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卷末章-第9章《书写》之二

文学理论

   在南北朝，作家们力图证明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高尚的追求。这一理论最早出现于曹丕《典论》一书留存下来的片段中。曹丕认为文学不是为道德服务，而是人类活动的最高形式，是衡量一个人人生的首要方式，他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 有时而尽，荣乐 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这标志着文学思想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传统中，一个人获得不朽名声的标准过程就是“立”——“立功”和“立言”。但是，这里的“言”指的是政治言论或圣贤的道德教化。尽管司马迁认为文学能极大地帮助一个人扬名后世，但那也只被当作政治生涯不成功之后的一个不得已之举。

    除了这种新出现的、对文学中心性的强调，曹丕的文章第一次探讨了文学作品如何反映其作者的品性：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每位作家都有一种与众不同、与生俱来的“气”，这种“气”能使他偏重于强化诗歌的某些方面，而弱化其他方面。因此，这里的讨论将某人写作的风格和他与生俱来的个性结合在一起，写作就不再只是通往永生之路的阳关大道，也成了表现一个人内在本质的最重要形式。

    另一部文学理论的伟大著作是陆机的《文赋》，《文赋》中提出了南朝文学讨论的最基本议题。陆机试图描述创作一篇文学作品的整个过程。陆机首先介绍了写作前的精神状况，接着讲述开始创作之前的思考，最后再描述创作活动本身。

    陆机是最早将情感看作诗歌中心的作家之一。在对文体的分类中，陆机写道：“诗缘情而绮丽。”在这里，他以更广泛、更多变的“情”取代了儒家传统经典中极度道德化的“诗言志”。他坚持认为诗歌就应该用来描写感官和肉体所体验到的美好。 随后，许多诗人都认为情感表达是诗歌最重要的功用，包括评论家钟嵘和刘勰。这种前所未有的、对情感表达的偏好，标志着诗歌不再被当作一种有效的、向公众喊话的工具，而成为表达诗人内在情感的一种方式。

    陆机的另一个主张是认为诗人的情感是对这个世界以及世间万物的一种回应。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

    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也用“物色”这一章来论述物质世界对诗歌的影响。他认为，诗歌是用来描述事物与心灵之间的相互交融的，：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陆机的赋还描写了诗人是如何在精神上做好写作准备的。诗人首先以静思来清除脑中多余的想法，密封视觉与听觉以排除干扰。这使得诗人进入一种启蒙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已经做好准备的头脑会充分发挥想象力，将周围的物质世界转化为文字：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晢而互进。

    这种净化心灵的主张特别受《庄子》的影响。在《庄子》中，圣人的虚一而静能够使他拥抱天地万物。这种探究表明道家思想在后世玄学家的阐释下被重新发扬光大起来。

    下一位主要的文学理论家是钟嵘（459—518），他原创性的贡献较少，但是他的《诗品》将从古至今所有的诗人按其优秀程度予以分类。汉代的九品中正制是按天赋与道德品性将人分等，以此来选拔官员，确定其精英地位。而《诗品》以诗歌技巧来分等论人，表明文学艺术越来越被视作一种独立的成就，而非伦理或政治的依附品。

    钟嵘是第一个强调诗歌直接性的批评家。他主张作家应该避免从早期著作中引用过多的典故，而应该直接描写这一刻的现状。与此紧密相连的是，他强调对物体进行详细而娴熟的描写，同时强调描写不是以自身为目的，而是要有更深刻的意指。

    因此，他将张协（卒于307年）归为最高品的诗人，他认为，张协诗歌的最大优点在于“味”，这种“味”来自多彩的语言和如同乐曲般的音律。而他所谓“言外之意”的理念 是指有启发意义和有深意，它常被描述为“味”，只有不断地反思琢磨才能够品出诗歌之味，而“味”也成为诗歌鉴赏的根本。基于此，钟嵘对“兴”的概念进行了再创造。在汉代对《诗经》的注解中，“兴”一般是指诗歌开头所描绘的一个自然意象；而在钟嵘的评论中，“兴”与“味”关联密切，它是指诗歌所蕴含的意味：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在这里，“兴”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写诗技巧，而是作诗最首要的、无所不包的原则，界定语言最高品质的原则，它会在读者脑海中徘徊，并与读者产生共鸣。

    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到20世纪，它被看作中国文学理论最伟大的论著。这种评价的转变反映了这本著作的独特性。它对传统文体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这种结构化的论述是前所未有的——它分析式地叙述了文学发展史，阐述了文学的创作过程，列举了文学的多种类型。全书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处理特殊的类别，另一部分则讨论行文风格和语言，这一点和研究诗学的梵文文献类似。

    刘勰是一个孤儿，他成长于佛教寺院，成为僧祐和尚的俗家弟子，他也是一位非专业的佛学研究者，撰写过大量有关佛教的论述。因此，他对文本的系统化解构与著述时的基本思想模式，都清楚地表明受到过佛教经典的深刻影响。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这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这一时期文人编撰的文集很多都是由诗歌与文论组成。在结集中选择与编排文章的原则通常也反映有关文学本质的看法。 

    已知最早的、将文学视作一种艺术的文集是由曹丕完成的，这也是文学自觉理念的第一个标志。217年左右，曹丕将他的四位友人所作的诗歌编辑成册，这些朋友都在当年的一场瘟疫中病逝。5世纪早期，谢灵运编撰了主要由五言诗组成的诗集，这部诗集陆续被后世的几位作家修订与完善。7世纪的《隋书·经籍志》列举了107部文集，有2213卷之多，其中也包括一些文学批评。

    在现存文集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昭明文选》，它是在梁朝皇太子萧统的主持下编撰的。萧统是当时文学活动的主要支持者。《文选》收录了超过130位作家的761篇作品，有散文也有诗歌，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跨越到公元6世纪。在对文学的理解上，它保持了中立，其序言也重申了文学作品所扮演的社会与政治角色，但是与此同时，其内容却排斥了经典、哲学与历史作品，它所展示给世人的“写作”全部是诗歌与散文。 因此，“集”，这一类别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文集编撰，清楚地表明自觉自发的文学创作正在逐渐兴起。

  《文选》的篇章编排把保守务实的文学观与更现代的审美眼光混杂在一起。诗歌部分分为赋与抒情诗。散文部分的组织也按照同样的方式，从那些更为公开、严肃的主题转向更为私人和情绪化的主题（例如私人信件等）。因此，《文选》在整体上体现了“美文”的中心地位，但是在其内部结构上，选文仍然偏向保守，还是更加侧重公共话题和政治主题。

    萧统死于531年，他的皇太子之位被弟弟萧纲取代。萧纲对文学有不同的理解，这一点体现在另一部著名文集——《玉台新咏》之中。萧纲是所谓宫体诗的主要支持者。这部集子是表现宫廷生活的诗歌结集，包括描写宫阙的、珍稀事物的、园林的，当然首要是描写宫中仕女的诗歌。其序言表明编者是为宫廷仕女的消遣而编撰诗集，并为她们的创作提供样本。序言描写了宫廷美妇的婀娜身姿，讲述她们如何创作雅致的诗歌，以及她们的写作动机。

    从诗集的内容来看，《昭明文选》主要收录汉、魏、西晋时的作品，而《玉台新咏》四分之三的内容，写作年代都在编撰文集之前的100年以内，有两卷还包括活着的诗人的作品，包括萧纲本人的作品。其所选诗歌同样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品位，强调艳体诗、巧妙的双关语以及对事物的详尽描述。大部分汉代乐府诗都被排除在外，而很多南朝流行民歌的代表作都得以保留，比如都城地区的“吴歌”，以及长江中游城市江陵和襄阳的“西曲”。这些诗主要是绝句，内容多是爱情与求爱，充满地方语言特色。但这部诗集最首要的特点，还是它拒绝传达任何严肃的道德或政治目的，并将文学艺术看作雅致的、精英的娱乐方式。

书法

    书法作为一种视觉艺术逐渐兴起，也体现出当时的文人对独立的美学世界的向往。早在战国时代，书法就是获得官职的必备技能。汉代时，不同的书法风格则有不同的功用，在汉朝的前三个世纪里，书法对学者而言不是那么重要。甚至相反，书法时常与令人厌烦的小官吏职位联系在一起，这些官员任意修改法律文书以使自己或直属上级获益，他们挥动着刀笔，污蔑那些高贵大方的灵魂。甚至在书法已经成为文人的艺术形式之后，它仍然与有辱人格的职位联系在一起。《世说新语》中的典故和《颜氏家训》的训诫都谈到一个优秀的书法家将面对上级领导和朋友们不断的索求，这等同于被当作仆从甚至是劳役。

    书法第一次作为精英自我表达的方式并与个性相连，与蔡邕有关。蔡邕是一个著名诗人、音乐家和散文家，他是第一个以上乘书法作品获得名望的人。 因为他把流畅自如的文笔和精湛的书法结合在了一起，于是便接到很多请求，希望由他来创作墓志并将之写于石碑之上，然后再由雕刻师把碑文雕刻出来。171年，蔡邕校书东观，他将五经的权威版本刻写于石碑之上。

    此时，蔡邕卷入了“清议”运动的斗争中。169年，他为郭泰创作了他最为有名的碑刻。郭泰是反对朝廷无道的一方领袖，也是第一批以赏鉴识人而闻名的人。在178年，汉灵帝建立了鸿都门学，替代已有的太学，来招募一些与既有的学者圈子无关的优秀文人。这个新的鸿都门学中会训练辞赋创作、“鸟虫篆”书法。“鸟虫篆”的笔画呈蜿蜒盘曲之状，与方正的官方字体不同。蔡邕批判了这种脱离道德品行、只重写字技法的用人观念。他还创作散文和辞赋来赞颂传统隶书和篆书的效用及其神圣起源，将它们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相关联。

    书法成为文人的艺术，部分是因为汉朝时行书与草书的发展。这使得用笔更加自由，书法的线条成为书写者身体动作的一种直接延展。如此一来，字迹也成为一个人的延展。这一点在写草书的时候特别明显，它开始于一种流动的、简洁的书写，下笔可以很快，但随后演化为一种灵活的、动态的艺术形式，让每个书写者都能够发展他自己的风格。

    关于书法的第一部理论著述是赵壹的《非草书》。赵壹认为书法是身体的延展，是独特个性的表达，因此无法通过模仿来掌握。汉末的时候，很多学者通过临摹漂亮的书法来掌握这门艺术，这种做法导致南北朝书法发展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的出现：复制与伪造。赵壹认为：虽然临摹对学习书法至关重要，但试图用仿写来达到原本水平的做法只能是以“伪”代“真”。这个理念也来源自《庄子》，“真”表示真正的、与生俱来的品质，标志着人类的完美状态，而“伪”则代表一种虚假的或虚伪的状态。

    当时，王羲之的字体已经成为一切书法的标准，因此一直以来都是模仿者的目标。有一则逸事讲述的是宗室成员刘义宗花费大量金钱来购买王羲之等人杰出的书法作品，且不计贵贱。因此，很多“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刘义宗）所蓄，多有非真。” 在最高层的圈子里，书法成为一种能带来名望的艺术，但是正因为这样一个市场的存在，伪造书法作品也形成了一个产业，并有许多非常成熟的运作技巧。在一则逸事中，连王羲之本人都没有一眼认出来面前摆着的是仿照自己书法的赝品。

    最后，书法与追求“真”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道教的形成过程中体现出来。南方的上清派道教，以杨羲所授经典为基础，这些经典以其绚烂的书法有别于他者。陶弘景曾为梁武帝进行书法鉴别，他在论著中讲述如何鉴别真迹，并运用此能力来辨别杨羲的书法真迹，从而将真经从后人增写的伪经书中区分出来。

叙述文

    南北朝时期写作发展的最后一个方面 是叙述文在形式与使用上的转型，这种转变从史书的撰写开始。撰写史书最重要的一个发展就是，它已经成为文献分类法中的一个独特类别。在汉代，所有历史著作都被看作经典著作《春秋》的衍生物，因此称为“春秋类”。

   “史”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类别，是在南朝的刘宋王朝时期。438年，刘宋重组了太学，将之划分为四学：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从此，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在汉代宫廷所收的文献分类中，春秋类仅列有12篇，而《隋书》中所列的史部已经有874部，其中817部现在仍然存在。除清朝之外，南北朝编撰的历史著述在历朝历代中都算得上是最多的。许多历史学家，特别是司马彪、袁宏和范晔，都写下了汉朝的历史，并以此解释汉朝是如何覆灭的。其他人也撰写了汉朝以后各个王朝的历史，其中既有私人撰述的，也有国家官修的。很多史学著述试图把王朝的正统继承人同反贼逆臣区分开来。最著名的例子是陈寿的《三国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沈约和萧子显的历史撰述是由朝廷支持修订的，他们所撰写的是与此朝紧挨着的上一个王朝的历史，这种为前朝写史的做法，成为此后中国官修史书的一种固定模式。

    这一时期史学的兴盛还表现在不仅仅有国家史，还出现了其他分类的史书，例如关于地方历史的《华阳国志》、关于宗教历史的《高僧传》，还有像《洛阳伽蓝记》这样不同于常规的著述。另外一些作家则产生了其他兴趣的历史记录，比如书写各种传记，或者收集各类奇闻逸事。这一类型的先导是裴启的《语林》。这一著作不仅为《世说新语》提供了样本，也为后来中国、乃至日本数个世纪以来的逸闻录提供了灵感。

   《世说新语》等逸闻类作品没有遵照政治历史的模式写作，因此受到当时许多正统作家的贬低，通常被归类为“小说”，这个词与后来的英语单词“fiction”——虚构作品 相对应。

     除了逸闻类作品之外，历史与小说逐渐分开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志怪”这种新文体的繁盛。这种体裁大部分是讲述有关鬼、怪物或奇异故事。“志怪”一向被看作中国小说的源头，但是那些写“志怪”的人却认为他们是在进行纪实写作，而且这种写作是宇宙论、预兆记录和史学这三种经典纪实模式的扩展。中国早期的宇宙论包括《禹贡》《穆天子传》《山海经》这样的作品。它们专注于偏远地区和高山野岭，讲述了一些能够证实中央政府开疆拓土的奇闻逸事。预兆记录还被收集到官方史书中，作为对传统史学的补充。其中包括大量预示天下大乱的怪异现象记述和鬼神故事。

作为对历史的补充，奇闻逸事重在强调“边缘性”，因为故事多来自偏远地区、高山野岭或隐秘的幽冥隐匿之处。这些故事大部分都在南朝控制的地域内流传，作者也多是南方人，相当大比重的异常事件发生在南方与西南地区。 这样一来，那些因中央政府向南或向深山扩张而被纳入帝国版图的地区，就有了留存至今的文字记录。

    这一类型的著作反映了 以往对天人关系的看法得到了更宏观的延展。 在汉朝，天是最高的权威，维护着传统价值观。然而，“志怪”延展了空间与道德的范围，将宇宙之中的每一事物都包括在内。以前统治者是天与人之间的唯一纽带，现在神不仅与统治者联系，还与所有人乃至动物相联系。尽管“怪”的世界看起来非常混乱，但在这些看似无序的万物之间有某种稳定的联系。因此，这些文献所透露的终极含义就是，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跨越各种边界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前以礼仪为基础的秩序 现在让位于一个新的世界规范，其中囊括了来自最边远地区的异怪、神仙居住的山巅与隐秘洞穴，以及所有生者与死者的世界。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