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观快评：“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是一次有益探索

2023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新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期从事律师工作的朱征夫表示，今年他将会继续提交关于“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提案。

这不是朱征夫第一次有此建言，提出相关建议的也不只是他一人。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刘守民等也曾有过一样的提案，其中一个共同点是，这一结论是从民众来信中总结出来的。

朱征夫

可见，近年来民众对消除轻罪前科记录，增设系统性制度有诸多诉求，呼声之高促使人大代表、领域专家带头建言献策、敦促制度落地。

在我国，尽管具有犯罪前科的人群绝对数庞大，但大多数情节较轻。据有关数据，仅仅醉驾全国每年就有30多万人被判刑，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30多万个家庭就牵连100多万人遭受歧视待遇，这还仅仅是一个罪名的数据。

根据现行制度，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如实报告犯罪记录，尤其是求职的时候。通过背景调查，一些用人单位以“负面清单”“准入门槛”为由筛除轻罪者，甚至致使无辜子女亲人受牵连、歧视。

这种广泛影响家人及亲属的做法，严重违反了责任自负原则和宪法规定的公民平等权。长期以往，“犯罪影响三代”会成为这一特殊群体难以回归社会的真实写照，他们很容易被推向社会的对立面。

因此，增设成年人犯轻罪前科消灭的法律规定，消除已改过自新前科人员的“罪犯标签”是顺时顺势之举。

需要强调的是，此举绝非是帮犯罪者开脱，或变相减轻惩罚力度。诚然，每个人都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犯罪区分故意与过失、严重与轻微，对轻犯罪前科的情况理应有的放矢，不能“一竿子打死”。

法律的根本目标是保护权利，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能够保障有轻犯罪记录人群的劳动权、平等权等合法权益，展现法律的温度。同时，也可以改变“一日行窃，终身为贼”的观念，有利于增强有前科人群告别过去的底气，也有助于营造向上、向善、向新的社会氛围。

综合多方专家观点，如果未来能顺利推进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应首先综合衡量罪名、刑期、服刑表现等因素，如果在刑满释放后很长时间内未实施新的犯罪，可以考虑注销其犯罪记录。这点可以参考外国立法例，如日本刑法规定：“监禁以上刑之执行完毕或被免除执行者，逾10年未被处罚金以上刑时，刑之宣告失去效力。”

其次，应对现有涉及前科人员亲属的歧视性规定进行全面清理，逐步废除对前科人员家属的就业限制和其他资格限制，这需要有关部门打好监督组合拳，鼓励反歧视之诉。

任何复杂的问题都不可能一朝而解，都需要一个反复曲折过程和尝试探索，前科制度的废除或修改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一下子全部废除其实不可取。不过，关注并回应有犯罪前科人群的诉求是一次积极有益的探索，更长远的是，尝试建立更切实保障群众权益的制度，彻底驱散歧视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