日本军部以影佐祯昭为首的一批军政人员，以上海东体育路7号为据点，谋划支持汪精卫成立伪政权的各项活动。同年8月22日正式成立梅机关，主要任务是密切监护汪精卫集团，调整汪精卫与其他汉奸的关系，扶植成立伪中央政权。10月1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梅机关改归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指挥。梅机关先后与汪精卫集团秘密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秘密谅解事项》等项文件；为汪精卫集团拟定了《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决定案）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决定案）；《关于建立中央政府大纲》（决定案）和《国民政府政纲》（决定案）；《国民政府机构预定一览表》等，参与了汪伪政权筹组的全过程。

“兰机关”的意图则更为明显，主要是为了诱降当时负责两广地区的白崇禧和李宗仁，想让这两个人合力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早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就试图利用国民党西南派的反蒋立场，来策动西南派脱离国民党，建立所谓的亲日地方政权，以实现南北夹击。1938年6月17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第二期谋略计划”，其中详细制定了“对李宗仁、白崇禧的利用”分期策略。“第一期：西南系军队回避参加抗日战争；通电反蒋、反共。第二期：反蒋、反共、反战为政策，建立地方政府；对内进行和平通电和实行亲日政策；西南大联合。”此后不久，日本参谋本部即开展以“兰”为代号的特务工作，由少将和知鹰二主持的“兰机关”具体执行，负责对李宗仁、白崇禧进行拉拢。

1939年下半年，日军继续利用桂系和蒋介石的不和，特派曾在南宁担任军事顾问的中井增太郎大佐出任前线部队的特务机关长，中井派出代表与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人密谈，并向其发出“致李、白将军书”的诱降书，被李宗仁等人严词拒绝。李宗仁等人当时的回复如下：由于日本不能再打下去，所以想用甜言蜜语来引诱人。但从各种事实表现来看，始终是要吞并中国……对中国来说，与其让日本吞并就不如抗战到底，使日本幡然大悟，自行消除吞并思想。待事实上确有和我公平合作表现时，才有开始谈判的余地……如果真正希望停止战争，必须回复战前的一切状态。针对汪精卫投日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并先后与日本、伪满洲国签订条约，李宗仁和白崇禧又于1940年12月5日联名发表通电，声讨汪氏的卖国罪行，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声讨。至此，日本诱降李宗仁、白崇禧的“兰”工作彻底破产。

“竹”工作是针对北洋旧将吴佩孚的工作，由“竹机关”负责。该机关由日本陆军、海军与外务省三方面派员联合组成，专门负责开展对华军政上层人物诱降与策动在中国成立统一的汉奸政府的工作。由土肥原贤二主持，因此又被称为“土肥原机关”。

土肥原贤二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有声望又有军政势力和能力的中国头面人物来充当汉奸政府的首脑。此时只有吴佩孚最符合上述条件。最初，土肥原的计划是以唐绍仪主政、吴佩孚主军，建立“南唐、北吴的中央政府”。因此后不久唐绍仪遇刺身亡，且诱降汪精卫的工作取得了进展，日方遂决定建立一个由汪精卫主政、吴佩孚主军的“北吴南汪”的伪中央政权。根据土肥原的安排，1939年1月24日，以“和平救国会”名义请吴佩孚“出山”任“绥靖委员长”，并派人游说吴佩孚，同时唆使平津地区的汉奸散布谣言，说吴佩孚已接受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要职，并伪造吴主张“中日议和”的通电，企图造成既定事实，逼迫吴佩孚就范。吴佩孚大怒，向美国合众社记者表示所谓接受日本重任纯属伪造。

土肥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于1939年1月30日组织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并将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交给吴佩孚和中外记者，其主要内容是说吴佩孚愿意为“中日提携”努力、一切赞成日方主张等。但吴佩孚识破了日方诡计，面对中外记者，提出了三项条件，即一要有实地，以便训练人马；二要有实权，以便指挥裕如；三要有实力，以便实施政策。吴佩孚还说：“中国人希望和平！我想日本人也希望和平。打起仗来，对谁都没有好处。我看中日和平的条件无非两条：一条是日本无条件撤兵，大兵住在别人的国家，总是不行的；二条是中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这番讲话，让土肥原大为光火，只得大声宣布“休会”。

此后，土肥原不甘心，第三次登门拜访，企图以私人感情打动吴佩孚。吴仍不为所动，土肥原工作失败，被勒令回国，“竹”工作因此而归于失败。

相较之下，“菊机关”的知名度不如其他三个机关高，相关历史记载少。可以确定的是，“菊机关”是日本陆军步兵大佐山本募于1939年10月组织而成，地点设在福建。该情报机构最著名的工作是1939年底策反国民党闽粤边防军总指挥黄大伟。日本攻占厦门后，又决定在华南开展新一轮攻势，奈何兵力不足，难以发动全线进攻，便想借助伪军为其卖命。在此背景下，黄大伟进入了日方视野。最终，在“菊机关”的策动下，黄大伟公开投敌，并受命于“菊机关”，组建了“和平建国军第一集团军”。1944年，随着黄大伟在上海被暗杀，“菊机关”也逐渐消失在历史记载之中。

二战结束后，中国沦陷区的宪兵特高课机构和日本本土的宪兵特高课机构纷纷解散，特高人员亦作鸟兽散。1948年11月，土肥原贤二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等罪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川岛芳子也于1945年11月11日被中国反间谍机关逮捕，1948年3月25日被处决。南造云子早在1942年4月某晚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被3名军统特工射杀。日本乙、丙级战犯中，被判绞刑和枪决的约有1000名，其中300人是宪兵和宪兵特高课成员。但随着美国转变对日政策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再度得势的日本保守派竟于1969年4月在靖国神社内建造了“宪兵碑”。

1945年10月，日本政府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占领当局授意下，认定国内的特高课人员是战争推进者、合作者，是战犯，但就其进行的任意逮捕、冤狱、拷打、虐待、凌辱等反人道罪没有采取任何处罚和清算措施；释放战时被特高课逮捕的政治犯、思想犯3000多人，抹去记录在户籍簿上的“犯罪指控”事项。

冷战开始后，美国将日本作为反华、反苏的桥头堡。日本国会通过了吉田茂内阁提出的类似战前治安维持法的《破坏活动防止法》，在原特高课基础上成立公安调查厅。美国占领当局很赏识战前特高课镇压日本共产党、民主人士的手腕，重新起用他们为公安调查厅负责人，让他们充当肃清日本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急先锋。不仅如此，战前特高课官僚们的势力在中央和地方根深蒂固，许多人仍然担任皇宫警卫、警视厅、日本育英会、文部省、旧自治省、防卫厅、厚生省、劳动省、恩给局、人事院、政府附属机构、各种委员会的要职，在地方上也继续担任县知事、副知事、市长、助理、教委主任等要职。他们还竞选国会议员，进而爬到中央高层。他们调查教师言行，美化侵略战争，否定教委公选制，推动国家对教材、教育内容进行统制。从1964年秋开始，原特高课官僚们因镇压民主教育“有功”相继受勋。肯定侵略战争和否定特高课罪行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战后，原特高课官僚猖獗活动目的是遮掩战前的各种罪恶。这也是当今日本右翼思潮的根源之一。

与此同时，经济、科技情报日益成为日本情报工作的中心内容。表面上看，这些经济情报网络是由日本一些商社和企业在世界各地设立的，实际上，早在1980年，日本就把民间经济情报网纳入日本使馆的管辖范围内，日本军事情报机构在1980年10月也公开声称“要把军事情报活动和工业情报活动结合起来”，日本政府情报机构除自身的经济和科技情报工作外，还通过委托调查的方式要求民间情报机构从事各种经济与科技情报的搜集与研究分析工作。这种政府、军方和民间结合的情报工作协调体制是日本经济与科技情报活动的一大特点。

1980年，日本丰田公司驻广州的情报小组，发觉《广州日报》有这样一则消息，：“限于×月×日，严禁载重两吨以上的大货车进入闹市区。”捕捉到这则消息后，情报人员将原文电传给日本总部并附“速生产载重1.5-2吨载重小货车”。仅仅3个月后，一批载重1.7吨的丰田客货两用车进入广州港，马上成为抢手货，很快该种车型遍及中国大陆。这种车型既有实用价值，又满足消费者的心态，日本丰田公司为此大赚一笔。

日本还通过情报活动把一些在世界各国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技术移植过来。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工业机器人是美国于1961年制造出来的，日本川崎公司根据搜集来的情报，于1968年首次引进，接着便开始仿造。到1982年，日本机器人的生产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过去，日本生产小汽车的技术落后，但当他们从情报中预测到小汽车在世界上将会有很大市场时，便迅速采取措施从英国、法国取得生产小汽车的先进技术，在不长的时间内，日本小汽车工业便发展起来。到1983年，日本生产小汽车的数量已跃居世界首位，并且大部分出口到世界各国。在世界各地，日本的丰田公司实现了“有路必有丰田车”的口号。

回顾日本在战时与战后的国内外情报机构，可谓花样百出、心机深沉。历史并非谍战剧，没有敲定的剧本和明确的时间线，每一次胜利都是浴血的奋战，每一次抗争都是民族的高光。在和平年代，我们或许很难体会抗日与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卓绝，但可以在国家繁荣发展的进程中添砖加瓦，不忘历史，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