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传 第二章 外出求学

二、外出求学
从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一年，刘少奇时断时续地在炭子冲附近的几个私塾上学。就在这期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后，正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变革。一九〇五年八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以推翻清朝统治为宗旨的中国同盟会。经过他们多年工作，一九一一年十月，湖北新军的革命士兵在武昌发动武装起义，获得成功。一九一二年元旦，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清朝皇帝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被迫宣布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大清帝国一朝覆亡。这就是辛亥革命。这场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可是，国家政权不久又落到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手中。
社会上的变故，通过种种渠道传到宁乡炭子冲，使少年刘少奇受到震动。他的二哥刘云庭在湖南新军服役。武昌起义后，刘云庭所在的湖南新军奋起响应，攻占了长沙巡抚衙门，建立了新的都督府。一九一二年刘云庭回炭子冲探亲，向家里人讲述起义经过，还带回来一套《辛亥革命始末记》。刘少奇认真地听他哥哥所讲的一切，也读了这套书。他坚持要姐姐为他剪掉辫子，表示同清王朝决裂。一九四九年刘云庭逝世时，刘少奇写道：“你是我幼年时期学习和活动的第一个帮助者。”
外面的世界对少年刘少奇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单调的私塾教学已满足不了他的要求。当时宁乡县水平最高的学校是玉潭学校，正式名称叫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刘少奇很希望去那里上学。他再三向母亲和兄长要求，终于获得同意。但进玉潭学校必须凭初等小学的毕业证书应考，而刘少奇上的私塾并不是正规学校，没有学历证书。为了得到一张文凭，刘少奇在一九一二年到离家二十多里的西冲山芳储乡小学补习。半年后，他得到了初等小学的毕业文凭。第二年暑假，他以优异成绩考进了玉潭学校。
从一九一三年夏开始，刘少奇来到离家七十多里的宁乡县城，进入玉潭学校学习。玉潭学校是一所新式学校，无论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都和他原先上的农村私塾大不相同。在玉潭学校的三年学习生活，对刘少奇思想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玉潭学校位于宁乡县城南门外。它的前身是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玉潭书院。湘江的支流伪水在流经宁乡县城的时候，在城南的山脚下形成了一个水面宽阔的池子，当地人将它唤作玉潭。宁乡县城在历史上称为玉潭镇。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也因此被称为玉潭学校。
刘少奇被编入玉潭学校第十一班。一年以后，学校在东门外飞凤山下修建了新校舍，第十一班便搬了过去。这里环境幽静，设施齐全，藏书也很丰富。阅报室里，还订有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学校里的老师一般都上过师范学校，受过维新改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影响。校长黄锡类和不少老师博学多才，思想倾向进步。地理教师梅冶成等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老师给学校带来了民主、开放的风气。刘少奇在这里除了学习国文、史地、算术、物理、修身、英语、体育、图画等课程，也开始经常关心国家大事，并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
从乡下到县城，从私塾到正规学校，使刘少奇一下子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眼界开阔了许多。刘少奇十分满意，很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学习条件，读书很用功，遇到问题总是认真思索，直到弄清楚为止，学习成绩在班上始终名列前茅，考试常常得到第一。他对各门功课都喜欢，对算术、体育、图画等课程尤其有兴趣。课外活动时，他和同学们一起打球、练武术或吹笛子、拉二胡，也热心地参加大扫除等公益活动。
在玉潭学校的三年当中，对刘少奇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参加声讨袁世凯的卖国罪行。这是他第一次投身到爱国的群众性运动中去，冲破了他以往埋头读书的平静生活。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一五年五月。那时，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把大量中国主权出卖给日本。消息传出，极大地激怒了全国人民，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和通电抗议活动。消息很快传到长沙、宁乡。刘少奇和他的一些同学听到这个消息后，刺破手指，写下“誓雪国耻，毋忘国耻”的血书。玉潭学校的师生们率先在宁乡举行罢课游行，声讨袁世凯。在玉潭学校的带动下，宁乡第一女校等其他几所学校也奋起响应，加入游行队伍。
刘少奇成为这次讨袁斗争中的骨干分子。他和几个同学胸前挂着“毋忘国耻”的牌子，手里拿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小旗，喊着口号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游行后，刘少奇又和同学们在几处闹市街头组织演讲，向群众宣传救国道理。他们还组成抵制日货的小组，同工商界爱国群众一道将商店里的日本产品检查封存，劝导商人不要再贩卖日本货。和他一起参加这些活动的玉潭学校同学贺执圭、彭国栋回忆道：刘少奇平时在校时文质彬彬，沉默寡言，但是一到了反对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声援救国的大会上，却能长篇大论，慷慨陈词，非常感人。
抗议活动一连持续了好几天，使这个平时比较宁静的小县城，到处充满炽热的爱国气氛，使不满十七岁的刘少奇第一次经受了群众性政治风暴的洗礼。
刘少奇出生时，他的父母按刘氏家族的谱系排列，给他取名绍选，字渭璜，意思是渭水之璜。从私塾到玉潭学校，他登记的名字都是“刘渭璜”，老师和同学也都这样称呼他。参加这场声讨袁世凯的斗争后，为了表示保卫炎黄子孙、振兴中华民族的决心，刘少奇把自己的字“渭璜”按谐音改为“卫黄”。他在自己的课本、书籍、作业簿上，都用毛笔重新写上了“刘卫黄”这个新名字。改用“卫黄”这个新名字，反映出反袁斗争在他思想上引起的深刻变化，反映出他已开始把振兴中华民族看作自己最重要的使命。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从北京传来袁世凯复辟帝制、即将登基当皇帝的消息。宁乡县城再次掀起了抗议的浪潮。在学校进步老师的支持下，刘少奇同玉潭学校的同学们再次发动罢课，开展游行和向群众演讲等抗议活动。这次活动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直到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刘少奇是学校中品学兼优的高年级学生，又有过参加上次讨袁斗争的经验，自然地成为学生中的领头人物。
刘少奇在这所学校度过了整整三年时光。一九一六年夏天，他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从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
毕业后怎么办？刘少奇一心想继续求学。要升入中学读书，就需要到省城长沙去，但不满十八岁的刘少奇对那里人地生疏。玉潭学校的地理教师梅冶成思想激进，平时同进步同学很合得来，又同长沙楚怡学校的主任教员何叔衡熟识。刘少奇便约了同学任克侠、贺执圭去向他求助。梅冶成很热情，给何叔衡写了一封信，让刘少奇等带着他的信去长沙，需要时可以找何叔衡寻求帮助。
刘少奇等三人带着梅老师的介绍信，从炭子冲步行几十里来到长沙。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个湖南省城。他所看到的世界更广阔了。那时正值暑假，长沙的各个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都在招生。他们报考了第一中学、长郡中学这两所有名的学校，都被录取。
长沙还有一所名气、规模较小的学校，叫驻省宁乡中学。它以培养宁乡籍学生为主，教员大多是宁乡人。校长黄锡类原来是玉潭学校的校长，得知刘少奇等三个玉潭学校的高材生来到长沙报考中学，便亲自去他们住的地方，动员他们上驻省宁乡中学。他告诉他们：宁乡中学声誉虽不及第一中学和长郡中学，但师资力量相当强，读书气氛浓，收费也比较低，而且还有几个插班学习的名额，可以直接插入二年级就读，缩短学习期限。黄锡类是刘少奇等人熟悉和尊敬的师长。这些话打动了他们。经过一番计议后，他们决定改上宁乡中学。这样，刘少奇、贺执圭、任克侠三人通过插班入学考试，顺利地进入驻省宁乡中学二年级就读。
在长沙，各方面的消息更加灵通。全国的政治风云能很快在这里得到反响。这时的刘少奇，已是十八岁的青年，参加过讨袁斗争，对周围的一切十分敏感。他在驻省宁乡中学一面学习各门功课，一面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时事政治和社会上的种种事件。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交集，社会环境黑暗。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派系林立的军阀拥兵各霸一方，互相争斗残杀，鱼肉百姓。湖南也不例外。原来依仗袁世凯势力上台当了湖南将军的汤芗铭，在长沙和全省镇压革命，倒行逆施，受到护国军程潜部和谭延闿部的武装讨伐。湖南境内战事频繁。怎样才能使中国摆脱战乱，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祖国富强起来，使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这些问题成为刘少奇等许许多多有志青年经常议论和反复思考的问题。
刘少奇进入驻省宁乡中学就读后不久，长沙市爆发了驱逐反动军阀汤芗铭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规模很大，长沙主要的大、中、小学都参加进来了，游行人数多达数万人。当年在玉潭学校参加讨袁斗争的时候，刘少奇就对统治全省的汤芗铭这个袁世凯走卒恨之入骨。现在袁世凯已经倒台，他能有机会参加这场“驱汤”运动，自是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他和驻省宁乡中学的同学们一连几天上街游行，还冲进汤芗铭的将军府示威。
湖南人民的愤怒反抗和护国军的武装讨伐，终于使已经失去袁世凯这个后台的汤芗铭仓皇逃出湖南。“驱汤”斗争获得全胜。不多久，北京政府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督军。斗争的胜利使刘少奇看到了群众力量的伟大。
在私塾和小学读书时，刘少奇就深受岳飞精忠报国、班超投笔从戎等爱国英雄事迹的影响。眼下外侮入侵、军阀纷争和老百姓备受战乱之苦的现实，更使他痛感军事和武力的重要。一九一六年秋天，湖南督军谭延闿准备在长沙开办陆军讲武堂，培训军事人才。刘少奇闻讯后立刻决定前往报考，以便实现自己投笔从戎、习武报国的理想。
可是，长沙陆军讲武堂报名条件有限制，要求必须是湘军的下级军官或退伍军官。刘少奇没有别的路子，只好去找他的哥哥刘云庭请求帮助。刘云庭这时仍在湖南军队中服役，就设法向他的一个刚刚退伍的朋友刘丰生借来证件，让刘少奇顶着这个人的名字去报考陆军讲武堂。考试很快获得通过。不久，刘少奇就得到讲武堂的录取通知。
由于校舍迟迟落实不了，陆军讲武堂拖到一九一七年三月才正式开学。刘少奇立刻结束在驻省宁乡中学的学业，前去报到入学。
长沙陆军讲武堂学制一年半，头半年补习文化，然后接受军事教育。刘少奇顺利地学完了文化课程，接着开始兴致勃勃地学习军事课程。谁料时局多变，他才学了一个多月军事课程，谭延闿在一九一七年八月被迫下台，北洋政府总理段棋瑞派他的亲信、原陆军部次长傅良佐接任湖南督军。这时由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正风起云涌，护法军由南向北推进，北洋军派兵顽抗。十月，战火烧到湖南，南北两军在长沙大战。陆军讲武堂校址在督军署的旁边，恰好成为双方交火的战场。火光冲天，讲武堂校舍只剩下一片断垣残壁。几百名学员在兵荒马乱中各奔东西。陆军讲武堂就这样无疾而终。刘少奇也只得离开长沙，返回炭子冲老家。
这件事给刘少奇的打击很大。陆军讲武堂被迫解散，使刘少奇从军救国的梦想破灭。一时找不到别的出路，他只得在家里自修中学的课程，等待机会。自从刘少奇外出求学以来，他的母亲和兄嫂、姐姐一直很不放心，特别是得知他几次参加“犯上闹事”的学潮，在陆军讲武堂又险些丢了性命，都一直为他担惊受怕。这次刘少奇回家后，母亲和兄长都来劝他今后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学些成家立业、发财致富的本领，不要再出去闯祸。但是，这时的刘少奇已经在外见过世面，尤其是亲身体验过那种火热激荡的群众斗争生活后，不可能再重走老一辈养家糊口的旧路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刘少奇虽然人在炭子冲，心里却时时渴望重新回到那激动人心的斗争洪流中去。
整个一九一八年，刘少奇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盼望能继续外出求学，可是老没有得到机会。他只得一面抓紧时间自学各门功课以便报考大学，一面起早贪晚地向人学习武术拳脚，锻炼身体，做好闯天下的准备。
漫长的一九一八年过去，一九一九年来临。刘少奇再也等待不下去了。为了尽快走出去，他决定去外地报考大学。但考大学需要有中学毕业证书，他不顾家里人反对，又一次来到长沙，准备花几个月时间突击来取得一张中学文凭。经过一番周折，刘少奇在同学的帮助下，顶替益阳人刘士奇的名字，直接插入长沙市私立育才中学毕业班，打算等毕业考试合格拿到中学文凭后立即外出报考大学。
刘少奇的母亲和在家的两个兄长对他这种不安分守己的行为很不满意，生怕他在外面闹出乱子来。于是，他们决定早日给他完婚成家，利用家庭关系拴住他。这一切在长沙求学的刘少奇却一无所知。待到一切准备停当，家里人谎称母亲病重，要刘少奇立刻从长沙赶回家中。到家才知道要他同邻村麻雀塘一位姓周的姑娘成亲。刘少奇十分吃惊，也很气愤，但迫于母命，又当着众多亲友的面，不得不勉强做完“拜堂”仪式。但他这时已经有了民主思想，坚决反对这桩包办婚姻，不等贺喜的亲友散尽，便在第二天清早匆匆离家返回长沙。后来，刘少奇又多次写信和捎口信回家，表示不可能保持这一婚姻关系，并托表兄成秉真转告周氏断绝婚姻关系，劝她尽早改嫁，去得到自己的婚姻自由和幸福。但周氏出于封建礼教观念的束缚，不同意回娘家，只希望刘少奇以后能送一个儿子回来交给她抚养。刘少奇很同情这位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一九二三年他同何宝珍结婚有了孩子后，说服何宝珍同意把大儿子刘允斌（小名葆华）交给周氏抚养，并把自己名下的三十亩地送给周氏。几年后，周氏病故。这中间，刘少奇一直在外求学和搞革命，几乎没有回过家。
返回长沙，刘少奇继续抓紧在育才中学学习。过了三个来月，就在他毕业考试行将开始的时候，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群众运动在北京爆发，很快席卷中国大地。这便是伟大的五四运动。
五月中旬，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来到长沙，介绍在北京发生的情况。长沙学生立刻奋起响应，纷纷组织游行示威，并决定举行全体罢课。刘少奇毫不犹豫地参加进去，成了运动中的骨干分子。
为了配合学生运动，长沙育才中学和其他学校都采取了相应措施，将各年级的学年测验和毕业考试提前举行，同时通知提前放暑假。
刘少奇顺利地通过了各门功课的毕业考试。进入六月，北京的学生运动再次掀起高潮，许多大城市的学生、工人、市民也纷纷组织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消息传到长沙，满腔爱国热情的刘少奇再也坐不住了，北京波澜壮阔的斗争场面对他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刘少奇等不及领取毕业证书，便急急筹措一些旅费，邀几个同学踏上开赴北京的列车。
这一行动，改变了刘少奇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