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走了:视鲁迅为精神导师,一生反对军国主义

大江健三郎走了:视鲁迅为精神导师,一生反对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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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6日,位于北京阜成门的鲁迅博物馆内,人们突然发现,在此走访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不见了。经过一番寻找,大家才发现,原来,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旁边的一侧蹲了下来,泪流满面。后来,在观看鲁迅手稿时,他也是匆匆看了一眼就赶快放下,生怕自己再度情绪失控,影响身边的人。

事后,大江健三郎解释说,那段时间,他的好友、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刚刚去世,他的写作又遇到瓶颈,感觉自己快要抑郁了。因此,他才会在鲁迅博物馆看到鲁迅雕像时触景生情。这场旅行也是他特意安排的,目的就是希望鲁迅能够给予他一些力量,让他摆脱灰暗的情绪。

大江健三郎

3月13日,据日本媒体报道,大江健三郎于3月3日去世,享年88岁。他是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也被认为是一位极其富有人文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思想受到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影响,有着存在主义思想的的影子,同时,中国的鲁迅、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也对他的人生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他把从不同文化中获得的养分汇聚在自己的作品中,用文字展现着生活在不同角落里的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提醒人们,在面对人类灵魂中的黑暗和生命中的无数挫折时,应该怎样自处。正如他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发表的演说中所提到的那样:“如果可能,将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20世纪,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们的苦难。”

中国与鲁迅:割舍不掉的情感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大江健三郎生前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和中国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从1960年起就开始来中国走访,据不完全统计多达6次。他曾受到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也与巴金、莫言这些作家成为忘年交。而这种缘分,最初是来自与他和鲁迅割舍不掉的精神联系,后来,这种与中国的缘分不断地延续、续写下去。

从幼年时期开始,鲁迅的作品就在大江健三郎的身上留下了印记。大江健三郎的父母在他出生前到过中国,在北京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父亲还给他讲过茴香豆的“茴”字是如何写的。在他九岁时,酷爱文学的母亲送给他一本岩波文库出版的鲁迅小说集。少年时期,他就对《孔乙己》这篇小说印象深刻,也想长大后成为小说中那个“讲故事的少年”,去观察社会和人类。

23岁,大江健三郎就在文坛崭露头角,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准确地描绘了日本青年那种徒劳又有些有气无力的精神状态,这篇小说,也受到了鲁迅短篇小说《白光》中的一段情节的启发。小说发表后,他兴奋地拿给母亲阅读,但母亲却不为所动,告诉他说,她曾经希望他以鲁迅的《故乡》为标杆进行文学创作,但他的水平还差得很远。

换成其他人,在家人的这种严苛责要求之下,可能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质疑。不过大江健三郎没有这样想。他严格按照母亲给他的高要求,去践行自己作为一名职业作家的责任。很快,他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1958年,大江健三郎的短篇小说《饲育》发表于《文学界》,获得第39届芥川文学奖,成为冉冉升起的新星。此后十年间,他不断有优质作品问世,1967年,他的代表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轰动文坛,故事通过具有神话色彩的表现方式,建立起现实与历史的连接,虽然他没有提到这部作品与鲁迅的联系,但很明显,这种手法和鲁迅的《故事新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960年,大江健三郎第一次访华就见到了郭沫若以及巴金、老舍、茅盾和赵树理等人。2005年,巴金去世时,大江健三郎撰文悼念称: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我会仰视着这个典范来回顾自身。

而大江健三郎和莫言的友情更让人津津乐道。早在大江健三郎1994年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就开始向世界文坛推荐莫言的作品。到了2002年,大江健三郎终于来到了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他与莫言的家人见面,一起吃了饺子,相谈甚欢。大江健三郎觉得,他和莫言都是从自己出生的小村庄出发,把离开家乡后的感想和伤痕,通过文学手段一起推向世界,从这一点看,他们二人十分相像。

挫折中成长的勇敢者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具有极高的世界性,这体现在他作品中的人文主义视野上。在回忆自己的写作道路时,他曾讲过一个有些特别的故事。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会成为作家,无非是因为想要模仿一些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在他的讲述里,他最初想要成为的人并不是作家,也不是当时男孩们成为的飞行员,而是一位名叫河野的校工那样的人,这个人貌不惊人,年纪也大,但曾经在一次野狗袭击事件中挺身而出,救下了三个孩子。某个角度上,这种心理状态奠定了大江健三郎作品精神的基础。

这种心理与他的成长历程有着相当的联系。大江健三郎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农村家庭,生活环境优美,还有数不尽的藏书。但父亲在他少年时突然去世,也大大影响了他的家境。在母亲的督促教育下,他坚持阅读学习,并考上了法国文学专业,开始沉迷于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少年时期,父母对他的教育,让他对美好和正义始终能够勇敢地坚持,而家道中落的经历,也让他开始对现实产生关注。

他希望自己的文字不仅仅是书斋里的游戏,更要直指现实,探索出一条精神的路。而现实似乎也在不断考验着他,验证着他。20世纪60年代,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大江光出生,大江光患有先天脑残疾,为了给孩子治病,大江健三郎耗费了极大的心力,但是收效甚微,他自己也差点为此轻生。在他的小说《个人的体验》等作品中,都彻底地描写了这种内心煎熬,其中甚至有人性黑暗、的恐怖一面,和很多“恶”的心理。但最终,主人公依然选择战胜这种灰暗和煎熬,坚持着走完人生的路。

事实上,他的文字也影响了他和家人的生活选择。后来,大江健三郎和妻子一直坚持为儿子治疗,三口人一直生活在一起。大江光奇迹般地克服了先天残疾,成长为日本知名的作曲家,大江健三郎也在儿子的激励下,走遍了广岛地区进行调研,并完成了《广岛札记》的写作。这种由挫折而来的力量似乎一直在激励着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大江健三郎又持续创作了近30年,打破了日本人常说的诺奖“死亡魔咒”。

他的作品中充满着对残疾人士和弱势群体的关怀,他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是日本知名的反战派,经常发表反战言论,呼吁人们正视历史。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在访问中国时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座谈。他一生都在反对军国主义。

大江健三郎的一生其实也充满矛盾,陷入内心的晦暗,也一直在光明,一直反战,在日本国内也曾备受争议。也正因为这些复杂、真实而有力的经历和作品,他才能打动了全世界的读者。正如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授奖词中说的那样,大江健三郎以“以富于诗趣的表现力,创作出虚实结合世界,以震撼读者心灵的方式刻画出现代人的困境。”也正如2009年近乎抑郁的他,也会努力地坐上飞机来到北京,到鲁迅的石像前,在心里说一句,鲁迅先生,请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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