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昙曜 | 17 身陷两难

17 身陷两难

北魏僧官的管理，以昙曜任沙门统为界，岀现了前后不同的情况。这之后僧官的选拔较为严格，僧官对僧众的管理也较为全面、有序，僧官不仅对僧众的宗教事务、日常生活、寺院经济进行管理，同时还带领僧众进行译经、建寺等活动。

昙曜的改革，展现了他政治上的智慧，这时候的他看起来多了些官员的威严，少了份僧人的恬淡。人们见了他，已经不像之前那样称呼曜师、大法师、大禅师，而是毕恭毕敬地称曜统、大统。

又过了多年，随着僧官势力的不断膨胀，沙门统的管理岀现了许多弊端，从而导致了僧官的弊政，比如，不遵戒律，私自积累财物；私度、滥度僧尼；滥造寺院，人民的负担加重；僧官滥用职权，激起下层人民的反抗。但这时昙曜已死，他不能为此承担责任。

好的影响也有。后来的几个王朝都延续了昭玄寺这一僧官制度，隋文帝杨坚重设昭玄寺，昭玄寺僧职职数的设置、地方僧官的配备，均照搬昙曜的那一套，对隋开皇中期佛教的兴盛起到了作用。

昙曜的这个沙门统当得真是不容易，僧务及俗世的各种关系纵横交织让他头疼。在昙曜看来，政治斗争一向与僧侣的身份、信仰无干。但现在不一样了，他已经是政治棋盘上的一枚棋子，他个人的修行、作为和前途、命运，都不可能脱离现世的政治环境。

文成帝时期的朝内高层，逐渐形成了几个势力集团，一个围绕在文成帝身边，可称之为“皇帝派”，这当然是核心的权力中枢。种种迹象表明，文成帝才是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那个人。法令的颁布，重要朝臣的任用、 考核与赏罚，基本国策和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多是文成帝说了算。佛教的政策也需要他亲自拍板。另一个以文成帝的乳母常太后及其家族为中心，可称之为“太后帮”。这些人中包括常太后的哥哥辽西王常英、弟弟燕郡公常喜、从兄朝鲜侯常泰，以及后一辈的范阳公常伯夫等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集团，虽未达到专断朝政的程度，却也对政治的各个角落都有渗透。常英作为评尚书事，一度拥有极髙的地位和权力。年轻的冯太后此时只是贵人，她和常太后关系密切，也可以看作是这一派的力量，此时她的地位正在上升，在常太后的帮助下，不久后即被册封为皇后，向着男人们的权力中枢迈进。还有一个可称为“皇亲国戚党”，包括拓跋宗室的常山王素、阳平王新成、京兆王子推、济阴王小新成、任城王云等，外戚中的太皇太后赫连氏、皇后李氏的哥哥李峻、穆崇的子孙、司马氏、太原王氏、范阳李氏等。这一党人员复杂，关系错综，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还有一个势力就是朝廷的权臣们，比如陆丽、源贺、尉眷、伊馥、乙浑、和其奴，以及几个宦官。这一势力的内部也有矛盾，但一旦联合起来，完全能跟以上两个势力抗衡。接下来的若干年，常太后死了，其他的大臣们也死了，但随即又形成新的集团，文成帝之后是献文帝，献文帝之后是孝文帝，孝文帝的身后还站着冯太后，他们的身边当然会聚拢起各自的势力集团，围绕着数不尽的投机的面孔。

尽管这些集团和投机者表面上都不敢招惹皇帝，但相互间的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昙曜的压力即来自于集团间的倾轧。昙曜心里明白，要想成就事业，对哪一集团都不容小觑，对谁都要客客气气，因此不得不紧跟着势力的变化、形势的改变、利益集团的斗争，确定自己的策略。他在这些彼此不断消长的集团的夹缝里觅生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意识到，与这些集团搞好关系，是佛教复兴的关键一环，稍有不慎便可能成为集团矛盾的“冤大头” “出气筒”，甚或是“替死鬼”。在担任沙门统期间，昙曜尽力地做到左右逢源。到后来，他已经完全没有精力和心思用于坐禅修行，特别是开窟造像的那些年，他不得不把全副的心思放到考虑如何尽快地把佛窟开出来，把佛像造岀来，考虑如何协调疏通各种关系，如何处理各种矛盾和突发事件，考虑如何圆满地向皇帝交差，这真的是太难了。原本沉静洒脱的他，不得不在一些场合像个老太太一样低眉顺目地说着话，在一件事情需要达官贵人帮助的时候，不得不伏下身子做出请求的姿态，奉承恭维的话说得越来越多，人也慢慢变得谨慎而圆滑。这样一来，对于一个有道高僧而言，已经是犯了戒律，更有违他的个性，但他已全然不能顾及，那些低三下四的举动多是下意识地就做岀来了，根本不容他有所考虑和犹豫。

说实话，他打过退堂鼓，想脱了沙门统的官服，回到普通僧人的行列，或干脆退隐到深山里去，找一个荒凉简陋的洞窟，安安静静地打坐参禅，彻底远离尘世的喧嚣，远离人际的繁杂艰险，每日里就只有佛，只有禅，何其快哉。有那么几次，他打好行囊，准备天一亮去向皇帝请辞，说不干了，说复法的事情让别人做吧！然而，他随即又改变了想法，把打好的行李重新解开，让一切再回了原来的轨道，再重演之前的故事。大致推算，昙曜任沙门统的时间不会少于二十年。这二十余年是昙曜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他内心感到最为彷徨痛苦之时。他有时不禁恍惚，弄不清自己到底适合当僧人，还是更适合当官；自己所做的一切到底是在弘法，还是为了讨拓跋氏的欢心。更让他感到沮丧的是，年轻时由坐禅而获得的那份淡定似乎已所剩无几。不，或许可说是已荡然无存。他现在正披着佛教的外衣干着世俗的政治的事业，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政治和尚，至少是半个政治和尚。他虽时时生出逃避政治之心，实际却无能为力，或者说是本心又对政治抱有一种向往的心态，因此并不坚决地抵制，甚至于还要去迎合。这就是造成昙曜矛盾和痛苦的主要原因。

他何时才会摆脱这种矛盾和痛苦呢？

只能让时间作岀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