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瓷当文气与匠心兼备

“秀逸高雅——浅绛文人瓷精选”“百年薪火——近现代文人瓷画拍卖专场”“瓷艺丹青——近现代文人瓷专场”“荟萃——近现代文人瓷器”……这两年，疫情下奋起的艺术品拍卖中，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近现代文人瓷，力求能展现自清晚期至现代陶瓷艺术家们在身份得到了自由，创作个性获得了解放后的一面，再次引得拍卖场、收藏家、画家们的关注。

王步 渊明采菊图青花观音瓶

从清同治、光绪到民国初约50年之间，一抹墨色的加成，不光文人为之着迷，更成就了晚清民国浅绛之光。浅绛彩将中国书画艺术的“三绝”在瓷器上进行表现，开创了文人瓷绘之先河。

陶瓷器绘画纹饰，原本是一个极古老的传统，史前人类就已懂得采用色彩绘画图案纹饰于陶器之上，仰韶文化彩陶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之后，历经两汉、三国、两晋简单瓷面点彩，至唐宋元明清，中国瓷器各种装饰艺术喷薄而出。20世纪初年，中国陶瓷迎来一个革命性时代。从科技上来看，不论瓷胎、白釉、颜料和烧窑技术，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而从美术创作来看，文人派绘瓷艺人承接了浅绛派所创的先河，用瓷器充当画纸，将中国陶瓷从一个没落的时代器物变成为文人雅士案头之物。

程门 浅绛山水花鸟高士图琮式瓶

而近年来，从艺术界老炮黄永玉，到笔者较熟悉的长三角特别是浙北地区，中青年画家到景德镇“画瓷画”成了时尚追求，它或是尊古、复古、仿古的回归，也或是时代探索的必然，成为了一种画家“创新”“全面素养”般的某种标签。

古来，无论是宫廷画家的精工细制，还是文人士大夫的意兴戏笔，字画创作，在绢、绫、丝织物上者，称之为绢本，在宣纸上者，名冠为纸本。制作瓷器，一直是匠人之事。但正如明晚期吴门文士加入家具制作使其艺术品味飞升，文人画瓷，自清中晚期开始，成就了辉煌。它也让毛笔找到了新的创作载体——入窑前的瓷胎。毛笔蘸“墨”，在胚胎上创作、书写，由是，瓷之胎、板可誉其为“瓷本”。无论是著名的浅绛彩，还是后来的新粉彩，文人画家在此中找到新天地，诞生的无数精彩作品，堪珍而宝之。

刘雨岑 如松之寿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藏

“浅绛”原是中国画的概念，指以水墨勾画轮廓并略加皴擦，以淡赭、花青为主渲染而成的山水画，源起于元代，其画家代表人物为黄公望。清中晚期，国门为洋人坚船利炮打开，西风渐东，民主思想的萌发也促使了文人画家“主体思想”凸显。至清帝国覆灭，御窑厂关停，一批宫廷画师、御窑厂绘瓷高手，开始加入自谋生路的民窑瓷厂。思想钳制的松绑一旦进入“自由”状态，笔下的才情得以勃发。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浅绛画派，汲取宋元书画的营养，首次将诗书画印完美地在陶瓷载体上表现出来，他们将艺术“三绝”诗、书、画，在瓷胎上表现，使瓷画与传统中国画得以结合，创烧出釉上彩新品种浅绛彩瓷。这半个世纪的黄金时期，名家辈出，浅绛彩瓷器的书画水平空前发展，足可媲美纸绢丹青。

清末 任焕章浅绛彩山水圆型瓷板 大英博物馆藏

其另一大突破是在瓷画上题写作者名字，或题诗、署款兼备，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种创举。清末民初，外国进口的洋彩，由于颜色鲜丽，很快吸引了景德镇的绘瓷艺人，他们先后加入了“新粉彩”队伍，同时给浅绛彩画上了句号。但浅绛彩这种“艺术瓷”的技法与创造力并未随之消失，而是被“珠山八友”为首的彩瓷艺人在其它领域成功地继承和发展，其流风余绪至今未绝。

金品卿 浅绛栽松养鹤图笔筒

因这瓷本上的浅绛画，较写意，颜料较易脱落，又清末民初距今时间不长，廿年前在国内古董店或地摊，少有藏家问津，后来国内收藏爱好者剧增，近现代瓷也视宝得爱，大多仍偏爱“细路子”的民国新粉彩而不待见浅绛彩，直到很多文人、学者、教授发现其乃“文人画的转移”，使其身价陡增。笔者对此艺术瓷的认识，也经历一个认识、反思过程：最开始，极力推重其是文化画的一个新领域，认为学术界应给绢本、纸本之后的第三个书画载体“瓷本”地位。近年开始反思，这都是站在“文人”的视角、立场来观照认知的，猛一天醒悟，它有局限。无论浅绛彩还是新粉彩，它毕竟是瓷器，瓷画是附丽于工艺之上的，最多，瓷画与瓷胎融合一体，价值不可分割，不能一味强调“文人画”而忽略或无视瓷器的存在——就瓷器而言，它本身的材质、塑型、上釉、烧造……可谓七十二道工序，工艺性很强。而且，在世界文化语境中，瓷器还是CHINA的代名词，远非一般的器物能媲拟。一味注重“文人画”，跷跷板就会失衡，结果是弱化了作为瓷器的地位，得其工艺的探求会逐渐懈怠，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纪录片《珠山八友》中，“文人画瓷”成了美院教授、陶瓷大师们、陶瓷史家争辩的一个热点。百年来，曾经艺术瓷过于注重彩绘画、文人趣味，创作者被评上这级那类的“大师”，这无形贬低、矮化了制胎、配釉料、填彩、烧造的匠人。而且，造成了许多所谓的画家、文人在创作时，因不重视、缺乏深谙瓷器本身的特性、工艺性，而未能将书画与瓷器、“文气”和“匠心”、造型与装饰有机完美结合，致使貌合神离，最后出来的东西，只能是器型千篇一律、同质化严重的“匠器”，艺术性飞升不起来。

由此，当代很多画家、文人奔赴景德镇“画瓷”，也只是浅层次地玩瓷，某种程度上浪费材料、时间、精力不说，还留下一大堆既无艺术性又无实用性的“怪胎”、“垃圾”，这当是我们应思虑并警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