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得】086 | 王安石为什么垫底？——天方选取欲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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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学八大家”的说法广为人知，但很少会有人奇怪，排名垫底的为什么是王安石。论年龄，王安石并非最小；论官位，王安石两次身任宰相；论考试成绩，王安石是一甲第四名，远超几位复读高材生；论诗文成就，单是我们学过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游褒禅山记》，就绝对是一流的诗文。

然而，从明代茅坤首次提出“唐宋八大家”这个称号开始，王安石就在这个时有变动的组合里稳稳占据了一个位置，只不过，总是最后一个位置。那这是为什么呢。

但可能他也并不在乎。文章只是一种议论的载体，他本人有着远超文章本身的追求。而正因为这种格局，我们再读王安石的议论文章，才能感受到其精彩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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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天以实

1127年，靖康二年。再次南下的金军攻破开封都城，掳走钦徽二帝，一时间社稷大乱。在剧变之后，南宋的士大夫们开始总结亡国教训，并迅速将矛头指向了新党，而王安石作为变法的主导者，直接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北宋灭亡之罪魁祸首。免于一死的幸存者们，高呼着“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的口号，誓要将新法新党团灭。

其中一项被反复讨论的新法，就是关于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

时间要回到1041年，康定二年。21岁的王安石结束了服丧，到汴梁应试。这个年轻人也不是什么几岁就读诗读经、脱口成诵的天才，他从12岁才开始学文，是个输在起跑线上的竞争者。但他似乎并不以之为意，后来还专门写了文章《伤仲永》，表示了自己对少年早慧却长跑乏力的竞争者入木三分的看法。

青年王安石面对的这场考试，内容包括诗、赋、论各一道，五道策，十帖《论语》，十条对《礼记》或《春秋》的墨义。帖，相当于填空，也就是《论语》的默写填空题。墨义，就是用笔墨背写出儒家经典的释义。当时的科举最看重的就是诗赋，后面的策论墨义其实无足轻重。整体看来，此时的考试更偏向于选择有文艺才能和背诵能力的人，至于实务型的人才则很难出头。

但王安石凭借在文艺和实务上的双重才学，在考场上一路过关斩将，直入殿试，又以《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吹律听凤鸣诗》《顺德者昌论》，一赋一诗一论，击败了所有竞争者。皇帝与主考都非常满意，可惜最后皇帝看到一句带有教训口吻的句子“孺子其朋”颇为有满。原句是周公以教训的口吻对周成王说，“小孩子要好好地对对待大臣们”，宋仁宗冷笑了一下，将王安石调到了第四名。当然他想不到，这位年轻人在未来有的是教训皇帝的时候。

单看他答皇帝的第一篇文章，名为《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就能感觉到他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政治思考，他要以文取胜，但却要以实应天。可以说，他早就把摘取功名与务实作为的关系看得很清。

当时一代文宗欧阳修看了王安石的文章，称赞道“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盖古之学者有或气力不足动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于世，吾徒可耻也”。欧阳修还在《赠王介甫》一诗中写道，“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并表示要让王安石接过文学改革的旗帜，然而王安石却在《上欧阳永叔书二》写道，“欲传道义心虽壮，学作文章力已穷”，对欧阳修的盛邀敬谢不敏，“我虽然传布道义，但写文章的能力已经到了尽头……”。

欧阳修感到非常意外，什么，难道你不想用自己的文章去传道吗，难道“文以载道”的光辉事业你不想继承吗？

没错，王安石有自己更大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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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之灭霸

王安石变法，这个发生在一千年前的不成功改革，却因为写入历史课本，而让千千万万学生对这个名字耳熟能详。然而，大家恐怕并不知道，在大家熟背的青苗法、募役法之外，对我们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王安石对于科举的变革。

1068年，熙宁元年。被称为“北宋百年第一札”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递到了刚继位不久的宋神宗手中，宋神宗被王安石严谨的论述、实用的举措、美好的图景深深地打动了，君臣二人一拍即可，熙宁变法拉开了大幕。

下面，我们终于要进入本篇的正题，看看王安石变法，到底对我们今天的议论文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简单地说，这次改革创造了与今天高考诸多相似的选人方法与思路。

王安石首先改革了考试形式，他取消了明经等背诵诸科，并罢黜了进士科考试中的诗赋考试内容，改为考查经义。经义考试要求考生任选《诗》《书》《易》《周礼》《礼记》中一种，称为“本经”或“大经”，并兼论《论语》《孟子》，称为“兼经”。这相当于今天的主科、副科。

这样一来，考试共四场：第一场考本经，第二场考兼经，再考十道大义，但相比从前的要求，现在考经的部分只要求通晓主旨大义，后面的才是重点科目。第三场一道策论，第四场三道时务策论，如果进入礼部考试，再增加两道时务策论，最后将根据时务策论水平高低进行排名。这相当于今天考试中的要求，即侧重考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很明显，相比以往的考试，新考法的难度大大增加，也更有利于选出真正了解时务的考生。但这样做的问题也非常大，时务策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更加多样，这给阅卷评分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诗词虽然太过于文艺，但却有存在于千年科举中的巨大合理性。你看从中唐到宋初，科举的惯例就是重辞赋、轻经义，也就是说，大家只看你诗写得好不好。这种考试方法背后重要的原因就是，诗歌具备清晰明确的格律标准，形式统一、要求明确，所以阅卷标准化高、阅卷难度小，所以诗歌才能成为考场命题的绝佳选择。

至于诗歌选人不够务实这一点，范仲淹早就看了出来，并决定有所改革。而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范仲淹也只能发出“处江湖之远”的感慨，事实上改革失败后的范仲淹再也没有回过京城。接下来，一代文宗欧阳修也试图对此进行改革，在那场我们多次讲到的嘉祐二年的科举盛事中，欧阳修将文风浮靡的西昆派纷纷落选，干净利落地选拔了一批有才之人。但是，欧阳修并没有对科举进行真正的、彻底的改革。

重担落到了王安石的肩上。

他亲自规定了考试的标准，一种“大义式”的短篇文章，要求主题不得偏离所选经书中的原文、文体必须是散文式的议论体、字数不得超过500字。

看到这些要求你想到了什么：不得脱离题离、要求写议论文、字数不少于800字。从含义、到文体、到字数的要求，原来就是在这里确定了下来。

但王安石可比后代的命题者们要强悍太多了。为了给大宋的学子们做个榜样，这位当年的小镇做题家，直接自己亲自撰写了十篇范文给学生们参考。这十篇文章，说理严谨、文字洗练、文采斐然，堪称考场议论文的经典之作。

但更难的事情还在后面。以经义取士，但问题在于历代经义典籍版本庞杂、注释众多，取哪一种当作考试的权威标准呢。考试的改革还没开始，教材的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了。

但王安石真是千古狠人，他亲自对经典进行了全新的阐释，颁定考试标准《三经新义》，并将其作为考试的权威标准，从此之后北宋科举考试中，“自一语以上，非新经不得用”。范仲淹、欧阳修这些文坛巨匠未得做到的事情，在王安石的改革中仅短短数年便一一搞定。如果说，考得好就算是学霸，王安石绝对是考之灭霸，如果说，学得好就算是学神，王安石绝对是学中如来。

从此后，考试内容固定、评价标准统一，就成为了考试命题的通行法则。难怪后代人称“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就是今天的高考写作，恐怕也不能完全跳脱出王安石当年的改革。

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打破的，科举这种制度，最终还是要靠科举的胜利者从内部来打破。想想那些想改变今天教育制度的人，不成为教育制度的胜利者而进入堡垒内部，想改变它谈何容易。

毕竟，我们与王安石都还有着很远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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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满分

我们就来看看，王安石的议论文，到底是何风格、风采。看过后，我猜你会惊讶地发现，放在今天，仍然是高分写作——当然这并不意外，毕竟人家是考之灭霸、学中如来。

本篇中，我先选一篇被明清两代收入文集中最多的一篇短文。并未被评为史学家的王安石，被后世广为称道的竟是这一篇区区90个字的史论文：《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这篇短文虽仅有四句，但推理谨严，一句一转折，使人每读一句都见一层新境界、都有一级新思考。用今天的话讲，每句一个反转，转到透不过气来。再简单点说，除了开头句和已经有一个“不然”在前的第三句外，你在第二、第四句子的开头都加上一个转折关联词，再读一次，就能感受到使人产生压迫感的强大逻辑。

结合今天的考场写作，强调的也恰恰是这种逻辑严谨的证明、说理，推崇的是精彩的结构、层次，看重的是背后有现实意义的观察和思考。这一篇小短文，可说是一篇微型的满分示范。

而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功力不仅在文字上、逻辑上，而在一个政治家的眼光之中。相比常人的判断，他能算到三四步、五六步之外，自然就可以在道理上、智力上遥遥领先。而写作文章，不过是一种载体而已。这一点，当他于考场上写下《应天以实不以文赋》之时、在他拒绝欧阳修而写下“欲传道义心虽壮，学作文章力已穷”之时，就已经想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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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特文章

时间回到靖康之乱之后。

王安石变法被废，这个背负着坑亡北宋黑锅的改革家，历史声誉一落千丈。后代皇帝恨他操纵国器、不肯乖乖当奴才，读书人恨他不守臣道、祸国殃民，反正从南宋到明初，王安石的文章只能批判着读。就算他的文章逻辑严谨、言简意赅、经世致用，但是经不过人品可疑、学术误国，还是不能多学的。

然而，无论后代对王安石如何打压、丑化，科举改革的种子却顽强地生长起来，并在规则和人性的夹缝中，扭曲成了大家都想象不到的样子。

八股文的形式越来越僵化，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股股都有教条。内容更是走进了死胡同，用来出题的四书五经不过17万字，读书人干脆把每一句话出题后所对应的例文全都背下来……

文坛、考场，亟须一场改革，就像韩愈和欧阳修一样，去拯救他们所处的时代。于是，明代的“古文运动”开始了。他们起初号召大家学秦汉盛唐，但很快发现，汉代大赋、李杜文章，这真不是谁都能学得来的。那就带着大家改学唐宋散文吧，但总得先找个榜样，学谁呢？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要学，但老韩的考场战绩不佳；柳宗元文字诗意隽永，也要学，但老柳半生漂泊在外远离政治核心；欧阳修一代文宗，肯定得学，但其文采飘逸着实难以把握；三苏文章纵横一时，还是得学，只是天团水准实在难望项背；曾巩开南宋理学之门，不必说，自然要学，只是文字拙朴又不够引人注目……

比来想去，大家的目光还是回到了他的身上——若论文采，让欧阳修惊为天人；若论经学，成就远在三苏之上；若论策论，格局又非韩柳可比，且其逻辑严谨、说理透彻，区区几句便能点明要害，若能学得其本领，化用于八股之中，简直见题灭题、见佛灭佛——此等高人不是别人，正是被批判污名几百年的王安石。

于是，所有人不得不回到这位改革家从最开始所设计的制度那里去，并重新理解他的远见和深刻。

这时人们才更加惊讶地发现，这位科举的胜利者和改革者，却从来没有把写好一篇议论文当作什么人生成就。一代文宗欧阳修，在滁州写下那篇千古文章《醉翁亭记》后不久，曾盛情邀请王安石前来滁州，并愿“付托斯文”。然而，王安石没有接过这面人人仰望的“文以载道”的文坛大旗。文章，从来都是王安石的工具；议论，从来都是政治家的手段。也正是这样的格局，让他的议论文章有一种超越千百年的格局和力量。

没有前往滁州的王安石用一首诗做出了他的回答，这足以让我们看出王安石真正的志向：“天方选取欲扶世，岂特使以文章鸣。”意思是说，上天选我是来改变这个世界的，怎么能仅仅局限在以文章闻名于世上呢。

那么，这位改革了从小镇到国家、从“做题”到科举的小镇做题家，何以拥有如此的视野和格局，何以写出如此自信而深刻的诗句呢？

本篇收获与思考：

１、这是一篇重要的写作素材，王安石当然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更何况作为一个政治家，不可能在性格、影响和评价上只有一面，但是他务实的态度、做法，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２、很多同学都想提高写作，但写作水平的背后其实是分析问题的水平。王安石在这一点上，是以超越文学的追求来进行文学创作的，这给了我们巨大的启发，我们也需要一点超越高考的标准来超越满分；

３、王安石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那你是怎样看待他的呢，不妨说说你的看法。

我是杨洋，希望你喜欢并受益于“翌得”为你精心准备的每一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