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淡泊名利才能无私奉献
人当有高远的理想,更要有淡泊名利的心境。在人们看来,壮志凌云和淡泊名利似乎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不但不矛盾,而且还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将低调做人与高调做事完美结合。
古代先贤尚且可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那么我们现代人则更应有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因为,个人的名利得失比之于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微不足道的。
1999年,马祖光得知学校把为自己申报院士的材料寄出后,就十万火急地给中科院发出这样一封信进行阻拦。他的理由是很多比他优秀的学者还没有成为院士,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话发自内心。
2001年,新的院士评审规则要求申报材料必须由申请者本人签字,马祖光却拒绝签字。申报期限最后一天,原校党委书记只好以校党委名义到他家做工作。“我年纪大了,评院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应该让年轻的同志评。我一生只求无愧于党就行了。”马祖光还是不同意签字。“你评院士不是你个人的事,这关系到学校,是校党委作出的决定。你是一名党员,应该服从校党委安排。”书记的话激起了马祖光对入党以来的美好回忆:“我这一辈子都服从党组织的安排……”“迂回战术”奏效了,马祖光勉强签了字,可签字后他却半天没再吭声。申报后,马祖光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他说:“第一是党的教育和培养,第二是依靠优秀的集体,第三是国内同行的厚爱。”
按规定评上院士后,学院给马祖光配了一间办公室,并要装修。马祖光急了:“要是装修,我就不进这个办公室。”最后不但没进去,他还把办公室改成了实验室。马祖光和6名同事们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大伙说太挤,他却说:“挤点好,热闹!”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中科院审阅马祖光的院士推荐材料时,产生了疑问:作为光学领域知名专家,马祖光的贡献有目共睹,可许多论文中他的署名却在最后,为什么?克己奉公,淡泊名利。正如马祖光所说:“事业重要,我的名不算什么!”
马老师从德国回来后,把自己在国外做的许多实验数据交给哈工大光电子技术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王月珠测试。测试后完成的论文他还要改上三四遍,并把他的名字排在最后。几乎每一篇论文的署名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别人把马祖光排在第一位,他立即把自己的名字勾到最后,改过来勾过去,总要反复多次。马老师没有半点私心,他为别人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花了大量心血。他依据每个人的特点,把争取来的很多课题分出去,并让别人当课题组长。
长淡泊名利无私奉献自古有之,宋朝的杨家将是家喻户晓、众所周知的。杨业在面对外敌辽人入侵时,曾经对杨四郎说过一句话:“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的荣辱得失是微不足道的。”是呀,在执著的最高理想——保卫祖国面前,有什么比民族大义更为珍贵的呢?杨业最终怀着一颗爱国之心死在了李陵墓前,给后人留下了慷慨悲壮、充满民族气节的诗句:“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当代大学者钱钟书,终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堪称典范。1991年11月钱钟书80华诞的前夕,家中电话不断,亲朋好友、学者名人、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中国社会科学院要为他开祝寿会、学术讨论会,钱钟书一概推辞。
早在80年代,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特邀钱钟书去讲学,每周只需钱钟书讲40分钟课,一共只讲12次,酬金16万美元。食宿全包,可带夫人同往。待遇如此丰厚,可是钱钟书却拒绝了。
他的著名小说《围城》发表以后,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在国外反响也很大。新闻界和文学界有很多人想见见他,一睹他的风采,都遭他的婉拒。有一位某国女士打来电话,说她读了《围城》想要见他。钱钟书再三婉拒,她仍然执意要见。钱钟书幽默地对她说:“如果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一定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性格豪放者心胸必然豁达,壮志无边者思想必然激越,思想激越者必然容易触怒世俗和所谓的权威。所以,社会要求成大事者能够隐忍不发,正确对待名利,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一个人无论取得了怎样的成绩,都应该清醒地看到:个人的力量和作用是有限的。只有那些不计名利得失,不计荣辱进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国家和人类的人才是最值得我们尊敬,最值得我们记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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