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_附_柳宗元《封建论》指导大概_2

篇中两回引证周、秦、汉、唐的事迹，观点虽然不同，而“制”的得失须由“政”见，所论不免有共同的地方，评为“反复”是不错的。第一回引证以“制”为主，所以有“非郡邑之制失”（4），“徇周之制”，“秦制之得”（5），“州县之设，固不可革”（6）等语。这里周制之失是“末大不掉”（3），秦制之得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4）；汉代兼用两制，“有叛国而无叛郡”（5），得失最是分明。秦虽二世而亡，但“有叛人（民）而无叛吏”（4），可见“非郡邑之制失”。唐用秦制，虽然“桀猾时起，虐害方域”，但“有叛将而无叛州”，可见“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6）。兵原也可以息争，却只能用于小群小争。群大了，争大了，便得“有德”，而且得有大德。“藩镇”是大群，有大争；而有兵无德，自然便乱起来了。—这番征引是证明“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那个主旨。第二回引证以“政”为主，所以有“侯伯不得变其政”，“失在于制，不在于政”（8），“失在于政，不在于制”（9），“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10）等语。周虽失“政”，但“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上下牵掣，以至于此。所以真正的失，还“在于制，不在于政”。秦制是“得”了，而郡邑无权，守宰不得人；二世而亡，“失在于政”。“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郡邑，可谓理（治）且安矣”（10）。篇中接着举出孟舒、魏尚、黄霸、汲黯几个贤明的守宰。“政”因于“制”，由此可见。至于唐“尽制郡邑，连置守宰”（11），“制”是已然“得”了，只要“善制兵，谨择守”，便会“理（治）平”（11），不致失“政”。这就是上文提到的柳宗元向当时执政者建议的简要的原则了。—这番征引是证明郡县的守宰“施化易”而“能理（治）”（7），回答那第一难。郡县制的朝代虽也会二世而亡，虽也会“桀猾时起，虐害方域”（9），但这是没有认真施行郡县制的弊病，郡县制本身并无弊病。封建制本身却就有弊病，“政”虽有一时的得失，“侵弱之辱”“土崩之困”终久是必然的。—篇中征引，第一回详于周事，第二回详于汉事。这因为周是封建制的代表，汉是“政”因于“制”的实证的缘故。唐是柳宗元自己的时代，他知道的事迹应该最多，可是说的最少。一来是因为就封建郡县两制而论，唐代本不占重要的地位，用不着详其所不当详。二来也许是因为当代人论当代事，容易触犯忌讳，所以还是概括一些的好。

政制的作用在求“理（治）平”（11）或“理（治）安”（10）（14），这是“天下之道”。“理（治）安”在乎“得人”，“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治）安”（14）。郡县制胜于封建制的地方便在能择守宰，能进贤退不肖，赏贤罚不肖。“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10）。这正是能择人，能择人才能“得人”。但如孟舒、魏尚，本都是罢免了的，文帝听了田叔和冯唐的话，才知道他们的贤能，重行起用，官复原职。可见知人善任，赏罚不差，也是不容易的。这不但得有贤明的君主，还得有贤明的辅佐。“谨择守”（11）只是个简要的原则，实施起来，得因时制宜，斟酌重轻，条目是无穷尽的。能“谨”择守宰，便能“得人”，天下便能“理（治）安”了。“得人”真可算是一个不变的道理；纵贯古今，横通四海，为政都不能外乎此，不过条目随时随地不同罢了。柳宗元说郡县制是“公之大者”（13），便是为此。封建之初，虽然是“其德在人（民）者”，死了才“求其嗣而奉之”（2），但后来却只是“继世而理（治）”。“继世而理（治）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14）这只是私天下，家天下。“贤圣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14）。汤、武虽是“圣王”，而不能革除封建制，也不免有私心；他们是“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始皇改封建为郡县，其实也出于另一种私心；这是“私其一己之威”，“私其尽臣畜于我”。可是从天下后世看，郡县制使贤不肖各居其所，使圣贤有以立于天下，确是“公之大者”。所以说“公天下之端自秦始”（13）。向来所谓“公天下”，原指尧、舜传贤，对禹传子的“家天下”而言。那是整个儿的“以天下与人”。但尧、舜之事太“远”了，太理想了。本篇着重实际的政制，所以存而不论。就实际的政制看，到了柳宗元的时代，郡县制确是“公之大者”。他将新的意义给予“公天下”这一语，而称“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也未尝没有道理。

议论文不管是常理，是创见，总该自圆其说，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最忌的是自相矛盾的毛病。议论文的作用原在起信；不能自圆其说，甚至于自相矛盾，又怎么能说服别人呢？本篇开端道：“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上面的两答，好像是平列的；下面的两问两答却偏承着“生人（民）果有初乎？”那一问说下去，将“天地果无初乎？”一问撇开了。按旧来的看法，这一问原是所谓陪笔；这样撇开正是很经济的。可是我们觉得“无初”一问既然在篇首和“有初”一问平列的提出，总该交代一笔，才好撇开去。照现在这样，不免使人遗憾。篇中又说：“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接着却只说“德又大者”，更不提“有兵”一层。论到世袭制，也只说“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柳宗元不提“有兵”的用意，我们是可以看出的，上文已见。他这儿自然也是所谓省笔；可是逻辑的看，他是并没有自圆其说的。—前一例是逻辑的不谨严，广义的说，不谨严也是没有自圆其说的一目。又，篇中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民）之初乎？”（1）后面却又说，“殷（汤）、周（武）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13）。这“不得已”虽也是“势”，却跟那“生人（民）之初”的势大不相同。这就未免自相矛盾了。篇中又说：“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12）。这是回答那第二难。但魏、晋只是郡县封建两制兼用，而郡县更见侧重。用这两代来证明“秦郡邑而促”，似乎还比用来反证“夏、商、周封建而延”合式些。那么，这也是自相矛盾了。韩愈给柳宗元作墓志，说他“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五百家注《柳集》说：“韩退之文章过子厚而议论不及；子厚作《封建论》，退之所无。”长于议论的人，精于议论的文，还不免如上所述的毛病，足见真正严密的议论文还得有充分的逻辑的训练才成。

本篇全文是辩论，是非难。开端一节提出“封建非圣人意”，已是一“非”；所以后面提出第一难时说“余‘又’非之”（7）。这两大段大体上是“反复”的。反复可以加强那要辩明的主旨，并且可以使文字的组织更显得紧密些。这两段里还用了递进的结构。论封建的起源时，连说“又有大者”“又大者”，一层层升上去，直到“天下会于一”。接着从里胥起又一层层升上去，直到天子。论汉代政制时说：“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民），戚之而已。……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10）。也是一层层升上去，不过最高一层又分两面罢了。递进跟反复是一样的作用，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本篇的组织偏重整齐，反复和递进各是整齐的一目。篇中还用了许多偶句，从开端便是的，总计不下三十处，七十多语。又

用了许多排语，如“周有天下”（3），“秦有天下”（4），“汉有天下”（5），“周之事迹断可见矣”（8），“秦之事迹断可见矣”（9），“周事然也”（8），“秦事然也”（9），“汉事然也”（10），“有叛人（民）而无叛吏”（4），“有叛国而无叛郡”（5），“有叛将而无叛州”（6），“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6），“失在于制，不在于政”（8），“失在于政，不在于制”（9）等等。偶句和排语也都可以增强组织的。柳宗元在朝中时，作文还没有脱掉六朝骈俪的规矩，本篇偏重整齐，多半也是六朝的影响。本篇是辩论文，而且重在“破”，重在非难。凡关键的非难的句子，总是毫不犹疑，斩钉截铁。如开端的“封建非圣人意也”（1）（2），结尾的“非圣人意也”（14），论秦亡说“非郡邑之制失也”（4），回答第二难说“尤非所谓知理（治）者也”（12），回答第三难说“是大不然”（13），都是斩截的否定的口气。这些是柳宗元的信念。他要说服别人，让他自己的信念取别人的不同的或者相反的信念而代之，就得用这样刚强的口气。要不然，迟迟疑疑的，自己不能坚信，自己还信不过自己，又怎能使别人信服呢？若是短小精悍的文字，有时不妨竟用这种口气一贯到底。但像本篇这样长文，若处处都用这种口气，便太紧张了，使读者有受威胁之感。再则许多细节，作者本人也未必都能确信不疑，说得太死，让人挑着了眼儿，反倒减弱全文的力量。这儿便得斟酌着参进些不十分确定的，商榷或诘难的口气，可不是犹疑的口气。这就给读者留了地步，也给自己留了地步，而且会增加全文的情韵或姿态。在本篇里，如：“势之来，其生人（民）之初乎？”（1）“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3）“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4）“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10）便都是商榷的口气。如：“何系于诸侯哉？”（12）“继世而理（治）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14）便都是诘难的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