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 46 从唐人写经到电子木鱼：跨越敦煌和小红书的千年抄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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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跨越千年数以万计的佛经写卷，为我们揭示了一副鲜活的中古文明画卷：起源印度的佛教，在丝绸之路上开枝散叶被文字所记录，又与华夏特有的书法艺术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抄经这一风靡全社会的民间风俗——上至武则天、圣德太子这样的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都会通过抄写佛经来祈福和表达宗教上的虔诚之心。

如今的数字时代，我们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依然看到有年轻人秉持着抄经的传统。他们的目的，有的和古人一样出自于信仰；或带有功利性的愿望，比如祈求平安吉祥、消灾避祸；也有人出于完全非宗教的动机，单纯希望通过重复的抄写来纾解压力、平复情绪、放松焦虑。

当代年轻人抄经的方法也是不拘一格：有人按照传统，用毛笔、楷书抄写；也有人用钢笔、圆珠笔等硬笔抄经；有人在抄写时，使用自己的字体，也有人临摹古帖，甚至描红；有人尝试电子抄经，用键盘输入佛经，甚至在日本，一些程序员坚持写程序不用复制粘贴，非要亲手把每一个代码字符敲打出来，他们把这种行为归为“抄经” ——听上去虽然荒诞不经，其实也不无道理。

而且围绕抄经还存在非常多的争论：有人觉得这是有益心灵的的生活方式；也有人认为在纸笔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当下，抄经没有任何实际用途，没有宗教信仰的年轻人只是盲目跟风，非常做作；有人从书法上认为传统写经的字体非常匠气，缺少变化，不能算作艺术；但也有人依据敦煌写卷的研究，认为很多古代名家的风格其实早已在写经中出现，有必要重新认识写经在书法史上的价值。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 “三如堂经舍”的创办人黄秋原老师为我们讲解什么是写经？写经是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一样具有功德，能带来福报？佛教上怎么理解电子抄经？除了宗教意义，写经还承载怎样的人文和审美的世俗价值？在印刷术普及后，特别是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写经对当今的都市人又意味着什么？

本期节目由小红书特约播出。你的小日子，就是生活的大趋势。2022年12月22日，《2023小红书生活趋势》报告正式发布，预测那些在新的一年，将影响大众生活的十个趋势，同时也与JustPod共同发起「用生活重塑生活」特别企划，携手《忽左忽右》《杯弓舌瘾》《剧谈社》《婕伴同行》四档节目，一起探讨我们日常生活中正在酝酿的小变化。你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搜索、订阅收听。

内容包括：

04:02 何为“天雨粟、鬼夜哭”：华夏文明的文字崇拜

08:03 写经统合印度信仰、丝路学术、中国书法

14:32 抄经能带来功德和福报吗？

19:50 不懂佛法而抄经，是不是附庸风雅？

24:35 武则天之母和农民的老耕牛：祈福写经的技术与感情

27:25 重复抄写的意义：大石顺教尼和老人与海

32:18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古人写经的制式

35:41 抄经人是工匠还是艺术家？写经体是不是俗气的字体？

42:53 名品《灵飞经》出自无名经生，让人思考书法史

49:56 唐人写经：法度和材料都有可取之处

60:28 丝绸之路的下游：圣德太子的汉文写经

67:05 作为现代人，还能从写经中得到什么？

写本时代

根据记录文字的材料载体，我们可以划分三个阶段：从上古到战国汉朝的铭刻时代；从战汉到北宋的写本时代；以及从北宋到清的刻本时代。其中，写本时代的造纸术已经成熟，雕版印刷尚未全面流行，因此中国经典大多通过抄写形式传播。写经正是在这一时期风靡于全社会。

图为：云南西双版纳的楮皮纸制作

敦煌遗书

敦煌自汉代起，就是中国连接丝绸之路的重镇。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敦煌莫高窟16窟时，发现墙壁后面有一间密室，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这些文书被统称为敦煌遗书，年代从西晋一直到北宋，跨度约700年。敦煌遗书的数量根据最新的统计将近七万号，汉文部分在五万号左右，也包括梵文、吐蕃文、回鹘文、粟特文等丝路文字。

敦煌遗书的内容以佛教为主，占比超过85%。包括经、律、论三藏，也包括各种发愿文、忏悔文等。此外，敦煌遗书也含有儒道家的经典，类似《千字文》的童蒙读物，各种文学、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科技资料，以及一些经济文书和公文等，内容极为丰富。

敦煌遗书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民族史的重要研究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

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莫高窟，用大量银子换取了6000余件写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画与丝织品。图为伯希和在藏经洞拣选文书。

佛教文字化

佛教产生于大约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早期教义主要通过面授和传诵来传播，不用文字记录，这一传统继承自古印度的吠陀文明。释迦摩尼长期生活在印度中部的摩揭陀地区，所以普遍认为摩揭陀语，也就是中印度语言，是佛陀传法的第一语言。为了扩大佛教影响力，佛陀鼓励弟子，到什么地方就用什么方言口传佛法。

佛陀灭度后，佛教弟子组织了多次结集，来整理规范佛陀的教诲和戒律。集结的过程类似于“三藏唱诵会”，集体验证通过的佛经被编成韵文，配以音乐，由弟子一同歌唱。从考古发现看，由释迦摩尼过世到阿育王时代的结集，基本没有记录佛教的文字，也侧面佐证了佛教早期是通过口耳相传的。

佛教的文字化和健陀罗有关。犍陀罗是丝绸之路上的绿洲文明，从古印度开始就不断自东往西扩张，最终建立起强大的贵霜帝国，成为印度、波斯和中亚文明交汇的中心。一般认为公元100年以后，健陀罗的国王开始用丝绸之路上的语言对佛经进行记录。直到公元4 - 5世纪，传说无著、世亲菩萨用梵语文字记录了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成为佛经文字化的里程碑事件。后来在世界佛教的中心那烂陀寺，长期有人对佛经的文字进行编辑与修撰。那烂陀寺的藏书据说曾达到九百万卷之多。可见此时文本已经成为佛教学习和传播非常重要的工具。

图为：日本兴福寺无著、世亲菩萨菩萨立像；那烂陀寺遗址

房山石经

房山石经是北京郊外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的简称，是我国从隋代至明末绵历千年不断雕制的石刻宝库，也是研究古代艺术和佛教历史和典籍的重要文物。

隋代初年，北方接连经历北魏太武帝灭佛和北周武帝灭佛，出于担心佛法被世间的力量所清洗，由静琬继承其师慧思遗愿，自公元605 - 617年开始刻造佛经。此后的一千多年里，佛教徒在洞窟中刻造了数以万计的经石，又随着历史上的战乱而尘封。

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组织了对印房山石的考古挖掘，期间发现通向石经的道路有三道石门阻隔，每道门上都写有，如果世界还有佛法，切勿打开。反映了信仰者担忧佛法失传的心理危机。

图为：存放辽金石经的房山云居寺地宫入口

大石顺教尼

大石顺教尼是日本的一位女尼。她在失去了双手后，坚持用嘴咬着毛笔，抄写了大量佛教经文。这些写经如今被许多寺庙和美术馆收藏，在日本和歌山县还有为她设有纪念馆。

大石顺教尼的故事可以类比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让人在肃然起敬之余，也思考成功与失败、有用与无用如何定义的问题。

图为：大石顺教尼和她的书法作品

武则天为母祈福《金刚经》

咸亨元年是武则天成为皇后的第16年，也是二圣临朝的第7年。这一年八月初二，武后的生母杨氏去世。武则天决定动用国家级的力量，为已逝的父母追福。于是命造《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各三千部。其中《金刚经》为一卷本，《妙法莲华经》为七卷本，也即总数24000卷。

为了完成这项浩大工程，国家专门设立了造经处。从各地调集高僧大德、写经手、装潢手、组成抄经团队。并任命了“判官”和“使”，作为项目负责人统筹管理。根据记载，这些书手主要来自秘书省、门下省、弘文馆、左春坊和集贤殿书院等政府机构。从目前已知散落在世界各地的50余卷经文看，这批经卷的用纸、装潢、抄写、校正都是少有的精致规范，呈现了皇家标准。

图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武后为父母祈福写《金刚经》局部刘弘珪书

为老耕牛写经

除了贵族写经，敦煌遗书中同样包含大量感情真挚的民间写经。其中一件由公元911年的一位80岁的老农民所造。这位老农在耕牛死后，为自己的耕牛写了一部《金刚经》，一部《佛说阎罗王授记经》。根据题款，他希望通过这两部经的功德，让自己的耕牛“再莫受畜生身，天曹地府，分明分付，莫令更有雠讼”，从此能够往生到西方净土。

图为：老农为耕牛所写经文的题款

丝绸之路的下游

佛教起源于印度；几百年后在北部的健陀罗发展为大乘佛教；又在丝绸之路上，被各国文字所记录；传入中国后，佛教开始和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相结合结合，形成写经传统。因此，只有在文化传播路线上，处于比中国更下游的国家和地区，才接受了书法性质的写经，如日本、朝鲜半岛，也包括云南的白文写经、西藏的藏文写经等。

在这些地区，也不乏写经的高手，日本圣德太子就是一例。圣德太子是公元6世纪，日本飞鸟时期的政治家，对于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和在日本弘扬佛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推动。因此被人认为是佛陀转世。

圣德太子自幼喜好汉文书法，三岁开始习书，深得王羲之精髓，被称为“学王右军书，既得骨体，流笔如电”。从留存的字迹看，圣德太子的字体右肩上顶，有早期隶书书风，下笔果决，书写速度极快，符合他的传说中雷厉风行的性格。黄老师认为，圣德太子的独特书体，和中国宋徽宗的瘦金体可有一比。

图为：圣德太子写经（传）；日本奈良时代皇家写经《集一切福德三昧经》（光明皇后御愿经・五月一日经）；日元上的圣德太子

敦煌写卷和书法史的构建

在所有敦煌的书卷中，书法上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人写经。唐代的经生，会用一种标志性的小楷抄写经文。这种字体，总体上比较规整，间架结构趋于完美，但细节上有着精细的回鋒和牵丝，赏心悦目，是一种非常漂亮的字体，被称为“写经体”。但很多人认为“写经体”规矩太多，太过于严谨和死板，无法体现艺术家的个性和创造力，所以这些抄书手只能算工匠，不算是艺术家。

而黄老师援引印光大师、启功先生和敦煌学者郑汝中的观点，认为其实不存在所谓写经的专门字体。“写经体”只是人们为了表现对佛教的崇敬虔诚，所使用的自己所掌握的最庄重的字体而已。因此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写经体。而历史上没有留名的抄书手中，也不乏能人。例如传世的小楷名品《灵飞经》自古被归在唐代书法家钟绍京的名下。后来我们渐渐才知道，它只不过是中唐时期一个不知名的职业书手所写。随着敦煌写卷的问世，和《灵飞经》、乃至于颜真卿《祭侄稿》风格相似，水准不相上下的经卷和残片也时有发现。很多唐代楷书四大家标志性的笔法，在敦煌也都先于他们出现。所以书法的发展可能并不像很多古人的认知里那么单一，随着对敦煌遗书研究的深入，很多传统书法观念都可能慢慢被改写。

图为：传世名品《灵飞经》的拓片与原迹对比；敦煌残片与颜真卿《祭侄稿》局部对比

正仓院和毛笔工艺

日本奈良东大寺内的正仓院，建于公元八世纪中期，是用来保管寺内财宝的仓库。正仓院的收藏总数约达9000件之多，一半以上为来自中国的“唐物”。鉴真第六次东渡成功，带去的佛经、医药、书法等就存放在院内。因此许多在中国已经轶失物品，在正仓院仍有保存。

例如存放在正仓院的17支唐代的毛笔，就保留了中国失传的缠纸工艺。毛笔自战国至今，经历了多次形制和工艺的演变。今天常见的散卓笔，盛行于宋元之后。而魏晋隋唐时，人们多用缠纸笔。缠纸工艺主要用麻纸束缚笔柱根部，再添加其他毛料披于外部，包裹笔柱，最后纳于笔管之中。因此缠纸笔的笔头健劲且有弹性。黄老师经过自制测试，认为手感介于软笔和硬笔之间，能够满足快速书写的需求。根据正仓院的资料记载，唐代职业书手一天可以抄写2300 – 5900字，而明代嘉靖年，抄写《永乐大典》的书手，一天仅仅抄800字。而缠纸笔的缺点，是无法写出后世认为更具有艺术表达力的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