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iel在他日记里说过这么一句话:“思想同鸦片一样,能够麻醉人,同时又叫人非常清醒。”这句话对于他自己的心病真可算是一矢破的。他最喜欢说易卜生那句误尽天下苍生的格言:allornothing(与其不能得到全部,宁其一点不要),他一生大好的年华也就在追求这个自己明知绝不能实现的幻梦里面消逝去了。他随便遇到什么事情,总是踌躇莫决,只怕一失足成千古恨,无法改弦更张,因此什么事也做不成,始终是懊恼地徘徊着;光阴易得,教授老矣,真可说是再回头已百年身,他的日记就充满了这种怅惘的情绪。他不单是这么意志薄弱,而且他给黑格尔那派绝对一元论的哲学所麻醉,驰心于那个最后的本体,那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绝不能受什么限制;这么一来,执笔为文,跟真理已经是南辕北辙了,因为文字总是个限制,充其量只能说出很有限的一小部分,绝非宇宙的本体,一落言诠,便非真谛,我们这位哲学家就老在搁笔之中过活了。他在一八八○年五月十五日的日记里说道:“不适宜,也许因为我的神秘主义,也许因为我生性顽梗,也许因为我过于慎重,也许因为我不屑工作,总之,‘不适宜’是我一生的不幸,最少可算做我的特点。我从来不能使自己去迁就事势,也不能够使事势来迁就我。我的幻觉太少,不够鼓舞我去冒那些无法挽救的危险。我甚至于拿理想的境界来做借口。使自己不受任何种的束缚。关于结婚问题也是这样:只有毫无缺点的女人才能够叫我满意;可是,我自己又配不上一个毫无缺点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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