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国有一批“超人”，据称能用意念拦下美国核弹

还有一个被记录在册的案例。

沈阳一位教师被贝赫切特综合征折腾了6年，该病又称白塞氏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全身性免疫系统疾病，发病原因至今不明。该病会让患者全身多处器官产生病状，如皮疹、红斑、溃疡等等，周而复始，非常折磨。

1987年3月，严新为这位患者做了一次通电疗法，后者立马痊愈，第二天就恢复上班，可谓神乎其神。

我国权威科学刊物还曾刊登了严大师依靠意念改变分子结构的报告，引起了全世界科学界的注意；他曾多次代表国家赴美参加科学研究，其造诣之高连大部分科研人员都难以企及。

1986年，邓稼先病重，国家无奈之下竟也请严新来帮忙治病。

那段时期，在官方的支持下，权威部门的宣传下，民众的崇拜下，气功师们被捧到了一个不属于他们的社会层位上。那些名气大的气功师，出席公共活动的排场不逊于一线明星，有些气功师获得了等同于国家顶级科研人员的待遇。

与之相应的，民众对气功师的追捧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们从一件事上便可见一斑：严新把自己的讲话录成磁带售卖，一盘要卖80块钱，却总会被哄抢一空。要知道在199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903.4元，也就是说，气功师向信徒索要一个月的工资，信徒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双手奉上，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那么，这股诡异的热潮究竟是如何形成并发展壮大的呢？

主流观点认为，气功热的出现恰是因为需求。改革开放后，国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无法匹配，相关部门便希望借助气功来暂时填补人们精神层面的空缺。更何况它本身就是被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例如修身养性、延长寿命甚至治愈绝症等功效，都是老百姓所追求的东西；越是有钱人越是追求这些，越舍得豪掷重金，气功招牌下的利益便也越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这股热潮出现的背后有着一定的客观性

从上世纪30年代，神秘学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就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巨大影响。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争先恐后地组建特殊部队。

1937年，有个名叫沃尔夫·梅辛的犹太人为躲避纳粹迫害来到苏联，毛遂自荐，声称自己有特殊能力，能为苏联做贡献。斯大林不太相信，随口让他从一家银行里拿十万卢布出来，他用了一张白纸就从出纳员那里换走了10万现钞。事后归还这笔钱时，那名出纳才如梦初醒，当即吓得半死，连忙解释说自己当时看到的是一张十万卢布的支票。

得此人才，苏联立马建立了一座军事学院，专门用以培养特殊人才。直到20世纪70年代，CIA才刺探到了相关情报，作为回应，美国国防部创建了星门计划项目，据说卡特总统曾亲眼目睹，该项目的12名成员如何用遥感能力准确搜索到了一架失事的飞机。

如此来看，我国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的态度，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看是无可厚非的。

最重要的一点，当然还在于投机者的狡猾与民众的盲从。这一点，严新就是很好的例子。

严新年轻时立志要治病救人，从绵阳卫校毕业后，他也如愿成为一名医生。然而1982年，当他被调到重庆中医研究所并接触了一些中医理念后，他发现了气功背后潜藏的巨大市场。从此刻开始，严新的路子就走歪了。

严新的狡猾之处在于拿捏人心，他的名气正是靠用神功治疗疑难杂症炒作而来的。然而成名后的他却努力把自己包装成一名科研人员，甚至在1994年面对央视记者的采访时，他曾多次表示：气功不是封建迷信，它是一种不被理解的科学。

严新、张宝胜们能在那个时代脱颖而出，他们本身就是人精中的人精，太精通人性擅长钻营了——历史是个筛子，总能筛出适合潮流的人。或许从这个角度看，即便这是段弯路，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

对于民众来说，有些时候，所谓真相无关发生了什么，而取决于人们乐于接受什么。

有趣的是，有人说位于上海宛平南路650号的气功研究所隔壁就是精神病院，不得不感叹其中莫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