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荆轲手上捧着的那卷江山

1938年1月，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瘦瘦高高的哈佛大学研究生费正清，带着还没有结婚的新娘子，乘坐一艘汽轮到了上海的吴淞口码头。他原本打算在这里举办一场东方式的婚礼，谁知道一周后日本军队就攻陷了上海。他仓皇逃到北京，婚礼的规模要比他预想中的小但充满了更多的神秘气氛。

他在日记中记载说，“我带着新娘沿着皇宫的路回家，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黄昏时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吃西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办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

 费正清与妻子

就在这样的文化交错中，费正清开始了他命中注定的“中国式人生”。十年后，他写出成名之作《中国与美国》，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本把这两个国家进行并列研究的著作。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他的公文袋里惟一装的一本书，就是费正清的《中国与美国》。又过了二十年，1991年9月，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寓所中去世。

2004年的7月，我来到费正清创办的哈佛燕京学社，参加一年一度的学术年会。在哈德逊河畔，时任学社社长、新儒家学者杜维明教授请我吃饭，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能告诉我们，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吗？”

杜维明教授

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动机。之后呢，就有了溯源而上的《跌荡一百年》，再然后又有了《浩荡两千年》。在日渐干涸的历史河床上，我像一个孤独的行者，越走越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挖开一些坚硬的泥土，去寻找或许存在的碎片。

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我写完《浩荡两千年》，在电脑上敲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突然手足无措。在我左侧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列着一排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它面无表情地地看着步入中年的我，好像一个从未离去的沉默老友。

从激荡、跌荡到浩荡，我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商业历史的整体叙述。费正清曾告诫他的学生们说，“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弯曲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我记住了他的这句话，因此在我的著作中，有血肉有悲喜的商业人物成了叙述的主角，在传统的中国史书上，他们从来是被忽视和妖魔化的一群人。

即便走得再远，我其实也从来没有放弃当代的立场，我对历史的所有好奇，全部来自于现今中国的困顿。因为我发现，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如果因循守旧，当然不行，但如果全盘照搬欧美，恐怕也难以成全，中国改革的全部难处，就在这里。所以，与历史修好，在过往的经验中寻找脉络，或许是解读和展望今天及未来中国的一条路径。能否在传统国情与普世规律之中探寻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实在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一直专注于中国商业史，特别是当代历史的研究和梳理。正如法国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的，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读者“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其中生活的世界”，也就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记得有一次去大学做演讲，一个大学生站起来问我：“吴老师，你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历史吗？”其实啊，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要做一个比喻的话，那么历史也许就是荆轲手上捧着的那卷江山，展开来，展开来，才露出了闪着寒光的真相。

Q:  你认为从历史中可以找到解答当今困顿的答案吗？快在评论区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