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小学老师去世8年后，其子进京找总理要工作，结果如何？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

建国后，一些亲戚来找我，要求在北京给他们安排工作，我只安排了山东来的一个人，他并不是我的亲戚，是我小学时的一位老师的孩子，是响应我们党的号召从台湾回来的，也是按这方面政策规定安排的。这位老师早已作古，我很怀念他。

周恩来说的这位老师是他的小学老师高亦吾，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能让一向大公无私的总理为他的儿子破例呢？

高亦吾，字盘之，1881年出生于山东章丘。他从小聪敏好学，立志教育，26岁时考入山东高等学堂。在校期间，高亦吾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他也受到学校里进步教师的影响，秘密地加入了同盟会，并在同学中成立了“乐群学会”和“玫瑰花诗社”，进行反清反帝的活动。

1909年月，由于清政府的妥协，山东各界的争取路矿权利斗争失败，激起了各界的愤慨。高亦吾发动同学脱下长衫，剪掉辫子，上街游行示威和集会演讲，一举轰动了整个济南，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他不得不离开山东，辗转来到了东北。

1910年，高亦吾经友人介绍，到奉天东关两等模范学堂任史地科教员。同样在这年秋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伯父周诒谦从淮安来到奉天，并进入奉天东关两等模范学堂丁班读书。

高亦吾第一次上课时，他刚进教室，学生们看见他那没有辫子的光头，便都哈哈大笑起来。高亦吾也不生气，反而神色自若地指着自己的光头说：“这个嘛，很有意义，它将来也会载入历史课本的！”

然后高亦吾开始讲课，他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大家都听得如痴如醉。正在这时，一位浓眉大眼的英俊少年向他发难了，他一连问了高亦吾很多问题，原来他正是周恩来。

高亦吾见周恩来衣着朴素，眉清目秀，气度不凡，甚是喜爱。课后他主动找周恩来聊天，当他知道周恩来的身世以后，又联想到自己的漂泊生活，不禁感叹道：“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

周恩来听后说：“高老师，这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吧！”

高亦吾非常吃惊，他没想到一个12岁的孩子竟然知道这么多，从此以后，师生二人成为了忘年之交。

在高亦吾的教导下，周恩来的学业进步很快，尤其是作文写得特别好。1912年10月，周恩来写了篇作文《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国要富强，应该从根本做起，把教育办好。文章不仅表达了他自己的心志，而且展现了出色的才华，最终在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评比中荣获第一，高亦吾也深深地为周恩来感到高兴。

高亦吾除了教授周恩来学识，还积极地启发他的爱国思想。高亦吾曾把邹容的《革命军》和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介绍给周恩来看，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更加坚定了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周恩来看完《革命军》后，激动地对高亦吾说：“我恨不能即刻飞到南方，去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

后来当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学校时，周恩来率先剪掉辫子，表示同清王朝决裂。

高亦吾还经常约周恩来一起锻炼身体，他说：“有志于救国者，不可不强其筋骨。”他们经常一起跑步、做操或进行其他体育活动，风雨无阻，这不仅增强了周恩来的体质，也进一步地磨炼了他的意志。

在高亦吾的言传身教下，周恩来在追求救国救民新思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渴望革命的暴风雨更猛烈地到来，以求担当起更大的责任。

在一次修身课上，讲到“立命”这一问题时，校长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读书？”

许多同学按照孔子所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读书观念回答，周恩来却站起来大声说：“为了中华之崛起！”

周恩来的话赢得了满堂掌声，高亦吾听说以后，也对周恩来投身报国的精神非常满意。

1913年，周恩来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模范学堂，南下天津投考南开中学。话别之际，高亦吾语重心长地问周恩来：“孔子曰‘君子有三乐’，你可知道？”

周恩来回答：“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此其一乐也；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此其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此为之三乐。”

高亦吾听后激动地说：“有你这样的学生，我愿足矣！”

然后高亦吾取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翔宇”二字，他递给周恩来说：“今日一别不知何日再见，我为你命字‘翔宇’，望你将来如鲲鹏展翅，翱翔寰宇……”

从此以后，周恩来给高亦吾写信时，总是署名“翔宇”，志为国家栋梁，不负老师重望。

1916年，由于战乱不息，政局不稳，高亦吾被迫离开奉天东关模范学堂，辗转到北京京兆尹公署任一等科员。在这期间，他一直和周恩来保持着书信来往。

“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由日本返回天津，组织觉悟社，积极开展学生运动。他还曾去北京见过高亦吾，高亦吾看到周恩来的成长，非常高兴，但也为他感到担心，他叮嘱周恩来：“你在天津办的《觉悟社》刊，已轰动京畿，当局声言要严令取缔，并逮捕一切成员，据传你的名字已经在册，你务必当心。和豺狼斗，要小心，要讲策略。”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天津警察厅非法逮捕，高亦吾得知以后，一面通过一些政要人物疏通关系，一面动员一些有正义感的社会知名人士参与营救。在高亦吾等人的努力下，周恩来终于在半年后被释放，此后周恩来远赴欧洲留学，再也没有见过高亦吾。

1936年“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前来西安进行调停，他一下飞机，便向前来迎接的当年奉天东关模范学堂的同学、时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陆广勋打听高亦吾的近况，他还激动地说：“我对高老师印象最深，受其影响最大，至今想念尤甚！”

高亦吾听说周恩来的这番话以后，激动地说：“周恩来是中华民族的曙光，我这个启蒙老师即使蜡炬成灰，也心满意足矣！”他还说要去西安和周恩来相见，但因家人劝阻，最终未能成行。

“七七事变”后，高亦吾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状，辞去公职，返回章丘。1939年，章丘沦陷，有人推荐高亦吾担任伪职，并声称是个“肥缺”，高亦吾断然拒绝说：“国家蒙难，民不聊生，替敌效劳，实愧堂堂华人国民！”

1941年2月5日，高亦吾在章丘病逝，享年60岁。他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周恩来，他说：“我得英才周恩来而育之，是我毕生之大乐；临终不见周恩来，是我一生之大憾！”

高亦吾还在临终前叮嘱21岁的儿子高肇甫：“你日后可去找周恩来，什么时候去，他都会很好待你。要记住，听他的安排，跟着他不会走错路。”

1947年，国民党章丘县警察局曾亲自带兵去高亦吾家中，逼问高家与周恩来的关系，还将高家的大门查封，并贴上“共匪家属”的白条，给高亦吾夫人韩荣瑄胸前挂上了“共匪眷属”的白布条。

1948年秋，高亦吾生前的好友吴蔼宸被任命为驻台先遣特派员，他专程来询问高肇甫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去台湾，高肇甫听说台湾的红白粮很便宜，为了能尽快改善全家入不敷出的窘境，决定去台湾弄些红糖来卖，便答应了。

但高肇甫到台湾以后，却发现形势突变，在1949年6月下旬，他回到了已经解放的济南。但没过多久，有人知道他曾去过台湾，便跑到公安局去告他，公安局很快就派人来把他带走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高肇甫只好将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和盘托出，公安局长要他给周恩来写一封信，高肇甫只好写了，并在信中提到希望周恩来能帮他在北京安排一个工作。

几天以后，北京那边果然传来消息证实了高肇甫的话，周恩来还专门邀请高肇甫到北京见面。

1949年8月，高肇甫来到了北京，并受到了周恩来秘书杨超的热情接待，杨超给了他5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50元），并告诉他：“现在正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同志抽不出身来见你，先把这50万元生活费转给你，请暂且等候。”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周恩来的关心下，高肇甫被安排到政务院秘书处档案科工作。高肇甫深知这是周恩来对他的信任，工作非常认真，业务水平提升很快。

1951年12月3日，周恩来请高肇甫来西花厅见面。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周恩来紧紧地握着高肇甫的手说：“像，像你的父亲，都是山东大汉！”

在聊天中，周恩来问：“我与高老师早年来往的书信还有没有？”

高肇甫说：“已经没有了，是被老家的国民党县警察局抄家时抄走的。”

周恩来不禁感叹：“没了太遗憾！”

1953年初，各级安排党政机关干部到基层，到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去工作，高肇甫积极报名，主动把家迁到了山东淄博，并被安排到淄博矿务局工作。

1961年8月21日，周恩来再次在西花厅接见了高肇甫一家人，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很关心师母韩荣瑄的健康状况，他让高肇甫给师母捎去燕窝、白糖、咖啡等营养食品，还专门寄去100元。高肇甫告诉周恩来，母亲想在有生之年和他再见一面，周恩来马上亲自给师母写了一封信：

您年高体弱，恐难堪旅途劳累。届时，我是否在家尚难料定，恐徒劳往返。我甚不安，我意勿来为妥。师母年事日高，望多多保重身体……

1962年，韩荣瑄不幸病逝，周恩来得知以后，专门写信慰问高肇甫一家，并寄去100元的安葬费用，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恩师及家人诚挚的关切。

1976年1月9日，高肇甫听说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后，悲痛不已，他与妻子特意请了假，准备进京吊唁。出发前他们先给邓颖超发了一封电报，但邓颖超回电说：

恩来留嘱，外地亲友一律不请，万勿来京。

高肇甫不能违背周恩来的遗愿，只好带全家在家中设奠，以表对总理的悼念和缅怀之情。

周恩来去世以后，高肇甫依然和邓颖超保持着书信往来。1991年春节后，邓颖超的秘书专门致信高肇甫：

春节前收到你给邓大姐的信，因节前较忙，没有及时回信，希谅。

邓大姐谢谢你们的关心和问候，她让我转达她对你和全家的问好，希望你们多多保重。祝你健康长寿！

90年代中叶，从工作岗位退休的高肇甫在面对记者采访时，曾深情地说：“周总理大我20多岁，可待我却如兄弟一般，情同手足，周总理对我们一家的关怀，我时时刻刻铭记在心，我要嘱咐我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周总理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