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世界大战强化了女性组织的国际联系？｜国际妇女节

3月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妇女节，这个看似是在感谢妇女为社会、家庭做出贡献的节日，实际上是历史上一代代女性争取“性别平等”的证明。这不是什么女神节、女王节，如果我们了解了国际妇女复杂曲折的历史，或许会有更真切的体会。

劳工运动与国际妇女节的起源

国际妇女节的起源与当时的劳工运动有着密切关系。1889年夏，在法国巴黎围绕着“巴士底”日展开庆祝活动的背景下，第二国际宣告成立。与会者决定在5月1日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实施8小时工作日。之所以选在5月1日，为的是纪念三年前在美国多座城市举行的大罢工。

但是，在出席会议的德国代表克拉拉·蔡特金看来，光是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还远远不够。蔡特金在读书时期便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并将其运用于解决妇女问题上。此次会议上，她做了关于妇女权利的演讲，强调了妇女权利与工人运动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蔡特金称当时同样如火如荼进行的女性选举权运动是“布尔乔亚妇女们的运动”，劳动妇女们无法指望从她们那里获得什么。“劳动妇女们坚信，妇女的解放并非一个孤立问题，而是更大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她们清楚地认识到，现在的社会永远无法解决该问题，只有待彻底的社会变革后方能实现。”

从以上观点出发，蔡特金的“将限制女工和童工的使用纳入游行的诉求中”的建议获得采纳。此后，蔡特金不断推动将妇女权利运动与劳工运动结合起来。1907年夏，在第二国际于德国斯图加特开会前夕，蔡特金将志同道合的女性社会主义者们召集到一起，商量通过游行来宣扬对女性平等权利的诉求。

为了使她们的声音能够被更多人听到，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女性选举权运动间实现了和解。1908年，美国社会主义党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为女性选举权运动助威。该年的3月8日，纽约的妇女们首先行动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争取更短的工作时间、更高的报酬和选举权。

自1909年起，美国社会主义党将二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全国妇女节”。在这一天，演讲者会向听众介绍男女平权的原则，号召赋予妇女选举权，以及改善她们的经济状况。次年，在第二国际于丹麦哥本哈根开会前，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举行，来自德国的露易丝·齐茨与蔡特金一道倡议效仿美国，设立国际妇女节，该倡议得到代表17个国家的100多名代表赞同，这也成为国际妇女节的由来。

不过，此时各国的妇女节日期尚未固定下来，比如第一次国际妇女节的活动于1911年3月18日举行，选在这天是为了纪念巴黎公社40周年：1871年3月8日，妇女们发现了政府军夺取蒙马特高地上火炮的企图，揭开了巴黎公社的序幕。四十年后，欧洲超过一百万妇女上街游行，争取选举权利，反对职场雇佣过程中的性别歧视。仅在奥匈帝国境内，就有超过300场游行。一周后，纽约三角制衣厂的熊熊烈火更凸显了女性劳工所面临的恶劣工作环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撕裂了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间关系的同时，也强化了女性组织间的跨国联系。1915年3月7日，蔡特金在瑞士伯尔尼组织妇女游行，要求停止战争。她还向男工们发出呼吁：“谁从这场战争中获利呢？只有每个国家的一小群人……工人们从这场战争中一无所获，反倒会丧失他们所珍视的一切事物。”

与会代表在散会后回到各自国家时，随身携带着印有蔡特金这段演讲的小册子，它们针对的，是“无产阶级妇女们”，质问“你们的丈夫在哪里？你们的儿子在哪里”？

战争除了摧残家庭，还导致物资短缺与物价飞涨。在纽约，妇女们利用妇女节庆祝活动，争取当局对物价进行限制。1917年2月23日，在意大利都灵，庆祝节日的妇女们广贴海报，上书“这场战争所带来的伤痛还不够多吗？现在我们的孩子所必需的食物开始消失。现在我们该以受伤害的人性的名义行动了。我们的口号是‘放下武器’！我们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分子，我们想要和平”。

当年，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妇女节庆祝发生在沙皇俄国。自1913年起，在与蔡特金熟识的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影响下，沙俄妇女也开始庆祝国际妇女节。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圣彼得堡的纺织女工走上街头，抗议飞涨的物价、紧张的食品供给和残酷的战争，要求“面包与和平”。对食物与和平的要求很快演变成对沙俄政权的不满，这也成了迫使沙皇退位的二月革命的开端。

听闻二月革命的消息，正处于政治流亡中的柯伦泰返回沙俄，成为圣彼得堡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同时继续在布尔什维克的妇女报纸上发表文章，要求继续革命，推翻临时政府。1919年，柯伦泰推动成立妇女部，致力于改善苏联妇女的待遇，消除文盲率，普及苏联的婚姻法知识。与此同时，1919至1921年间，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都选在3月5日，这一天恰好是在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中遇害的罗莎·卢森堡的生日。直至1921年9月的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上，保加利亚代表提议将国际妇女节定在每年的3月8日，以纪念沙俄女工的斗争。至此，国际妇女节终于有了自己固定的节日。

在确立了国际妇女节日期的同时，经过十月革命的苏俄也成为传播该节日的桥头堡。1920年3月，俄共远东局魏金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他们一到上海，首先在渔阳里6号建立“中俄通讯社”。同年9月，他们又创办了“外国语学社”，由魏金斯基妻子库兹涅佐娃教授俄文，同时掩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据亲历者回忆，1921年，这里举行了中国第一次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活动，陈独秀第二任妻子高君曼做了演说。

三年后，得益于鲍罗廷使团来华与国共合作的展开，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蔚为大观。据何香凝回忆，鲍罗廷夫人向她谈及蔡特金与国际妇女节的往事，启发了她举办庆祝活动。3月7日，国民党中央妇女部派出12人乘汽车在广州全市散发题为“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传单。次日，在广州第一人民公园音乐亭召开纪念大会，何香凝、廖仲恺等先后发表演讲，大会的口号包括“解放妇女所受资本制度的压迫”“要求妇女劳动权、平等教育权、平等工价权、女子参政及一切妇女应得之权”。同日，在上海，丝纱女工协会也组织了自己的庆祝活动。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北京与天津在次年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

随着世界又陷入新一轮的二次大战中，国际妇女节的庆祝再次衍生出新的内涵。鉴于妇女的生产甚至直接参战已经成为战争的重要环节，国际妇女节的庆祝与战时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时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的史良在纪念日的相关文章中强调，如果政府不发动妇女参加抗战，中国就会损失将近一半的抗战力量。何香凝也指出，在此关键时刻，妇女节应该成为一个斗争节、动员节。

但对战事的强调并不意味着降低妇女权利的重要性。与之相反，时人纷纷呼吁，只有切实改善妇女权利，方能使她们更有效地投入抗战的努力中。李德全指出：“抗战的烽火也为我们中国妇女烧断了几千年来束缚着的铁链，照亮了争取解放的光明前路。”

在国际妇女节得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推广的同时，在其发源地美国和西欧却反而受到冷落。一战结束后，出于对新生苏俄的恐惧，美国开始排斥一切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事物，国际妇女节位列其中。二战结束后，冷战的兴起加剧了美国与苏联间的对抗情绪，并把西欧也带入冷战对抗进程中，国际妇女节仿佛成了苏东国家的独有节日。而为了掩盖国际妇女节与社会主义运动间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学者甚至制造出1857年3月8日美国妇女举行罢工的神话，令不少人信以为真。

比起对国际妇女节的冷落，这一时期美国对妇女的定位也阻碍了妇女权利的伸张。事实上，二战期间，美国妇女大量涌入工厂，为胜利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然而，战后退伍潮的来临又迫使她们中的许多人被迫留守家庭，以便为退伍军人腾出工作岗位，并且照顾婴儿潮出生的宝宝们。更重要的是，尽管下层妇女一直在为生计奔波，可美国官方着重对外呈现的，是郊区化的生活方式，女性在其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1959年，尼克松与赫鲁晓夫厨房辩论的背景，便是一个美国郊区家庭所能享有的便利家电。与此同时，苏联则自豪于它所能培养出的女性科学家、宇航员等。

该情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所改观。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一书，揭示了美国广大郊区家庭主妇们所面临的心理问题，并直指美国战后就业市场上对女性的歧视。与此同时，肯尼迪总统任命的妇女地位委员会发布报告，建议实施带薪产假、拓展教育权利、增设育儿机构，以解决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这触发了美国女性普遍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与同一时期少数族裔的权利运动遥相呼应。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际妇女节重新进入美国社会的视野。196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针对妇女的歧视的声明”。同年，伊利诺伊大学的妇女组织重提纪念国际妇女节一事。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禁止任何接受联邦政府经费的教育机构实施基于性别的歧视行为。同年，联合国大会宣布，1975年将成为“国际妇女年”。1977年12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决议，提议各个成员国每年都纪念国际妇女节。由此，国际妇女节在冷战东西方阵营都再次被接受。

然而，尽管接受了国际妇女节的概念，美国社会在争取性别平等方面仍任重道远，其突出表现便是70年代末美国宪法的平等权利修正案未能达到足够数量的州议会批准。有鉴于此，美国女性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们深感一天的节日不足以彰显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依旧面临的歧视及挑战，因此不断请求国会仿照1970年的黑人历史月，设立“妇女历史月”。与此同时，加州的部分地区开始尝试设立妇女历史周。

1980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正式签署命令，将该年三月的一个星期定为妇女历史周。国会之后也参与进来，每年通过妇女历史周决议，并在1987年将它升格为妇女历史月。受此启发，加拿大于1992年设立了自己的妇女历史月。之后，越来越多国家的民间组织也做出类似呼吁，希望社会更多关注妇女问题，以及纪念妇女对本国历史做出的贡献。从国际妇女节到妇女历史月，节日的设立与普及反映出一百多年来全球女性抗争的历程，以及社会对这些抗争的纪念。阶级与国别曾经将人们分裂，可她们最终意识到，女性有着共同的性别身份，需团结在一起，促进性别平等权利的实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针对自身在职场上遭遇的性别“天花板”发声，呼吁完善产假机制，健全托育机构体系，以保障职场妈妈在兼顾家庭的同时，也能在事业上拼出一番天地。针对这些呼声，2023年元旦起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做出了回应。这部最初于1992年通过的法律，此前经过2005年和2018年两次修改，这是它的第三次修订，以适应时代的变化。经过修订的法律禁止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用条件，也不得因产假降低女职工工资福利待遇。此外，它还增加了对蒙受家暴侵害和因信息泄露遭遇网络暴力的妇女的保护。而就在前几天，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全面贯彻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有关规定。

此外，今年也有两会代表呼吁社会尊重女性的婚姻选择，包容并关爱“落单”女孩，同时强化男性育儿责任，鼓励男性同休产假，以减少女性的婚育焦虑，同时也有利于平衡两性生育用工成本差异。实际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一直深入人心。妇女在伸张“性别平等”诉求的时候，并非在寻求所谓的照顾与庇护，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当然，随着中国法律体系的完善与社会思想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以更加宽容的心态面对女性的个人选择。更有体会女性婚育焦虑的男性也加入了争取妇女权益的同盟军，一如当年劳工组织对妇女权利运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