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张治中提出要加入共产党，周恩来却拒绝说：你的目标过大

周恩来和张治中，一个是共产党的中坚人物，一个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们虽然曾分属不同阵营，但他们早在1924年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一直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谱写了一段传世佳话。

1924年，周恩来自法国留学归国不久，便被推荐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以突出的才华和惊人的效率，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规章制度，并特别加强了学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和新成立的军校教导团的政治工作，很快使政治部的工作走上正轨，学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此时张治中任黄埔军校的教育长，他和周恩来一见如故，他们对军校工作、国内外大事和中国的前途命运，看法都很一致，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张治中晚年曾回忆说：

“黄埔军官军校成立，我即进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他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吸引力。”

192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黄埔军校结婚，由于经济拮据和事务繁忙，他们准备简办婚事。但张治中知道以后却说：“结婚乃人生大事，也不能太简单。”

于是张治中自己出钱操办了两桌酒席，并请了军校的几位知己来参加婚宴，在婚宴上，他把周恩来灌了个大醉，最后只好让警卫把周恩来给抬了回去。周恩来和邓颖超后来每次回想起这件事时，都对张治中充满感激。

当时黄埔军校里的学生分为两派

：一是中共支持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另一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张治中一方面为蒋所重用，另一方面又与中共关系密切，所以成为两派的争夺对象。

但张治中认为革命才刚刚开始，两派应该团结，他并不想选择哪一派，但他更倾向于中共这一边，他晚年曾回忆说：

“至于我，实在说是站在中间偏左，因此遂为双方所不满，特别是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对我常加攻击。”

但张治中日益左倾的激烈言行，不仅被国民党右派指斥为“赤色分子”、“红色教官”，而且就连蒋介石也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共产党员”，这让他感到非常苦恼。他在再三思考下，决定向周恩来提出，自己也要加入共产党。

周恩来得知以后，感到非常高兴，但他自己也做不了主，于是他说：“我赞赏你的态度，也愿意吸收你为本党党员。但我要向组织上汇报你的情况，再答复你。”

但几天以后，周恩来遗憾地对张治中说：“文白（张治中字文白），我个人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职位较高，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定，中共不得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所以我们暂时不能同意你的请求。”

张治中只好说：“中共的意见有道理、有远见，我就继续干国民党吧。”

周恩来在晚年和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谈到这件事时，曾感慨地说：“你父亲如那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现在要么是我们的元帅，要么是革命烈士了。”

1926年6月上旬，蒋介石准备北伐，被授权组建北伐军总司令部，张治中对他说：“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好由周恩来充任，以便两党合作如初……”

不料蒋介石直接打断他说：“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嘛，我已定下由邓演达担任，周恩来可否出任财经委主任？”

张治中据理力争：“邓演达可以带兵，周恩来做政治宣传工作很有才华，任政治部主任最合适。”

但蒋介石仍不同意，张治中只好作罢。此后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周恩来和张治中也就各为其主了。

张治中虽然同情共产党，但他毕竟是个军人，有着很强的忠诚意识，他在以后尽力辅佐蒋介石，蒋介石也对他委以重任，先后委任他为湖南省主席、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直至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主张国共和谈，毛泽东欣然同意。为了安排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相关事宜，周恩来提前来到重庆安排，张治中不仅亲自去延安接毛泽东来重庆，他还让出住所，并在安排警卫时也是煞费苦心，确保了毛泽东的绝对安全。

蒋介石深知张治中是可以被周恩来所乐意会见、接谈之人，于是委任他为国民党和谈的首席代表。周恩来和张治中在谈判时，为了各自党派的利益，争得十分激烈，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他们终于达成了著名的《双十协定》。

谈判还未结束时，周恩来因为不放心毛泽东的安全，准备让他提前回延安。他对张治中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们可有点不放心呀！”

张治中回答说：“我既然负责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

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字后，张治中果然亲自陪同毛泽东一行安全抵达了延安。后来叶挺的飞机失事的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明智的，毛泽东也非常欣赏张治中，对他说：“你是真心要和平的。”

1946年3月，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周恩来专门嘱托他：“我们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情况不详，释放政治犯是毛主席到重庆时提出并写进‘双十协定’的，你到新疆后，务必请设法将他们放出来。”

张治中到新疆以后，费了很多周折，才让蒋介石勉强同意放人，他还专门派人一路护送，并给要路过的各省主席都打了招呼，终于使这130人在7月9日安全到达了延安。7月中旬，蒋介石撕毁了一切协定，挑起了全面内战，要不是张治中及时落实这件事，这批中共人员必然会遭到敌人的毒手。

1949年1月，面对淮海战役将败的现实和内外交困的局面，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他再次任命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去北平和中共谈判。

4月1日，张治中一行人到达北平，他再次和周恩来成为了谈判桌上的对手。周恩来质问他：“你为什么离开南京后，到奉化的溪口去见蒋介石？你这种做法，完全是为加强蒋介石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的所谓下野是假的，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

这让张治中无话可说，他只好说：“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中共的。但肯定是以毛先生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

经过10多天的会谈，4月13日，中共代表团写出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稿，南京代表团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其中大部分被接受了。协议主要有8条：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于是在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宣布协议的草稿，希望南京方面20日前同意签字，否则中共即大举过江。

蒋介石看到协定后，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20

日，国民党中常会发表声明，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协定。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

谈判失败后，以张治中为首的谈判代表团的去留成为了问题，代表们经过了激烈的讨论后，大部分人都决定留在北平，投入人民的怀抱。最终张治中决定：“同志们的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

周恩来知道以后，马上来挽留他：“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特务都不会放过你们。”

但张治中依然犹豫不决，由于多年蒋介石对张治中的赏识和重用，他总是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周恩来说：“你这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为一个人着想，而不为全国人，为革命着想？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但张治中仍给南京发电报，要求他们在4月23日派飞机来接自己，4月24日回南京。

4月24日上午，周恩来来到了张治中下榻的北平六国饭店，对他说：“文白先生，我们去机场接一个客人。”

张治中很不解：“什么客人，我可认识？”

周恩来笑着说：“不仅认识，而且是你最熟悉的人。”

张治中摇摇头，大惑不解地跟着周恩来上了车。

飞机降落以后，舱门打开了。舷梯上出现了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弟媳郑淑华，以及孩子们和保姆，这让张治中既高兴，又吃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周恩来知道谈判失败后，蒋介石可能迁怒于张治中，国民党特务就极有可能对他的家属阴谋暗算，或强行迁往台湾，于是他马上命令南京地下党，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张治中的家属安全送到解放区，这才有了他们的相见。

张治中之前之所以犹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担心家属的安全。此时周恩来认真对他说：“现在文白先生的家人安全了，我们也放心了。至于您是走是留，我们不会强求的。您如果选择离开，我马上给你们全家安排飞机。”

张治中下定决心说：“不要说了，恩来先生，我决定留下来了！”

周恩来十分高兴，他让有关部门给张治中一家安排住处，还特别强调，要多看几个地方，一定要使他们一家满意。最后，张家最后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以前是北洋军阀孙连仲的公馆，那里不仅房间多，而且非常宽敞。

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治中的《对时局的声明》，刊出以后对推动各地起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找张治中谈话，希望他为新疆和平解放而奔走。张治中欣然接受，他四次赴新疆，并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担任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尽管工作很忙，但仍会经常到张治中家里看望他。有一次，张一纯对周恩来说：“周叔叔，我对上学不感兴趣，我想当个工人，请周叔叔给帮个忙。”

周恩来高兴地说：“好啊，想当个工人完全可以办到，你想干什么呢？”

张一纯说：“我对物理感兴趣，我乐意当一名电业工人。”

于是后来周恩来对分管电业的陈云说：“文白的儿子想搞电力技术，就让他去吧。”陈云也表示同意，不久以后，中央的一所电力学校就向张一纯下达了入学通知。

张治中患有神经性腿痛顽疾，上了年纪后时时发作，非常痛苦。周恩来每次出国，都会给他带回一些有效的药物，让邓颖超送过去。周恩来在得知张治中一家的生活很拮据后，又马上批示有关部门拿出6000块钱，资助他一家人的生活。

“文革”爆发后，张治中也受到了冲击，周恩来对他采取了很多保护措施，他专门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期间亲自接送毛主席，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作出了贡献。”正是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张治中没有受到过多的迫害。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病逝，享年79岁。统战部当时的领导提出不搞告别仪式，周恩来却说一定要搞个仪式，他还说：“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4月9日，周恩来亲临八宝山革命公墓，主持张治中的遗体告别仪式，深切悼念这位光明磊落肝胆相照的真挚朋友。

1975年11月，周恩来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但他在病床上仍然惦记着张治中一家人的生活，他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的稿费和平时省下来的工资共计5万余元，送到张治中家里，足见他和张治中之间的深厚情谊。

周恩来和张治中这对挚友，诠释了真挚友谊的内涵，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