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滥觞，山河激荡——山西续

在这些问鼎中原的游牧民族中，建立北魏的鲜卑族跟山西关系最深。
多年以来，我对魏晋南北朝史——特别是北魏史——非常感兴趣。在中国历史上，北魏是一个不受人关注但是意义重大而且耐人寻味的王朝。它在五胡十六国的大混战之中神秘地崛起，在汉、唐两座中国封建文明高峰之间的漫长低迷岁月中掠过历史的天空，并逐渐使北方各族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开启了通向隋、唐帝国的大门。
我这种兴趣的萌生，跟我当时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工作有很大关系。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中提出了一个命题：
秦汉时期或者更早，匈奴人就以一个强劲的形象出现在草原上。以后，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更后，契丹人、女真人，最后，蒙古人，他们像鹰一样从历史掠过，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历史遗迹或遗物，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诉说他们过去的繁荣。他们从哪里来？最后又去了哪里？
当时年轻的我同样对这个问题充满兴趣，我甚至打算写一本关于游牧民族的书，名字都想好了，叫作《走上那高高的兴安岭》，为此我阅读了大量资料，也跑遍了内蒙古各地。
我去了鄂伦春自治旗的首府阿里河镇，拜访了闻名已久的嘎仙洞。1980年，文物考察队员在嘎仙洞中布满苔藓的岩石上，发现了密密麻麻的祭文。嘎仙洞石壁铭刻的发现，其权威性和原始性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经过考证，石洞中的铭刻与《魏书·礼志一》中的记载“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高度相似，这证明嘎仙洞就是著名的“鲜卑石室”——拓跋鲜卑的祖庙所在之地。鲜卑族的祖先从呼伦贝尔转东南，出大兴安岭南段东侧的辽河支流乌尔吉木伦河流域，从而进入“匈奴之故地”，最终建立北魏，定都山西大同，完成了前秦苻坚之后的统一北方霸业。
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秦、汉、隋、唐看西安，宋、齐、梁、陈看南京，钱越、赵宋看杭州，燕、元、明、清看北京……那么，北魏、辽、金看大同，也是理所当然的。
大同承载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叠加着数十个古代民族的文化。历史上，鲜卑人走了突厥人来，契丹人走了女真人来，蒙古人、鞑靼人、沙陀种、瓦剌部走马灯似的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与征战，你来我往，一派多民族的聚散离合景象，大同独特的城市文化也便由此而来。
在研究北魏文化的过程中，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过大同，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一偿夙愿。
提起北魏，最出名的应当是北魏孝文帝。魏孝文帝二十四岁亲政后，延续冯太后的改革，文化上全面禁胡语，改汉姓；经济上实施均田制、三长制，最后甚至提出迁都动议，并且一力推行，把北魏的首都由平城（今大同）迁到了洛阳。
应该说，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风云激荡、蔚为壮观的。在魏孝文帝看来，草原民族的统治方式难以适应疆域横跨草原、中原的大型帝国，五胡十六国的一百多年间，既是血腥残酷的黑暗时代，也是人种、文化、生活、地域、政治、社会、语言、风俗及习惯大融合的时代，更是草原民族政权走马灯轮换的时代。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往往短短几十年政权即陷入混乱，天下分裂，其核心原因是，草原的治理手段根本不适合于疆域广阔的中原帝国。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草原上的王位传承往往采用兄终弟及制，因为在草原部落联盟中，维系凝聚力的基础就是大汗个人的绝对强势。草原之上征伐频繁，如果采用父死子继制，常常会出现少儿皇帝的情况，主少国疑，很快分崩离析，因此兄终弟及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兄终弟及最大的矛盾点在于，兄弟间都是同一辈分，按照最乐观的情况来假设，一代人也不过区区百年。本代最后一位汗王过世之后，留下的是无数虎视眈眈的皇子皇孙，除非有极强势的人物横空出世，否则一场席卷草原的大分裂将不可避免，这也是草原帝国的国祚通常不满百年的重要原因。这样一套政治体制随着胡马踏过阴山，问鼎中原，混乱自然不可避免。
魏孝文帝正是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致力于打破民族间的藩篱，形成一君万民的政治格局。但是，这一系列改革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魏孝文帝太轻易地放弃了胡汉二元的政治架构，导致了很多鲜卑军事贵族的强烈不满，改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迁都后不久，魏孝文帝本人英年早逝，而北魏帝国也在其身后三十年分崩离析；鲜卑这个古老的民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整体，也在不久后彻底消失在了历史中。
于身、于家、于国、于民族，魏孝文帝的改革都难说成功。年轻有为的统治者，波澜壮阔的政治理想，最终带领帝国走上了一条灭亡之路。
如果站在更宏大的历史观上来看，我们在观察到游牧民族汉化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汉人的少数民族化。富庶的中原帝国，往往在高度发达后走向腐烂，统治者穷奢极欲，官僚体系效率极度低下，帝国走向衰朽。这种时候游牧民族的大举入侵，看似是国难，实则是涅槃。游牧民族的刚健、血性和某些极富想象力的制度创新，如同当头棒喝一般，为衰朽中原文明注入了活力。
从世界史角度看，游牧民族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北方邻居，他们广泛地分布在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他们的生活极端不稳定，夏季有大旱或草原大火，草地瞬间荒芜；冬季寒流或大雪侵袭，险境环生之下，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群体灭绝。因此，游牧文明会周期性地向欧亚大陆边缘的文明发动入侵。“上帝之鞭”与“万里长城”其实是一个故事的不同侧面，这个故事就是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的战争。
中原大地上的“五胡乱华”和罗马帝国的“蛮族入侵”，这两件大事大致就发生同一个时间段，欧亚大陆的两端重新陷入了两三个世纪的混乱，但两者的结局却迥异。承载了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的帝国就此陨落，欧洲分裂成无数个小国，至今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又重新回到了大一统，并延续至今，其中北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允地说，自秦一统中国以来，南北朝是中国最有可能陷入彻底分裂的时期。当时，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感尚未完全形成，再加上南北朝间江河阻隔，胡汉相异，甚至一度在风俗、思想、文化方面也越走越远，更关键的是，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互相无法控制水源与粮食，这给分裂提供了条件。
中国得以统一的功臣，就是以北魏孝文帝为代表的那一批少数民族政治家。在他们或小心或大胆、或成功或失败的尝试下，胡汉二元的政治制度得以形成，期间盛世离乱相继，免不了阴谋诡计、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但正是在北魏孝文帝乃至无数失败者的尸体之上，中华文明完成了涅槃。日后的隋文帝、唐太宗，都是高度鲜卑化的汉人，他们在无数血与火的经验中，融胡汉之所长，成就了气象万千的伟大帝国，让包容并汇的中华文明走向了成熟期。
四十年看深圳，一百年看上海，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陕西，五千年看山西，看的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亭台楼阁，而是文明的生发。
晋南的临汾是尧舜舞台，晋北的大同是北魏皇都，晋中的太原是李唐龙城，文明在这里从肇始到激荡，再到成熟包容，最终走向世界。小则来看，山西是民族融合的熔炉；中则来看，山西是中国人文的重要孵化器；大则来看，伴随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世界急需重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最好途径，就是发现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