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3学习一点点，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每一天，学习历史

然而，由于在1840～1880年的40年间一直没有什么有关玛雅文明的重大发现，所以能够使狄亚哥·迪兰达提供的“钥匙”发挥作用的文字、石柱碑、浮雕和雕像实在是太少了，而中美洲又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方，在那里从事丛林考古不仅需要热情，而且还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愿意步史蒂文斯后尘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就在研究者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莫德斯雷的英国人，在188l～l894年间，前后7次进入中美洲热带丛林，他不仅对当时已知的每一个废墟进行了摄影和绘画，而且还对许多碑铭甚至整个石碑作了精心的拓片，还带回来若干尊玛雅雕像的原物以及不少精美的石膏模型。莫德斯雷的工作为玛雅文明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只破译出将近三分之一的象形文字符号，但是，它对认识密林中的玛雅文明已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天书”般的玛雅文化将重现世人面前的。
神秘字符的起源
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郡昆士兰的乔治·扬首先使人类开始循着神秘的加拿大雅茅斯石头的踪迹进行探索。这块180公斤重的巨石是1812年由一名雅茅斯医生理查德·弗雷彻在一处泻盐沼泽中发现的。他是一位军医，于1809年退休并来到雅茅斯居住下来，后来于1819年在那里去世。实际上他把这块石头置于靠近岸边的一块凸地上。当然，那块地位于柴格津沼泽地出口和雅茅斯港西边之间。石头上简短的铭刻有十四个字符，而这些字困扰了专家近200年。
现在，在科林斯街22号迷人的雅茅斯郡博物馆，这块石头被精心地保存下来，并且突出地展示给公众。博物馆的董事兼馆长，历史学家埃里克·丁·拉夫，对这块神秘古老的石头及其可能的来源有着丰富的有价值的信息。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告诉记者以下的事情。采访中他允许记者做记录，而且，这次采访对破解字符是非常有帮助的，它提供了很多的信息。
在雅茅斯的历史上，雅茅斯神秘石头是一桩十分有趣的事。多数人认为它是北欧海盗留下的，那是一般的说法，但是也有许多其他说法。大致说来，它是由一位叫弗雷彻的医生于1812年，在雅茅斯港尽头发现的。有一些人，特别是弗雷彻医生的后代，总觉得是弗雷彻雕刻的，因为他显然是个爱开玩笑的人，而且，他的家人也总觉得就是他刻的。其他许多人觉得是北欧海盗留下了这块石头，而且这块石头已经几次被不同的人从古代北欧文字翻译过来。有一篇译文是小亨利·菲利浦斯在1875年左右翻译的，他觉得那些古代北欧文字要么写的是‘哈口对他的众人讲话’要么写的是‘哈口之子对他的众人讲话’。”
后来在1884年，菲利浦斯根据前任省博物馆馆长哈利·皮尔斯的一份注释，出版了关于那段话的一篇论文，并认为这位叫哈口的人是1007年沃卡尔塞芬探险队的一名成员。
埃里克·拉夫还告诉记者，在1934年，奥勒弗·斯特兰伍德曾经翻译了石头上的北欧古代文字。斯特兰伍德的这篇译文语言上特别有趣。奥勒弗·斯特兰伍德是华盛顿市本顿县的学校督察官，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挪威学者，他相信文字的确是北欧古代文字。他把它们译为：“雷夫艾利科设立{此碑}。”“此碑”的意思在句子中是人所理解的东西。这块古代北欧文字碑字符自身中不含有它。这种被理解的语法结构的意思，也能在请求帮助时被发现，如“请帮助我{从这条沟里}上来”，在这儿，“从这条沟里”的意思是明白的，因为，被呼唤的人能看见沟并且明白说这话的人的处境——两者都使得这被充分理解的句子显得多余了！实际存在的雅茅斯大石头，以十分相同的方式，使加上的“此碑”显得不必要了。正像孔子可能在他的警句中明显地写下的那样：“在坚石上深深刻字的人，会比用墨汁和毛笔在纸上写字的人，选择更少的文字。”
在1934年，当奥勒弗·斯特兰伍德从事他的工作时，乔治斯·圣·佩林正负责管理这块石头和当时保存它的雅茅斯图书馆。1934年，乔治斯在给奥勒弗的关于石头的描述中清楚地写道：“……没有什么侵蚀迹象。除了几块孤立的地方以外，雕刻显出一种明显的V形部分……石头质地非常坚硬……雕刻是如此精工细琢，雕刻者一定使用了高度淬火的工具……”
斯特兰伍德做得非常有效的工作是，通过已确定的北欧古代的各种字母，细心搜寻从已鉴定的资料中找出已知的对应者，对应刻在雅茅斯石头上的北欧古代文字。然后，他把被对应的北欧古代文字挑出来，又给出上面北欧古代文字的拉丁字母的对应物。斯特兰伍德做了几页绘有密密交叉的对照资料，来确立和证实石头上的所有十四个北欧古代字符，最后，得出了拉丁文译文：
LAEIFR ERIKU BISR
考虑到北欧古代文字和以稍微不同的角度雕刻的欧甘文字之间有较小的差异，法国中部的格罗浑字母和雅茅斯石头上的刻印文字之间，也有一种惊人的相似性。
为了公正地平衡各种北欧古代文字专家的意见，需要说的是，在1966年，即斯特兰伍德著作出版约30年后，奥斯陆诺斯克学院的利斯托博士，对那些刻印文字到底是不是北欧古代文字表示了怀疑。
朱利叶斯·弗拉施·哈蒙在他的题为《关于布来克斯顿和雅茅斯石头上的雕刻》的论文中，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学术意见，这篇论文刊登在1976年1月的《西弗吉尼亚历史》第36卷中。哈蒙认为那些碑文纯粹是数学，而且是关于一支探险队的统计数字，这支探险队曾按照瑞典国王艾利科十四世的命令而出发。
埃里克·拉夫然后继续解释其他几种十分有趣的看法。“有一种早期巴斯克人的说法，讲石头铭刻意思是：‘巴斯克人民已征服了这块土地，’这可能来自公元前350年。迈锡尼人的说法，可能比那更早，它把石头解释成‘尊贵的神座：在大水达到顶峰的时候，皇家的纯种狮子于落日时被派出去，以起保护和控制作用并挖出一个洞穴，它们已为此全部遇难’。我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只从几个北欧古代文字中，你怎么能得出那种意思：正如大家所知，我不怎么相信这事。其他的说法还包括日本的说法，14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说法以及树根的说法。所以，读者可自由选择。我喜欢我的访问者进来问，‘这是真的吗？’而我说，‘是的，它是一块真的石头。’我们确实有点儿关于这块石头的问题。30年代历史学会的一位主席认为，碑文正在出现褪迹，所以，他重新凿刻了这块石头，因此，我们失去了我们能从原件中获得的任何东西，尽管我们确实有原物品的照片。不管怎么说，事情就是这样。石头原本属于雅茅斯公共图书馆，自从在20世纪50年代博物馆开馆以来，它就被他们借走了。”
“我自己喜欢的说法是巴斯克人的猜想，因为，我得到了一本巴斯克语——法语字典，而且在一本关于北欧古代文字的巴斯克语书籍中，查到北欧古代文字，因此，我明白他们能如何使那些同与巴斯克词语对等。这对我很有意义：你当然能看见‘巴斯克语’；能看见‘人们’；能看见‘土地’。大约在1895年，在雅茅斯又有一块石头被发现。那上面有着像我们已发现的北欧古文字石头那样的北欧古文字，而且，当时在它们下面还多出三个字母——那上面文字译成巴斯克语是‘巴斯克人民已征服了这块土地，并在此居住。’关于那块石头有一些猜测，因为它恰恰在一家于1895年刚开业的旅馆里被发现，而那块石头从此丢失”。
“我们的石头是在1812年发现的，那时人们甚至都未想到北欧海盗。它可能是北欧海盗的。我当然不怀疑北欧海盗曾到过这里。我确信，他们可能来过这儿。他们当然在纽芬兰。”
这种观点得到伯吉塔·沃里斯的有力支持。1995伟，她正与一个德国电影组一起工作，并且曾经带他们看过在纽芬兰的兰斯奥克斯草原的北欧海盗的场所，她认为这个场所无可否认是真实的，然后，她曾带他们到新斯科舍省去拍照雅茅斯石头。
埃里克继续解释这块石头怎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渡过大西洋的。
“这块石头有一次被拿到英国验证或者翻译。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被拿走，当准备归还时，战争爆发了，因此人们决定不去冒遭遇潜艇的风险把它带过大西洋。显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在伦敦码头的包装箱里”。
“人们从石头的背面取下一些碎片，来鉴定石头是从哪儿来的。认为它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某个地方可能会很好，可是，它就是当地的石头。”
劳拉·布莱德利是雅茅斯郡博物馆里非常肯于帮忙而又知识渊博的档案专家，他接受了一次录音采访：“我见到几位研究者专程来这里看这块石头。早期的研究者和注释者实际看不到那石头，所以，他们是与照片和标本打交道，因此他们不能断定石头上哪些是自然标记，哪些是人为的。一种反馈回来的说法是，石头上的标记是自然形成的。它很难鉴定，因为原来完整的碑文被重复雕刻搞乱了，很难以相同的方式查看石头的标记。然而，在过去六年里，两位地质学家查看了这块石头，他们告诉我，他们不相信这些记号是自然形成的。而我们当地的专家，这个领域中真正的北美专家，在加拿大公园里工作的伯吉塔·沃里斯说，这标记的确不是北欧古代文字，但它们是自然形成的。因此，我们有持相反见解的很有资格的专家。
“我还不能下定论。我知道这块石头是在1812年发现的，发现它的人是一名军医。实际是他制作这些标记的可能性对我来说好像很渺茫。然而，我找地质学家交谈时，他们觉得它不是自然形成的，或者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与这位挪威专家谈论时，此人说那决非北欧古代文字，我真感到我想发表一种有根据的意见，可不幸的是，在这点上，我不能那样做。这是雅茅斯最大的神秘的事情之一。我一生看了所有这些专家的文件，真的不知道那些标记如何跑到那石头上来的，这对我来说很是个谜。”
简而言之，最后证明有争议的古代雅茅斯石头可能有关的北欧海盗实际历史是什么？红发埃里克，或者称为埃里克·托瓦尔松，成功于公元10世纪末期，是格陵兰岛上斯堪的纳维亚人最早居住地的建立者。他的儿子——雷夫·埃里克松，是首位完全可信的发现北美的欧洲人，981年春天，红发埃里克和大约30名他的家属、朋友、邻居及一批牲畜西行。他们的瓦叠式外壳的北欧海盗船不足30米长，而且，做这种海上航行的条件一定很不利。由于受到一座漂流冰山的阻碍，他们未能在东海岸登陆，而是绕过南端，然后沿西海岸（现在的朱列内哈伯）向北航行。在找到了他们喜欢的陆地以后，把它命名为格陵兰，后来由于他们对这块陆地的大肆夸赞，以至于他们同时代的热心人组成一支探险队，共有25艘船装载着潜在的殖民者以及牲畜。实际上，只有14艘，共包括300到400名殖民者在那里定居下来，这个地方就是后人所知道的“东部殖民地”。
在999年，埃里克的次子雷夫，称雷夫·埃里克松或幸运的雷夫，从格陵兰经过赫布里地群岛航行到挪威，他们没有走更通常的冰岛航线。次年，在他回来的途中，他没有在中间任何陆地停留。希望到达格陵兰南端。由于天气恶劣，他没能到达那里，却看到了北美大陆：大概是拉布拉多，也许是纽芬兰，甚至也许是远在南面的新斯科舍。当他意识到不论这是哪里，都不是他父亲在格陵兰的家时，他转而沿海岸北上，在秋天之前安全地到了家。这个具有诱人的问题一直未被解答：雷夫·埃里克松是否在雅茅斯附近登陆，并且当他在那儿时，刻印了那有争议的石头？

不解的字谜
桂林阳朔碧莲峰上雕刻着一个直径将三米的“弩”字，此字龙飞凤舞，苍劲有力。游人到此，都要停下来观赏研究，然而100余年来，谁也肯定不了这是个什么字，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弩”字的作者是山阴的王元仁。王氏擅长草书，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在广西阳朔当县令。就在他任职的那一年，挥笔写下了这个巨幅字，由能工巧匠凿雕在鉴山主峰——阳朔县城的碧莲峰壁石上。遗憾的是，王元仁没有留下任何注释，这样一来，百年墨迹只好留给后人去评说。
这个字如此奇妙，竟引得无数游客骚人抬头仰望，仔细琢磨。
韩愈曾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诗句来概括漓江的秀丽景色，因此有人将这个字认作“带”，其意是对“江作青罗带”风光的赞美。但那些善于思考的先辈文人墨客，从此字中又琢磨出“一带山河，少年努力”八个字的意思。的确，如果你仔细观察，这八个字果然笔笔有着落，字字有根据。
又有个文学家不满足前人的说法，买了拓片带回家中仔细琢磨，细心推敲，认为应是“一带山河甲天下，少年努力举世才”十四个字的意思，是用来激励来人和后者的对联。
可是又有一位诗人，比那文学家更善于联想，他竟从中揣摩出一首四言诗：
一带山河，举世无双。
少年努力，万古留芳。
上述几种解释，也只是人们的猜测。百余年来，成千上万的古今中外游客，对这个字浮想联翩，各抒己见，虽然说不出所以然，但都认为此字一定别有一翻用心，并且寄予深刻的含义。这究竟是个什么字，它是什么意思？这个百年之谜，不知何时才能解开。
古印度文明揭秘
很多人都在想像中把古印度和现在的印度混同起来，其实它们几乎是两码事。古印度因其神秘，使得人们很难看到它的真实面目！
百年之误
公元前443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哈利卡尔纳索斯人希罗多德告别了文化之都雅典和好友政治家伯里克利、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等人，来到意大利南部的新城图里奥伊。他一踏上这块美丽安静的土地，就暗暗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愿过四处飘泊的生活，我要把自己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研究写出来，以“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
沐浴在地中海海风和亚平宁半岛灿烂阳光下，希罗多德文思奔涌。自30岁起，他就开始了长时间的游历和考察，足迹遍及希腊、意大利、埃及、两河流域及小亚细亚……每到一地，他都潜心钻研当地的历史、传说，认真观察古迹文物。现在，是到了该把它们都记下来的时候了。
在书中，希罗多德写道：

有这样一条印度河，这条河里面有许多鳄鱼，据说在全世界是占第二位的。
印度以东的全部地区是一片砂砾地带，在我们多少确实知道的所有亚细亚民族当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无人了。印度人有许多民族，他们所说的语言都不一样。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是游牧民，一部分不是；有一部分住在河边的沼泽地带并以生鱼为食，这鱼是他们乘着一种藤子做的船捕捉来的，每一只船都是用一节藤子造成。这些印度人穿着灯心草的衣服，他们从河上把这种灯心草取下来，然后把它们组成席子样的一种东西，再像胸甲一样地穿起来。
……
看起来，世界上最边远的那些国家却是得天独厚的地方，就仿佛希腊的气候是世界上最温和宜人的一样。……印度位于世界上最东部的地方，印度的一切生物，不管是四条腿的还是天空中飞翔的生物，都比其他地方的生物要大得多，例外的只有马（印度的马比美地亚的所谓内塞亚马要小）；此外，那里的黄金，不管是从地里开采出来的，还是河水冲下来的……都非常丰富。那里还有一种长在野生树上的毛，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量还要好。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

希罗多德自己并没有亲自到过印度，他记下的是自己所听到的东西，因此有些荒谬内容不可避免。但在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了解到印度的富庶，这里的人民栽种棉花(长在野生树上的毛)，人们穿着棉织品：他还告诉我们，大流士皇帝在派人调查了印度河的入海口之后，征服了这块土地，将这里分割为一个行省和另一个行省的一个部分，并要求这里的居民缴纳黄金。希罗多德虽然没有记下大流士征服印度的准确时间，但却提示后人，早在波斯帝国兴起之前，印度文明就已存在，印度就已是一个多民族的富饶之国。
10世纪时，一位阿拉伯学者比鲁尼到达南亚次大陆，他发现，眼前的繁荣程度大大超过了过去所能见到的文字记载的繁荣程度。这一切大大激发起他探索这一文明源头的欲望，可是在经过一番寻访贤者、探查古迹之后，他悲观地写道：“印度人不十分重视事物的历史次序：他们在述说国王的年代系列时是漫不经心的，当他们非说不可的时候，就困惑起来，不知说什么好，他们总喜欢讲故事。”他的看法成为后来许多接触古印度文明的学者的共识，文明之源的探索便这样长期停留在希罗多德的水平上。
1784年，离希罗多德撰写《历史》已过去了2000多年，一轮新的尝试开始了。英国梵文学家、比较语言学家威廉·琼斯倡导成立了“孟加拉亚洲学会”，对印度存在的大量古代梵文古籍进行翻译和研究，“吠陀学”由此诞生。琼斯对包括古梵文在内的东方语言有很深的造诣，在对《薄伽梵歌》、《吠陀》等文献和西方古文字进行对比研究之后，琼斯宣布这些远隔千山万水的居民使用的语言文字之间有着“姑表之亲”的渊源关系，这激起了许多西方学者对古印度文明研究的热情。
1806年，33岁的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教授詹姆斯·穆勒喜得贵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功利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不过此时詹姆斯·穆勒并没有因喜悦而忘乎所以，他开始了一项艰苦的工作——撰写《不列颠印度史》。11年之后，这部凝聚着他心血的3卷本著作出版了。在这部巨著中，穆勒指出古印度文明的源头可上溯到约公元前1500年的吠陀时期，这种观点被西方学者普遍接受。但有不少西方学者怎么也摆脱不了“西方中心”的思想，他们提出了古印度文明外来论。1922年出版的《剑桥印度史》就明白地写道：“史前印度没有什么值得人们注意的考古发现，……南印度并不存在铜器时代，这一事实证明，当雅利安人携带铜器进入印度时，本地居民还基本上处于石器时代。”
由穆勒明确提出的古代印度文明始于吠陀时代的观点是当时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因为希罗多德称印度河流域以东已经没有其他国家，这显然是错误的。吠陀文明早在希罗多德生活年代之前1000年就已兴起，并兴旺于恒河流域。因此，尽管许多印度民族主义学者坚决反对古印度文明外来说，但仍同意穆勒的古印度文明发端观点。一百多年间，这种观点一直占据着权威的位置。
然而神秘的印度又一次向人们隐藏了自己的真面目，以恒河流域为中心的婆罗门教印度教文明是以印度河命名的次大陆文明之始，这一名称上的矛盾是否暗喻着一种错误？当20世纪20年代人们把目光从恒河移向印度河的时候，世界才明白：所谓的权威观点原来却是一个百年之误！
发现“死亡之丘”
印度河的上游有五条大河，它们像五个指头并列于旁遮普平原上，这里土壤松软，原是一片富庶的土地，但由于过度开发，气候干热，植被稀少，放眼望去，满目苍凉。当五条河流终于合而为一之后，便奔腾而下，直贯入海。印度河及其支流年复一年定期泛滥，把过去的一切都掩埋在洪水带来的泥土之下。
在今日巴基斯坦城市拉合尔西南不到200公里处，有一个叫哈拉巴的地方。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的居民发现只要从松软的浮土上挖下去一点，就能找到一块块规则的长方形“石块”，用来建筑房屋真是再会适不过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挖掘这种免费建筑材料的行列。
随着开挖范围的扩大，有人察觉这里是一个过去居民区的遗址，那些“石块”是用火烧制成的泥砖。1826年，英国探险家查理·马森在沿印度河探险时来到这里，当他看到那些残墙断壁时，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座已经死去的古城，并猜想这可能是古罗马历史学家曾经提到的东方之城桑加拉。然而他的想法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5年后，另一位英国人亚历山大·伯恩斯运送英国国王赠送给锡克族首领的5匹马途经哈拉巴，对印度古代文化兴趣浓厚的他特意停下来进行了一番考察，但除了得出和查理·马森一样的结论之外，他也没有提出什么引人注意的看法。
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对埃及和两河流域地区的考古大发现，激发了人们对古代东方文明的浓厚兴趣，人们开始从新的视角去看待那些存于泥土之下的东西。考古学在英国被十分看重，当大英帝国最终将印度纳入自己的版图，使这个海外省成为“英国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之后，他们还在印度设立了考古局。
1853年，亚历山大·坎宁安作为考古局长来到印度。坎宁安在对哈拉巴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手工艺品，特别是在废墟中找到了石制的印章。1875年，《印度考古年鉴》刊登了他撰写的题为《哈拉巴》的文章，文章中他论述了对这一遗址考察的结果。坎宁安称哈拉巴是拉维河岸地区众多遗迹中最大的一处，并首次绘出在这里发现的印章图。他指出这不是印度现代文字，但却错误地认为是“外国传入印度的”，伟大发现的机遇便这样从他的手中一滑而过，他也被后人讥为“有眼无珠”的考古局长。
1856年，英国当局修建一条与印度河走向相同、纵贯这一地区的铁路，当铁路伸延到印度河中游地区时，一个难题摆在了英国技师们的面前：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掘地数尺，仍是松软的土壤，到哪里去找石头来铺设路基呢？这个问题不久就被“聪明的”英国人解决了。他们根据当地人的介绍，在一个被称为“死亡之丘”的地方挖出了数不尽的方形“石块”。历史又一次重演，不过此次这些“石块”并没被用来建房，而是被捣成道砟铺在路上，成为从拉合尔到卡拉奇这条大铁路中的一段辅轨石。
1902年，印度考古局来了一位新总监约翰·马歇尔。这位出生于1876年的英国人从著名的剑桥大学毕业之后，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考古事业。他先后参加了在希腊和土耳其的考古发掘工作，当一件件沉睡千年的器皿和那些古城重见天日，一段段被人们遗忘的过去再现光彩的时候，马歇尔总监体会到巨大的喜悦，同时又产生新的冲动：什么时候能再有一个新发现，给世界一个新的轰动？所以，他一踏上印度这块古老的土地，就跃跃欲试。可是。从何处下手呢？在主持犍陀罗文化遗址和佛教遗址发掘工作的同时，一则来自印度河流域的信息引起了马歇尔的注意。他的印度助手报告说被捣碎铺铁路的并不是石块，而是古代人用来建城的砖块。
敏感的马歇尔凭直觉预感到这些道砟后面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1911年冬，他指令考古局西部地区主任班达卡尔对“死亡之丘”摩亨佐－达罗进行全面考察。可是，在第二年提交的报告中，班达卡尔认为，这是一座真正的死城，其历史不过200年左右，谈不上有太大的考古价值，眼看这件事就要最后被搁置起来了。”
然而，就在这一年，另一位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弗利特又把马歇尔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这里，并从此没有移开。弗利特对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出土的三枚印章进行了研究，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过多地注意印章上的图形，而是认真地研究了那些古朴的刻画符号。在经过与其他地区发现的古文字比较之后，弗利特提出这是一种在其他地区从末发现过的古代文字。
一石激起千层浪，考古学界被震动了，经过考虑和筹划，马歇尔的印度助手拉·巴纳吉于1920年率领一支考古发掘队进驻摩亨佐－达罗，1922年，马歇尔也到达哈拉巴，亲自领导了对该遗址的发掘。
系统的考古发掘全面展开不久，马歇尔就欣喜地发现他脚下是一个足以让他扬名百世的宝地。1924年9月，在经过认真研究之后，他向外界宣布，这是一个久远的未知年代的人们所创造的高水平的文明，“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是从其他地区传入的”。后来，历史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