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译文】

以正道来治理国家，以奇巧诡秘的方法来用兵，以不扰害人民来治理天下。我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根据在这里：天下的法禁多了，百姓就越加贫困；民众的锐利武器多了，国家就越混乱；人们的巧智多了，邪风怪事就越容易发生；法令越是森严，触犯法令的人便越多。所以有道的人说：“我若“无为＇，百姓就会自我化育；我好静，百姓自然就会走上正道；我若无事，百姓自然富足；我无所欲求，百姓自然就变得淳朴。”

【解析】

在前面的章节里，老子曾经多次提到过无为而治的思想。本章的主旨仍是“无为而治”。老子认为，统治者如果能够“无为”“好静”“无事”“无欲”，那么人民就会因为受到盛德的感化，自然而然地走上正道，既生活富裕又淳朴善良。

本章以“以正治国”开头，“正”指的是正规，常规的方式，这也是老子的治国方略。老子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官”，这个官职虽然不大，但是有机会接近最高统治者。所以，老子通过对统治者认真观察，对他们的德行作了深刻剖析，提出了以正道来治理国家的建议，这一建议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意义。中国人崇尚浩然正气，并认为正气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所以才有“邪不胜正”的说法。而中国古代帝王中也有很多人以“正大光明”作为自己的道德准则，很多官员也把“正大光明”作为自己的为官之道。然而，老子所处的时代，其社会状况距离正大光明还很遥远，百姓正遭受着统治者的压迫，正在饱受战乱之苦。老子针对这一现实，呼吁统治者“以正治国”，这也喊出了当时人民的心声。

再来看“以奇用兵”的思想。老子的《道德经》虽然不是一部兵书，但是其中却包含着一些作战用兵的思想，这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有所涉及。老子向来反对战争，但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好恶而不发生了。针对这种现实，老子设计出了“以奇用兵”的计谋，为弱者和正义的统治者提供借鉴。如何理解老子“以奇用兵”的思想呢？老子认为，用兵就应该采用非常规的战术，要用奇法、奇谋、奇计去迷惑对方，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老子先论述“以正治国”的道理，紧接着又阐释“以奇用兵”的内涵，这看起来有些突兀，其实并不是随意而发，而是老子针对治国的“正”提出来的，用兵要“奇”，从政要“正”，他告诫统治者应以“奇”和“正”来治理天下。

由上可知，“以正治国”和“以奇用兵”的思想，是老子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当时的统治者提出来的。春秋时代，兼并战争此起彼伏，社会秩序异常混乱，而人民也处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之中，于是他们拿起武器来保护自己。然而，一旦每个人都拥有了武器，他们就不再感到安全了。人民不安全就会陷入恐慌，这种心理正是导致天下大乱的重要原因。所以，天下之所以不安定，其实是与统治者密切相关的。但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安定天下，震慑人民，大都主张施行严刑峻法，老子对此很不赞同，甚至还公开反对这种滥用国家机器的行为。在他看来，严酷的刑罚不但无法安定人心、稳定社会，还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所以，他主张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强调感化的力量。

“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在这段话中，老子罗列出一系列社会现象，这是他对国计民生的具体思考，其中也包含着老子对社会现状的忧虑之情。老子认为，人民的本性是善良的，除非万不得已，他们绝不会惹是生非。人民之所以发动暴乱，主要是因为统治者做出了暴虐的行为。而统治者越贪婪，天下的禁忌就会越多；天下的禁忌越多，民众的生活就会越贫困；民众生活贫困，就容易惹是生非，天下就会发生逆乱；民众逆乱，国家就会陷入混乱的状态；国家混乱，民众的巧智就会越来越多，邪风怪事也就更加盛行了；邪风怪事盛行，法令条文就会越来越森严，盗贼也就更加猖獗。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在这几句话中，老子引用得道明君的话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得道明君之所以能够治理好天下，就是因为他们“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无为”即不妄为；“好静”即怀柔、宁静；“无事”即无所事事，亦作无为解；“无欲”即没有私心杂念）。所以，只要统治者以无欲、无为来治理天下，就能实现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