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国 文化宫

     文化宫的全称是淄博市工人文化宫。它在博山城中心的东南。从我们家到文化宫，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出门向西，再拐到新建五路，如抄近道，穿过南关村的一半，就到了文化宫的正门了。另一条是出门向东，南拐进入龙泉寺街，爬上一个坡，就是文化宫的后门。两条路都用不了十分钟。

         文化宫是一个集合概念。它由一个偌大的院子组成，里面有影剧院，图书馆，阅览室，展览馆，运动场，后来还又建了灯光球场，游泳池。文化宫的东边是淄博市第一医院，小时候我们叫它工人医院。文化宫的西边是山城大名鼎鼎十字路村，此村人人习武，威震博山。文化宫的南边是新村一部分的东村。新村也是一个集合概念，它由东村和西村两个村组成。新村的房舍很特别，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没有一个一个的院落，而是整整齐齐的一排排的房子。这种情形只有象山东机器厂，酸厂，电机厂等大型企业才有的家属宿舍。新村的住户们大都是外地人，这倒类似于台湾的眷村。此处居民民风彪悍，且善抱团。文化宫的北边，就是我们南关村了。

        文化宫给我最初的印象，现在想应该是静谧，井然，还有神圣。那时文化宫的图书馆，每周都在阅览室举行故事会，我经常跟着哥哥们去听故事。我还清楚的记得，在此听了小说《烈火金刚》中“肖飞买药”一章，精彩极了。文化宫对少时的我来说，太神秘了，它的边边角角，都透着一种异样的气息，它的每座建筑物里面，仿佛都藏着许多许多的故事。

        文革开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文化宫成了我们的乐园和“天堂”。放了学，回家扔下那单薄的书包，或者干脆连家也不回，那时上学已经不重要了，撒腿就向文化宫跑。小伙伴们在偌大的文化宫里爬上爬下，追逐打闹，或四处游荡，寻寻觅觅，以期发现属于我们的秘密。听说二壮子曾在影剧院的楼顶上捉到了一只野鸽子，我们便顺着排水管子也爬到楼顶，掀瓦拆砖，找遍了所有能容下鸽子的地方，结果是连个鸽子影也没有。但有小伙伴言之凿凿地说确实看到二壮子捉到野鸽子了。多少年以后我还想，那上面或许真的就有有野鸽子呢。

        野鸽子没找到，却发现了图书馆的后墙上有一个破损的窗子。透过窗户，看到的是整排整排的书架，书架上密密麻麻地排放着书籍。几张桌子上也堆满了书，只是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发现！这么多书里面，肯定有《烈火金刚》！肯定有肖飞买药！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大多数惊险小说都是这样开头的。与几个小伙伴，带着家里用来买粮食的布袋子，博山人叫洋面布袋，战战兢兢，哆哆嗦嗦地爬进了图书馆，心要跳出来似的，惊恐万状，那里还顾得上什么《烈火金刚》，慌乱地装满布袋，落慌而逃。

         若干年后，我知道了窃书不叫偷。

         那时文化宫的影剧院，还正常播放电影。上映的不外乎《小兵张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有数的几部片子。票价五分，区区五分钱也没有，既便有了，也很难买上票，因为售票口永远拥挤着黑压压的人群，小孩子根本挤不进去。常常有人买上了票，却挤掉了帽子，挤掉了鞋子。由此也经常引发战事：售票口俨然是一个角斗场。我们只好另辟蹊径：瞧电影。对此，文化宫方面也早有防范：在所有离地一人多高的窗子上，都包上了铁皮，壁垒森严。但早有人在铁皮上凿出了许多小孔，于是，电影开演后，小伙伴们便来到窗下，叠成罗汉，小孔离地面高低不一，低的叠两人就能瞧见，高的就得叠三个人了，最上边的身子紧紧贴在窗子上，一只眼晴对着小孔瞧进去，几人轮流瞧。最吃力的是下边的人，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吆喝，而上边瞧的正是精彩的时候，就说，再等等。有时瞧的正起劲，文化宫驱赶的人来了，下边的一抽身子，上边的人便纷纷跌落下来，四散逃去。那时的孩子身子骨结实，那么高的地方跌下来，常常是亳发无损。

        灯光球场也是一个热闹的去处。那时有重大的蓝球赛事，都是晩上在灯光球场举行。赛事来了，整个博山倾城出动，高大的围墙里面，灯火通明，能够进去观看的人数极少，球场外面则人山人海，常常是解放军把门，公安维持秩序。随着球场里面此起彼伏的裁判员的哨声，观众的欢呼声传出，外面的人群更加躁动不安。有人冒险爬上高墙跳将下去，但十有八九被公安擒住，再押送出来。明明知道进去看球无望，但人们都不肯散去，陪着里面的人看球，等待的就是一个输赢的结果。现在想，在外面等待，或许也是一种更好的享受。

        因为地理的优势，经常光顾文化宫的是南关，新村，十字路三个村的孩子，后来三个村里的孩子起了纷争。南关，十字路的孩子们联合起来为一方，现在我们不仿把他们称为红军，新村的孩子独为一方，我们姑且把他们叫蓝军。先是两军互相堵截，封锁住两军进出的路线，最后主战场又摆在了文化宫。红军用运动场上，砖和水泥砌成的三面大语录墙为屏障，蓝军则以灯光球场的高墙做依托，双方用碎石块当武器，演出了一场激烈的战争。红蓝双方的小伙伴们，象今天的志愿者们一样，争先恐后，积极参与其中。我记得当时蓝军有个小子，平头，穿一件白衬衫，袖子绾着，机智，灵活，勇敢，左右手扔石块，既远且准，我们红军都惧他几分。这场战事进行了将近三年，差不多顶一个解放战争了。

        我到现在仍然坚定地认为，一个连男孩子都不会打架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少时的打架，培养的是勇敢，激发的是血性和豪气。那时孩子们打架，即便是打破了头，回家绝不说。有受了伤，回家诉说，由大人领着找上门来的，则被人笑话，被人看不起。

       文化宫还在上演着故事，只是时代不同，故事的内容又不一样了。

作者王福国，博山人，自由职业者，喜欢读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