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刊词：技术的尽头是艺术

1958年，在距离比利时布鲁塞尔城7公里处风景如画的海瑟尔公园内，间隔19年之久的世界博览会正在热闹举办。在这场以“科学、文明和人性”为主题的世界科技盛会中，一组象征科技与人文艺术完美碰撞的壁画引人驻足。       

这组壁画名为《时间量测的哲学》，由画家汉斯·埃尔尼为世博会的瑞士馆创作。埃尔尼为这座世界钟表王国的展馆设计了以“时间”为主题的壁画作品，甄选了人类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十四位时间科学家作为画作的主角，包括爱因斯坦、纪尧姆、牛顿、伽利略、达·芬奇、托勒密等。

有意思的是，这幅画作的主角既都是科学家，作品却又以“哲学”为题，可见对于画家而言，“时间”不仅仅关乎于科学，“时间的量测”也不单单是机械的炫技，更蕴含着人类对于存在的理性思考和光阴流逝的感性体悟。

在这组壁画上，也的确有这么一位不得不说的主角——他的出现既代表着时间量测工艺的理性与严谨，也同时指向着将“时间量测”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感性，他便是宝玑品牌的创始人，阿伯拉罕-路易·宝玑先生，也被誉为“现代时钟及制表之父”。

作为一名出色的钟表科学家和技术大师，宝玑先生享有业界过半的发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复杂功能发明就有：陀飞轮、万年历和三问音簧。而作为一名对美学有着超凡感悟的艺术大师，宝玑先生更是开创了将新古典主义引入制表领域的美学先河，这一创新也引领了彼时时代的简约风尚潮流。

而在埃尔尼的这幅画作上，宝玑先生身旁的正是他毕生事业的结晶：一枚设计精致优雅的怀表，和象征时计工艺的齿轮装置——二者共同象征着工艺与美学的融合，一同指向了宝玑品牌“技术的尽头即是艺术”的设计理念。

有人说：“拥有宝玑，就同时拥有了爱因斯坦的创造力和贝多芬的艺术感。”时至今日，宝玑洗练优雅的美学设计，仍旧受到世人的追捧，宝玑先生作为钟表行业的泰斗，更是常常成为艺术家创作的灵感。

这样一个同时具备了精湛技术和美学追求的时计，其品牌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彼时欧洲大陆人文思潮和历史变革的缩影。

时间倒回183年前——1775年，在风景如画的法国巴黎塞纳河畔，年仅28岁的阿伯拉罕-路易·宝玑先生在西岱岛的钟表堤岸建立了自己的制表工坊。

在当时，波旁王朝第五位国王路易十六刚刚即位。这位国王推崇各种艺术工艺，甚至自己就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锁匠，还曾在凡尔赛宫里专门建造了一间全法国最高级的五金作坊。在国王的推崇下，法国社会工艺之风盛行。借此契机，路易·宝玑先生也开启了自己的制表事业。凭借着精湛的时计工艺和独到的匠心，宝玑先生的制表业务风生水起，自此开启了宝玑品牌248年未曾间断的制表历史。

在宝玑品牌创立后的仅23年，也就是1798年，在历史上征战沙场的拿破仑·波拿巴将军在远征埃及的前一个月就向宝玑订购了三块极具代表性的钟表作品。此后在1808到1814年间，拿破仑将军的胞妹、美丽的那不勒斯王后卡洛琳·缪拉，更是收藏了多达34块宝玑钟表，其中一块定制于1810年的时计更是激发了宝玑先生的创作灵感，最终促成了历史上已知的首枚腕表的诞生。

有意思的是，为宝玑时计深深着迷的不仅是波拿巴家族，还有彼时波拿巴家族的“政敌”。

1811年，俄国沙皇为抵制拿破仑入侵，下令禁止法国产品进入俄国，这也让宝玑在俄国市场遭到了毁灭式的打击，宝玑先生也因此非常沮丧。但是，1814年春天，宝玑位于钟表堤岸的工作坊迎来了一位神秘访客，他就是仅带着一名仆役进行微服私访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他也是一名钟表时计的爱好者。

宝玑先生在位于一楼的小办公室里接待了这名贵客，两人就制表工艺促膝长谈，之后共进便餐。此次会面后没多久，俄国沙皇就向宝玑订购了一系列军用的“步数计”——一种用来调整军队行军频率的节拍器。沙皇的这一举动，直接促使宝玑的俄国市场销量迅速提升。

宝玑用实力过硬的产品，打破层层阻碍，为自身赢得了难能可贵的市场。此后两百余年间，宝玑主顾记录名单上不断涌现出显赫的名字：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著名意大利作曲家吉奥阿基诺·罗西尼、杰出钢琴家阿瑟•鲁宾斯坦，以及诸多王室名流，俱在其列。

宝玑何以能从众多钟表品牌中脱颖而出，让无数名流为此驻足着迷？我们或许能够在宝玑的品牌美学理念和独树一帜的工艺创新中，窥见一斑。

17-18世纪，巴洛克艺术风靡了整个欧洲。这一美学风格与当时欧洲大陆反宗教改革的思潮一脉相承，崇尚豪华和气派，注重戏剧性和热烈的氛围，因此在当时，制表行业亦是以装饰繁复为主流设计。

然而，宝玑先生却独具审美，他放弃了在当时盛行的巴洛克风格，而是开创性地将极简主义美学应用于制表业中，自此树立了宝玑品牌鲜明的艺术风格。这种极简主义美学正是在当时方兴未艾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新古典主义不追求设计的华丽与繁复，而是回归艺术的极简本质。这一美学理念在制表工艺中的应用，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钟表工艺作为一项高精尖的技术，本来就要求将复杂的工艺设计内置于表盘的方寸之间，又还要追求每一项设计的高度实用价值，而新古典主义更是要求在整体设计上做到极简美学，在艺术呈现上做减法，这对制表师的技艺和审美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宝玑先生选择的新古典主义美学背后，不仅仅是对一个新式风格的欣赏，更凝聚着身为制表工匠的他对这门手艺持续不断的精进和思考。

而这样别具一格的品牌设计理念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宝玑时计一望而识的独特标志，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是同时对技术的追求和对美学的思考，沉淀下了宝玑品牌独特的设计理念——技术的尽头，是能够被赋予永恒意义的艺术。

不过，审美风格的独树一帜，只是宝玑品牌精神的其中一面，品牌精神的另一面，则是宝玑先生作为一名发明家和技术大师，对于制表工艺孜孜不倦的探索和突破。

18世纪后半叶，宗教垄断时代的结束也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的觉醒，天文学、数学等学科蓬勃发展。

1675年，荷兰数学家惠更斯正式发明出扁平摆轮游丝，自此开创了通过细小的弹簧装置来校正调节时间的先河，这一发明也被应用在了机械表的“擒纵系统”当中。所谓“擒纵系统”，就是带动表盘指针规律转动的装置，在一擒一纵之间控制齿轮的转动，我们才能听见钟表走动时“滴答滴答”的声音。

然而，常规机械表的擒纵系统中所装置的游丝容易受到松紧度、金属疲劳的影响，摆轮摆动的规律也会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这就会导致机械表运转一段时间后产生误差。宝玑先生从1775年创办宝玑工坊开始，便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针对游丝所受到的重力问题，1795年，宝玑先生在普通扁平游丝基础上，尝试将游丝末端提升并减少弯曲度，保证摆轮游丝能够同心发展，从而成功发明了上绕游丝。这一发明在后来也被业内称之为“宝玑游丝”。

而针对摆轮摆动的误差问题，他构思令整个摆轮及擒纵装置每分钟于同轴旋转一周，通过旋转来平衡钟表在不同位置的误差。经过一次次的尝试，宝玑先生终于在6年后正式发明了“陀飞轮”，并在1801年6月26日成功申请到了陀飞轮的专利许可证书，而这一天也被后世称为“陀飞轮日”。

时至今日，陀飞轮的制造技术仍然是钟表制造领域珠穆朗玛峰式的存在，吸引世界各地的制表师不断攀登。

在美学理念的成熟和工艺的日趋精湛之后，宝玑先生没有在炫技中停留，而是进一步将技术朝着艺术的方向再三打磨，最终发展出了在钟表形态的演化史上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一项高超技艺——玑镂刻花工艺。

这项工艺不仅能够为表壳及其他腕表部件带来鲜活灵动的质感，并且还有着无可比拟的实用功能性——玑镂刻花饰纹能够有效抵御抛光表面诸如刮擦或锈蚀一类的日常磨损，其独有的抗反光特性则更有助于提升表盘的易读性。此外，多样化的玑镂刻花图案还能够在表盘表面形成自然分区，有效区分刻度环、小秒针、动力储备显示和各种小表盘。可以说，这项工艺是宝玑先生将制表技术“艺术化”的一次成功的创新，时至今日，玑镂刻花工艺仍是宝玑品牌独具特色的产品标识。

这一工艺最开始被运用在1810年那不勒斯王后所定制的腕表之上，这枚腕表的表盘呈长椭圆形，如一枚精致小巧的鹅卵，搭配银质玑镂刻花表盘，颇为精美雅致。此外，这枚腕表还搭载报时装置、月相盈亏显示和温度计三项复杂功能，搭配由毛发和金线编织的表带以佩于腕间，一经问世，就俘获了王后的芳心，更成为了宝玑品牌工艺与美学结合的典范和创新。

回顾宝玑品牌的创新脉络，可以说宝玑精湛的工艺和创新能力已经足够在功能设计上游刃有余，但宝玑时计想要追求的从来不是简单的功能堆砌或者炫技，而是希望最终达到技与艺的精妙融合，并让时计产品因其美学价值成为值得珍藏的艺术品。

从实用主义出发，不断精进时计工艺，并以新古典主义的极简美学理念贯穿始终，宝玑不仅仅是一个奢侈腕表品牌，更是一座充满艺术气息的欧洲历史博物馆。

随着宝玑品牌的成长之路，你能看到18世纪以来欧洲大陆所经历的艺术和人文思潮的交替与变革，也能探寻那些看似尘封的“古典”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当下。跟随宝玑的社会影响力，你能拜访18世纪文学殿堂里的璀璨明星，探到社会与时代的气息脉搏，窥见人性的真实面；你能感受聆听顶级音乐家的独奏，在呼吸之间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在这里，我们从宝玑品牌的历史和美学设计沿革出发，读懂欧洲200多年历史变迁，读懂在科学技术的变迁中，艺术和美学如何与之交相辉映，读懂技术的尽头，是无尽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