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游民”：有惬意也有隐忧

“数字游民”生活看似惬意也有隐忧 图GJ

告别朝九晚五的坐班工作，一边环游世界，一边远程办公。近年来，这种游牧般的跨国界工作和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很多“打工人”和家庭的选择。

一些媒体称这种人为“数字游民”，专指那些不需要到固定地点上班、依靠互联网便可谋生的人群。一项研究表明，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的数字游民增加了一倍多，而类似趋势也发生在欧洲、亚洲等地。

当越来越多人背起行囊四处“流浪”，他们寻求的到底是什么？这种看似美好的自由，是否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和压力？

在全世界各地工作

在撒哈拉沙漠接听Zoom视频电话，在东京酒店打开笔记本电脑。过去几年，28岁的英国平面设计师凯蒂·麦克劳德以这样的方式在78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诸多工作。

凯蒂是典型的“数字游民”，她的办公地点遍布全世界的角角落落。自2018年开始，她便在博客上记录自己的旅程，而她选择的生活方式也受到大批网民追捧。“疫情之下，远程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凯蒂说。

过去二十年里，卡特里奥娜·克里普斯一直在英国斯特林担任商务教练，但生活在西班牙是她多年来的夙愿。今年6月，卡特里奥娜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开始周游欧洲，在酒店和咖啡馆处理一些线上工作。“如果我现在不这样做，什么时候做？”她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没有年迈的父母，孩子也都长大了，我的牵绊少了。”

大卫是格拉斯哥的一名作家兼记者，2017年卖掉房子，开始在全球各地旅行并写作。今年冬天，他计划前往西班牙创作下一部小说。他甚至写过一篇关于“数字游民”的短篇小说，他说：“当数字通信革命到来时，当我们拥有强大且免费的网络时，我看到了远程旅行和工作的机会。”

凯蒂难忘在土耳其乘坐热气球的经历

拖家带口环游全国

在“数字游民”的队伍中，有人独自上路，也有人拖家带口。

“孤独星球”网站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接受调查的来自67个国家的1400人中，有54%属于“在任何地方工作的人”，其中70%是带着孩子上路的父母。

38岁的美国人乔尔·杨远程经营着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近年来，他和妻子珍娜每年都要花上约六个月时间，开着房车，载着他们三个8到14岁的孩子环游美国。今年，他们要从辛辛那提出发，跋涉2424公里，取道蒙大拿州的黄石国家公园，再去浏览落基山脉和犹他州的国家公园。

“珍娜和我在俄亥俄州的农村长大，直到17岁我才坐上飞机。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做出重要的人生选择之前，能够看到和经历更多。”乔尔认为，“在路上”能提供不同的学习体验，会让学习成为生活中自然的一部分。

住在奥斯汀的霍利2020年创立了一个远程工作平台，他的妻子则经营着一家个人成长咨询公司。他们每年要花两个多月时间旅行，今年他们带着年幼的儿子再次上路，去往澳大利亚和巴厘岛。他们希望旅行的经历能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情绪适应能力，并提升跨文化理解能力。

常带着孩子一起旅行办公的露西·斯宾塞认为，这种工作和生活方式给她和孩子提供了自由思考的时间，“这能让人意识到世界是多么广阔，存在各种各样的机会，也让人意识到学无止境”。

“数字游民”潮流来袭

无数个人或家庭“走向远方”的背后，是数字游牧般的生活方式逐渐被人们接受和实践的现实。

《福布斯》杂志报道指出，近年来这种新工作方式的流行度正在美国呈爆炸式增长。仅2020年，美国的“数字游民”数量就增长了近50%，达到约1100万人。一些研究预计，到2025年将有多达3570万美国人、22%的劳动力是工作场所不固定且依赖于网络技术的远程工作者。与此同时，类似趋势也在欧洲、亚洲等地“崭露头角”。

除了网络技术高度发达以外，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熟悉稳定的环境，选择游牧般的工作方式？或许，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寻找答案。

一方面，一些国家和企业创造了可以开启“数字游民”生活的客观条件。

最新调查显示，80%的美国求职者认为，新工作为他们提供能在各地生活的机会很重要。包括爱彼迎、3M、声田在内的一些公司也开始实行随时随地办公的政策，转向永久灵活的工作模式。例如，声田公司的“随处办公”模式允许员工在特定范围内灵活选择地点和方式。如果某个职位位于瑞典，那么员工可以在欧洲任何地方远程办公。

相关数据显示，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推出“数字游民签证”，这一词条的搜索量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2400%。《福布斯》统计，迄今共有46个国家推出“数字游民签证”，包括克罗地亚、爱沙尼亚、葡萄牙、冰岛、希腊等国。

西班牙计划明年1月开始实施“数字游民签证”，包括给申请人提供税收优惠、可续签长达5年、配偶子女也有资格加入等内容。但西班牙同时也列出必须是非欧盟公民、能够证明自己已经远程工作至少一年、有足够多的收入可以自给自足等条件。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合租空间和联合办公空间、负责后勤保障的旅游服务专业人士、在线人才市场和远程求职网站的出现，都在客观上给实现“数字游民”生活提供了便利与可能。

另一方面，“数字游民”群体人数的增长也与人们的观念转变息息相关。

“近年来，一部分人已经从重视财产转向注重体验，尤其是千禧一代正在推动这一趋势。”《福布斯》报道说，“与其花钱购买昂贵的手表或豪车，年轻一代更愿意将钱花在音乐会、攀岩、烹饪等体验上。”

调查显示，千禧一代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宁愿将“血汗钱”花在体验或活动上，而不是购买产品。《福布斯》认为，比起被束缚在办公桌前，更多年轻人希望有可以环游世界、结识各行各业的人、随时随地自由办公等体验。

乔尔和妻子珍娜带着三个孩子环游美国

梦想与现实有差距

然而，工作方式的自由往往也需要在另一些方面付出一定代价。一些对“数字游民”存有质疑的人士认为，签证规定、税收问题、医疗保障、缺乏归属感以及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发状况等，都有可能让这种看似自由自在的生活变得压力重重。

英国人本用亲身经历讲述了一波三折的“数字游民”生活：

本当初以背包客的身份，持着工作假期签证从英国来到澳大利亚一个农场工作。在澳大利亚期间，他从一个介绍“数字游民”的博客上看到一个去泰国旅行赚钱的机会。于是，他又拿着旅游签证前往泰国，在一个联合办公空间通过网站设计赚了一些钱。

可接下来，一个又一个问题接踵而来。先是澳大利亚追着他缴纳逾期逗留的税款，后是泰国表示持有旅游签证的人直接与泰国客户合作是违法行为，联合办公空间如果接纳非法外来工作者则会被起诉甚至关闭。

泰国有着相当严格的签证规定，在泰国工作的外国人需要持有合适的签证，获得工作许可证，并缴纳相应税款。于是，本的“数字游民”梦在与现实碰撞之后，无奈破碎了。

医疗保障同样是值得重视的一点。在旅行途中，谁也无法预言自己会否面对健康以及生命安全问题，但为“数字游民”提供的长期医疗和旅行保险至今仍然是市场空白。

此外，旅行中大大小小的突发情况也时常扰乱工作和生活的节奏。设计师凯蒂就承认，不断移动可能会遭遇各种麻烦。“我睡过数不清的机场地板，还要一直努力去寻找畅通的网络。我曾因为是外国人而被骗花了更多的钱，食物中毒也有几次。”

不过大卫认为，选择做一名“数字游民”，多少得有点冒险精神，并且愿意在没有稳定的家的情况下，应对环境的不断变化。

其实，“数字游民”的真实生活往往并不像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样光鲜亮丽，必须探索出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兼顾工作和旅行虽然是很多人想走的精神之路，但它同样伴随着一定的困难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