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父亲的历史问题影响了我一生（3）我的妻子

情绪过份激动，能使人突然丧命，这在医学上是常见不鲜的。人的大脑神经是那样的脆弱和不堪一击，突然听、看、感到大喜事、大悲事、大吓事，有些精神不健康的人，就会因此当即晕倒、昏死、休克、呼吸停止、心肌梗塞、四肢抽搐、手脚发凉、面容变色、口吐白沫。还有一些人，因抢救不及，当即死亡。1976年10月，我的老家乡区政府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当场宣布家父姚安民的“反革命分子帽子”被摘掉。这一宣布，对家父来说非同小可。他知道，二十六年的父辈历史问题给他的子女在政治上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我的姐姐（共产党员），为家父的历史问题，同他大吵、特吵了一场，甚至断绝了父女关系。在他身边的两个小弟，在村中的人前人后更是抬不起头来。在他身边的第三子（我的三弟），已是三十好几超龄的农村大青年，始终讨不到老婆，因为没有谁家的好姑娘愿意嫁给一个“反革命子弟”。特别是他的长子我（始终加入不了党组织），七年前（1969年）在外村那一次死去又活来的脑出血病，与他的历史问题都有着直接关系。他深知他前半生的作为给儿女们带来的精神伤害。今天，老爷子的历史问题解脱了，他不能不激动。由于过份激动，突发心肌梗塞，倒在会场里，送医院抢救无效，大概是带着对子女愧疚了三十年的心情离开了人世。

家父走了，我还坚持着活在世上。在“宣判五年死刑”的日子里，病魔到底给我留下了一个预知的后遗症——“癫痫病”，每年都要发作几次，每次发作后，精疲力尽，昏昏沉沉，体质大受损伤。为治“癫痫病”，几十元一丸的“牛黄安宫丸”，吃了几十丸；“苯妥英纳片”服用了几十瓶；蛇皮、苦胆、“绝招”、“密方”用了无数次；中医的“针”、西医的“刀”都试治过。但是顽固的“癫痫”依然发作，半夜三更、马路边、图书室、办公室、会场里、出差在外，都曾经倒地过，给不知多少陌生的好心人带来了多少不必要的麻烦。

十三年后的1982年，突然感到我的右手写字非常困难，几天后，右手拿起笔、拿起筷子便颤抖得非常厉害，根本写不了字、无法夹住花生米。原来，这是脑出血留下的又一个“后遗症”。这一病症的出现，对我的精神打击十分沉重，这说明我写字、作诗、绘画工程图的权利被剥夺了——变成了右手残废了。这个现实是不能接受的。对一个好学上进、自恃勇于动脑、不甘人下的人，突然让他停笔，不写、不画——无异于砍断了他的双手和双脚。

每月仅靠老婆几十元的微薄工资，养活一家四口人的清苦生活，还要支付我的医药费，我住院的一切费用还在那里张着口等待偿还。两个孩子要吃油炸果子，我当爸爸的瞪眼买不起——蓓蓓，大卫啊，爸爸无能，对不起你们了（背过身流下了一串辛酸泪）。在那些年代里，我的户口还在农村，家里家外、经济安排、生活起居，吃、穿、烧、用、住，全由王凤一人承担，还要照顾我这个不死不活的病汉子，真够难为她的了。我，一个五尺高的男人，竟把全家日子搞得如此一团糟糕，不配为夫！不配为父！若知现在，何必当初娶妻生子！一次次犯病，一次次糟罪，认为自己的病今生好不了了，继续活下去，只会给家人带来无尽的累赘，再加上妻子为生活的艰难有时发脾气，自己在苦闷中一度萌生了轻生念头。这个念头一出芽，我的心跳加速了，各种“恶梦”不断袭来：当年军宣队范队长的“没出息！”、“混蛋！”的骂声又在我的耳边响起；看看我的一双儿女，他们幼小年纪将会失去父爱，我还没把他们养大成人，还欠着他们一顿“油炸果子”；再想想住院时，为抢救我的心跳停止，医护人员付出了多大的劳力；农村拉来了几大卡车的贫下中农来院专程看望我一个人；妻子，在泪水中做出了巨大付出；我自己还有一项重大的科研论文没有写完。

他们为我付出了这么多，难道就只换来我的一时轻举妄动而成“千古恨”吗？我太自私、太无情，真正是个没有出息的大混蛋！

为了这个家、为了生活、为了两个孩子的正常、健康成长，我的爱妻——王凤同志，对我这个病残丈夫始终没有吐露半句有伤感情之话。可以这样说，没有她的关照、陪护，我活不到现在。“宁为患难与共贫夫妻，不做水性扬花富伴侣”，我感谢她，我知足也。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家的“吃、穿、烧、用、住“（普通百姓最关心的五大项），比之三十年前，似有千倍好转，按“联合国”“P·G·S”标准，我家的生活已经进入“小康人家”水平了；两个孩子都已正常、健康长大，高等文凭在手，结婚生子，事业有成，在社会各机构，都能独挡一面。对父母至孝。每人都有自己的小汽车。城里的邻居们、农村的亲友们都羡慕有加。闲谈时都要说说“姚家老大的子女如何长进”。兰州大姐来连看到此情，感慨地说：

“顺芝、王凤两口子，现在可以养尊处优了”

我们家的生活比较安逸，孩子们也长脸。但仅仅只能说明现在——当前。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哩！能否保持住势头，就看他们未来自己的造化了。

家父的历史问题确实影响了我的一生。他的历史遗留问题不仅给他的子女们在政治上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也给他自己在农村的“监外管制”二十年生活中带来了无限的悔恨和痛苦。“悔恨”的是他生不逢时；“痛苦”的是他给子女们带来了麻烦。他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东周列国志》、《三国志》、《孙子兵法》，他能倒背如流，在村民中是个很受欢的古书演讲者；他脑子聪明，记忆力强，在日本占领关东（大连、旅顺）期间，正是他的青少时，学会了日本话。在语言的功夫上，逐渐达到了比较流利的程度，在日本人——关东人（中国人）之间，就自然成了一个日——满语言互相通达的翻译者了。但他不可能想到，正是他的这一口流利的日语，解放后，会给他和他的子女们在政治、精神上，人生道路上带来什么。

解放后，1955年的某一天，家乡大队党支部书记辛世平同志对家父说：

“老姚大哥，你是个好学之人，今后，不许再讲你那些“列国志、三国志、孙子兵法”。你再学一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大哥的思想改造会有好处的”。

说着，他送给家父一本在当时很难见到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他接到这本书，起初不以为然，看了几页，渐感兴趣。到后来，简直就是入迷了。白天干农活，没时间看，只有晚间点灯夜战了。当时的农村没有电灯，家家户户只能点煤油灯。况且煤油（我们那里叫火油）也非常难买到，只能点一阵，吃完晚饭就熄灯睡觉。可是家父为看那本党史，每晚都要看到十一、二点。点灯熬油，家母生气。据家母生前说，为此事，不知老两口吵了多少嘴仗。书，看完了，反复看了四、五遍。家父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他的话说，就是“大彻大悟”。他首先弄明白了中国老百姓近百年来遭受的痛苦；这些痛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谁帮助百姓解除了这些痛苦。最使老爷子感动的是共产党了不起，她不仅解救了人民大众；还宣传、教育，提高了老百姓的思想、政治觉悟。明白了以前从不明白的道理。他曾对我深有愧感地说过：

“日本人来到大连，不知道这是对中国的侵略；学会了日本话，还觉得这是一桩美事。生不逢时，悔之晚矣！你们在外的姐弟俩怨我、恨我，老爹没有话说。如果早些年就接受共产党的教育，何苦有此悲哀境地！”。

家父之语，不无道理。家父的问题是历史原因形成的，是即定事实。“怨”和“恨”都无济于事。“屁股臭，不能割掉”。自己的家庭成分是不能选择的，父母的所作所为也是不能选择的。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中，各式各样的冤屈、不准确之事是不能避免的，不能耿耿于怀。捐弃前嫌，展望未来，振作精神，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