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喜欢读金庸”的北大教授说开去

“上海书评”公众号近日刊发了一篇华东师大教授、作家兼影评人毛尖的文章《洪子诚为什么不喜欢读金庸》，文中就84岁的北大教授、博导洪子诚为什么不读金庸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在文章的最后，毛尖写道：

最后，允许我对洪老师献上我所有的敬意和同情，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和文学史的学者，是多么幸福又多么无奈，当他打开一本书的时候，他身后的队伍，从莎士比亚司汤达爱伦堡卡夫卡黑泽明到布莱希特卢卡契本雅明加洛蒂竹内好，再到鲁迅茅盾丁玲巴金王蒙北岛韩少功，每个人都是他的意识和潜意识，每个人都在他身后哇哇叫：金庸不行。而我们，我们这些没文化的，可以酣畅地进入金庸，为令狐冲不值，为郭襄流泪。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是众多高校中文系当代文学课的首选教科书，至今未改。金庸在洪先生那里行不行，其实不算什么问题。但由此出发去对洪先生的阅读史稍作了解的话，却未必不会有新的启示。

壹

著名学者、北大教授戴锦华是洪先生门下弟子，在2019年的一次座谈中，她曾经感叹：

我们的出版工业和翻译规模已近海量，人们很难如七八十年代那样分享共同的阅读经验与文学视野。在所谓“纯文学”内部，我们也进入了分众时代。每个人只能在“我的菜”和“不是我的菜”的意义上选择阅读。

对于阅读偏好这种早已非常个人化的选择，其实本来无可指摘：读或不读都是每个人的自由。除了金庸之外，洪先生对张爱玲的态度也如文中所述“读不下去”，但似乎并不影响洪先生研究现当代文学。

值得注意的倒是，虽然毛尖自谦“没文化的可以酣畅地进入金庸”，但其实“有文化的”进入金庸者也大有人在。洪先生的多年同事、同样研究现代文学的北大教授严家炎就对金庸推崇不已，著有《金庸小说论稿》首创从学理上研究金庸小说；北大与季羡林齐名的金克木先生也曾想把“第一青衣”的美名赠与金庸笔下的程灵素，“那位穿朴素青衫的村姑确是生得清，死得烈，使我向往之至。”

跟人物塑造和情节精彩相比，金庸小说的最大价值毋宁说是最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普及读本。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金庸小说里有很多‘学问’，比如佛道、历史、地理、琴棋、书画、茶酒、武功、中医等，可视为‘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基本知识’。难得的是，这些知识在金庸小说里融合得很好。”严家炎的立场如出一辙，“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

类似独孤九剑中“无招胜有招”内蕴含的中国哲学精髓，小说文字的表达程度在影视改编后完全缺失。

即便在“雅俗共赏”这一点上，基本也找不到第二位华语作家比金庸更出色。但跟纯文学杰作相比，金庸小说或许确实存在某些不足：本为报刊连载，即便后来经过精修重写，在逻辑结构上仍有缺陷；情节时时迎合大众喜闻乐见的爽文模式，人物奇遇过多映射出作家本人的刻意操纵；主角人物性格、举止、言行都太过于符合现当代标准，与历史背景对应未免在真实感上违和……至少就当下而言，金庸小说要被认定为文学史上的杰作恐怕尚须时日。

因此虽然同事和学生们都读金庸，但洪先生不喜金庸是无可指摘的。何况再好的一本书，开卷后读不读得下去也很难讲，金克木少年时看《红楼梦》到贾宝玉出太虚幻境后就看不下去了。即便是那些青少年时期对金庸小说如痴如狂的读者，年岁渐增心智渐长眼界渐开之后也未必还保持一如既往的迷恋。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年轻时代，就足够有运气读到真正杰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书籍。

那么，不读金庸节省下来的那些时间，洪先生都交给了谁呢？从他的《我的阅读史》中，大致可见一斑。

贰

2002年洪先生从北大退休，2011年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阅读史》。

简介写道，“本书是洪子诚先生‘一个人的阅读史’，是他对自己多年来阅读经历的回想、叙述与反思。在这本书里，洪先生摆脱了学术体例与框架的约束，穿行于个人体验、情感流脉、理性思考和时代细节之间，展示了自己阅读积淀、审美品味和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

从书中可以看出，洪先生一生的阅读脉络大致如下：上中学的时候读巴金，读到鸣凤自杀时泪流满面，但后来重读却再无类似感受；之后受当时思潮和俄苏文学影响，中学时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学里读契诃夫、托尔斯泰、柳青和赵树理；改革开放之初开始读加缪，继而是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也读流行的马克思·韦伯、本雅明、哈贝马斯、赛义德、福柯等学术著作，但或是中途告辍或是不求甚解……此外就是从上世纪以来的当代白话诗。

简单判断，洪先生的阅读大致有两个特征：

一、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似乎难得一见

《红楼梦》和《聊斋》，是洪先生在《我的阅读史》中一笔掠过的唯二两本中国古典作品，“写了批语，做了详细笔记。可惜笔记后来都丢掉了。”虽然也在北大中文系听林庚这样的古典大家讲过唐诗和李白，但古典诗词后来似乎都不在洪先生的阅读边界之内。至于《论语》《通鉴》《庄子》《文选》这样的书，或许洪先生也曾经涉猎，但限于精力和工作性质，应该是远远不如花在柳青和赵树理的时间上多了。

二、俄苏文学经典未能以原文阅读

在2019年5月的一次座谈中，洪先生自述不懂俄语，“读的材料都是二手的中译本”。另外虽然曾经去过俄罗斯，但停留的时间以天计算，实际体验委实太短。关键在于，读原文和读译本是不同的：只要读译本，就必然无可避免地掺杂了翻译家的再创作在内。即便翻译家再怎么高端、再怎么想隐去自我、再怎么想把信达雅做到极致，作家和作品都不可能是读原文呈现出来的样态。洪先生一生无法以原文进入自己钟爱的俄苏文学经典，“我自己虽然写了很多关于俄国文学的文章，但自己心里都非常不安。”学者自谦的同时，多少令人感觉可惜。

以上两点之外更明显的特征，是洪先生的阅读时间几乎都用在19~20世纪的作品上，书中对19世纪之前的作品几无提及。也就是说，人类19世纪之前的许多经典和杰作，恐怕都未能在洪先生的生命中刻下印迹。

洪先生自陈，“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生命史，是有道理的。”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虽然作为现代研究型学者，术业有专攻比博览群书更要紧，但试想洪先生若是具备出色的外文和古籍阅读能力，对他毕生投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只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毕竟视野更开阔、知见更丰富、坐标更明晰。

因此不读金庸没什么大不了，但洪先生一生用心攻读、感触良深的若真是只有《我的阅读史》中所涉及的范围，可能多少会有些遗憾？

叁

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和所处时代，也就无法决定自己的阅读喜好甚至是阅读能力。在洪先生之前，鲁迅、梁实秋、林语堂这样的大家都能至少精熟一门外语，陈寅恪、钱钟书和金克木更是精通好几门；在洪先生之后，戴锦华和毛尖等学者也都具备外文阅读和翻译的能力。洪先生似乎刚好错过。

掌握外语对于认识本国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英汉大辞典》主编陆谷孙先生曾说“学了一门外语不单多了一条舌头、多了一对耳朵、多了一双眼睛，而且多了一个脑袋，‘Language shapes your thoughts.’”

但学外语是要趁早的，即便杰出如鲁迅，过了五十之后再想学德语也在自修一年后半途而废。要洪先生在垂暮之年去修习比英语更难的俄语，委实是强人所难。实际上，洪先生在退休后即便曾有意识“……检讨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读书、兴趣的偏狭”，但许多书已经没有精力去读。

“曾经有过新读、再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黑塞、纪德、金庸以至莎士比亚的念头，却都没有实现。”

至于传统文化，更是因为种种原因而一度为人所忽视。金克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感叹，“读懂古文及古书的越来越少，能作文言及骈语的青年恐已寥若晨星。”如今常人即便经过小学甚至到大学的十几年教育，但除非家学渊源又或自身兴趣使然，一遇到繁体竖排的古籍或者大段外文原文就往往敬而远之。

北大中文系党委书记、教授贺桂梅也是洪先生门下弟子，在2019年那次与洪先生、戴锦华和毛尖的对谈中，她表示：

反思个人或一代人的阅读经验，我觉得不仅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文学谱系、精神谱系的回溯和追问，同时也是一种关于自我的谱系学考察。洪老师成为今天的样子，跟他的文学阅读关系密切，没有这些阅读，他不会是今天这样的人。戴老师和她那一代人的阅读经验也是这样。所以文学阅读会塑造自我。

诚哉斯言。在手机不离手的当下，阅读也仍然确实是塑造自我的最佳方式之一：超越时代局限，突破信息茧房。洪先生一生桃李满门、著作等身，不读金庸委实不算什么，连“可能失去的许多乐趣”都谈不上。但若能具备更出色的古籍和外文阅读能力——即便无法比肩钱钟书先生，洪先生也应该会比现在更开心。这两项，其实也可以视作当下还在坚持阅读者的能力天花板——白话文谁都能读，其他书则未必；不读金庸小说也未必就是遗憾，其他书则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