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的社保可不可以“丰年多收，歉年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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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立竿见影的，是由“退、减、免、缓、延”五个关键词组成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说得直白些，就是减税、退税、免税、缓缴社保等，都是一些能让企业账面直接续命的举措。

单拿缓缴社保这一项来说，以广东省数据为例，前三季度广东地区累计办理缓税缓费733亿元，其中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和中小微企业办理缓缴社保费73亿元。

一位在广东清远酒店业的财务负责人告诉人民网记者：“我们人工工资、社保两项刚性费用支出占经营总成本近六成，今年全年预计可以延缓缴纳社保费超过80万元，相当于给我们来了一次‘紧急输血’。”

另一个好处是，这间接保住了相关企业员工的饭碗。因为资金周转压力减轻后，企业关于保就业不裁员的承诺就比较好兑现。

其实，无论有无疫情，缴纳社保既是企业的义务，也因为其义务性成为企业的巨大负担，少缴、不缴多年来都是常态。

而疫情下，这种冲动变得更加明显了。

2022年以来，有两只“做鸡”的公司，因为社保问题上过热搜。

7月，百年老字号德州扒鸡向A股主板发起冲击。

然而在招股说明书，人们发现：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德州扒鸡的员工社保参保率仅为89.58%。

对于未缴的员工，德州扒鸡是这么解释的：

“部分新员工入职正在办理，部分员工已缴纳新农合、新农保。”

这部分说得通。

按照规定，新入职员工在30天内办理入职以及农村户口员工已缴纳新农合新农保的，可不被视作“应缴”。

但余下的一些，如部分员工自动放弃，部分员工自行购买，部分员工在其他单位缴纳，则得不到现有法律法规的明确支持：

在未缴纳员工中，还有9位并未说明未缴纳的理由，被归入“其他”一栏。

与2019年和2020年相比，2021年其实已算是“大为进步”。

2019年和2020年，处于“其他”位置的人数分别为262和237人，占到未缴纳员工数里的56.2%和58%。

另一只被质疑的鸡，则是因在大江南北开店而出圈的“老乡鸡”。

5月，一篇直指老乡鸡近三年累计1.6万员工未缴社保，以及IPO前强转1350名员工为劳务派遣的文章曝出，老乡鸡不交社保上了热搜，逼得董事长束从轩发微博道歉，并表示截至2021年底，实际参保率已达93.75%。

有一说一，这个累计1.6万员工属实是重复计算了，把三年没缴纳社保的人简单做了个加法。

此外，2021这一年，老乡鸡有1033员工是退休返聘，这部分人群本就不需要缴纳社保，他们在未缴纳社保的人里占比55%。

至于剩下人的未缴原因同德州扒鸡差不多，除了参加新农合、是新员工以外，也有在外参保和自愿放弃的。

不过，虽然老乡鸡没有不清不楚的“其他”来糊弄人，但也有“鸡贼”之处：老乡鸡只解释了2021年这一年的未缴原因，对2019年和2020年的情况避而不谈。

偏偏这两年，未缴人数（可能包含了退休但它没披露）占据总员工数的比例分别高达62.5%和39.8%。

两只鸡当然不是孤例。

往后看，10月，蜜雪冰城的招股说明书一出，简单一搜：

往前看，就连出租充电宝的小电科技，也有类似问题。

然而，这其中还有一些新发现。

近十年内上市、员工数上万的上市公司，如比亚迪、海底捞、呷哺呷哺、永辉超市等，他们的招股说明书里都提到：员工自愿放弃缴纳社保。

比亚迪还说：“如果强行办理，企业就有一线员工大量流失的风险。”

社交网络上，#自愿放弃缴社保后果谁承担#、#试用期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保#等词条经常冲上热搜，那么到底是什么抑制了企业和员工本人交社保的冲动？

我们不妨先从一名叫做周继兰的服装厂女工讲起。

2010年元旦假期一过，在深圳一家服装厂打工的周继兰，为自己的社保问题，追着厂领导讨了好几天说法。

不过，她不是逼着他交社保，而是想要退回自己已经缴纳的社保。

人事部经理告诉她，新规中明文规定“未达到待遇领取年龄前，不得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办理退保手续”。

所谓的新规，是指2009年12月22日，由国务院第9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于201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新规出台前，关于农民工养老金的规定是“农民合同制职工在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累计缴纳满15年以上，可按规定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

但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在同一个地方累计打工15年以上几无可能。当时的调查显示，农民工能在一个单位工作满3年以上的人员占比仅为20%-30%。

为此，在2007-2009年期间，在春运返乡潮之前，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都会经历一场“农民工退保潮”，以至于年年都成为两会热议话题之一。

当时，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参考报、新京报等媒体都有过报道。其中提到，福州市10多万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累计退保达4万人次；东莞2007年一年，100多万名农民工中，就有超过60万人次办理了退保手续；杭州50万人的农民工，每年退保人数高达8-10万。

退保并不划算。

按当时的地方规定，农民工去退保只能退出个人账户中的钱，企业缴纳的部分将会归当地社保基金所有。以深圳为例，2007年退保的有87万人，假设每个退保人都只交了一年的保险，也意味着一年里退保的人就把8亿多元给了地方社保。

那时就有专家学者警告：

近些年来有些地方政府以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名义向企业强制征缴保险费，然后听任农民工退保，退保后留在社会统筹账户中的钱便成了地方政府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新财源。

但新规中明确规定：参保人员在省内流动就业，已经实现或正在逐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顺畅转移接续；而跨省的流动，通过明确规定全国统一的转移资金量、各地责任范围和转移接续程序，实现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顺畅转移接续。

规定就是奔着解决农民工社保转移的痛点去的，但即便如此，“把钱留在自己手里最安心”依然牢牢占据了农民工的心智。

2009年12月31日，暂行办法施行的前一天，在深圳，1.8万农民工排队退保，形成深圳有史以来最大的“退保潮”，工作人员加班到晚上9点办理退保手续。

周继兰正是因为错过了这个时间点而对此懊悔不已。

她的人事部经理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之前，由于制度设置的原因，多缴多得的机制在外来打工者身上没能实现，这无疑降低了这些劳动者参保缴费的积极性，这也是农民工在离开一个城市时选择退保的主要原因。”

比亚迪是在2011年6月登陆上市的，招股说明书里的前三年情况，刚好位于暂行办法实施前后，因此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形：

提到对于政策的不信任问题，当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也证实，要这一政策完全被认同，预计会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

但达成共识的时间比想象的要更久。

2018年，海底捞的招股说明书写道，公司在2015年-2017年期间，未能足额缴足社保，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

我們許多員工不願作出相關供款。

2021年，奈雪的茶告诉公众，公司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分别欠下800万、230万和340万元的社保，理由也有提到雇员不愿参加。

2022年8月，@央视网快看在微博提到，依然有些劳动者因各种原因不愿缴纳社保，并与用人单位签署了放弃社保协议。

放在过去农民工和现在一些员工的视角，这些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其实很难与“养老”扯上边，更多的是“被迫储蓄”，一个是远在天边的“养老保险”，一个是近在眼前的“收入大幅减少”，要怎么选显而易见。

与此同时，“讲求实际”“活在当下”的“社保观”，也得到了企业的支持。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研究院封进调研的数据显示：大多数企业都在按照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60%左右去缴纳养老金。

对企业而言，社保缴纳属于成本支出，而企业有想方设法压低成本的原始本能。

但这一本能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理解。

如封进就认为，目前我国社保缴费比率过高，缴费比占到工资总额的40%-50%，养老保险则是其中的最大头，占到20%，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这间接导致了企业和个人逃避缴费的现象。

这里涉及到一个博弈。如果想要提高企业的缴纳社保积极性，究竟是通过外力还是市场化的手段调节。

就拿方才的上市公司来说，由于监管要求披露上市前3年内的情况，加上尽管国家对社保不合规有处罚条款，但也明文规定不会追究过往，因此一些企业到上市的时候，会积极开始补税补费。

而所谓市场化的手段，就是通过降低费率，提高积极性。

现实的天平更倾向于“外力”。

近几年对企业缴纳社保影响最大的政策，是自2019年1月1日施行的“费改税”，即全国各地的社保都将由税务部门全责征收。

“费改税”最直观的作用，就是社保征缴将比以前更为严格。

2006年浙江和2008年广东（除深圳）的试点经验表明，“费改税”后，参加社保的职工人数增速出现明显增长。

当然，对企业的冲击不可谓不大，政策也有打补丁的操作。2018年7月“费改税”政策一公布，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提出要抓紧时间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

但汪德华认为，单纯“普惠式”的降费操作，对中小民营企业没有太大作用。

他测算，假定“严征管”使所有企业实际缴费均达到应缴额的70%，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的大头）企业缴费率从20%下降到15%，国企等大企业缴费负担将下降25%，民营中小企业缴费负担则要上升到原来的2.6倍。

实际上，这项政策也走得颇费周折，直到2020年11月，各地的费改税征收才正式落地实施。

丰年多收，歉年少收？

新冠疫情的暴发，加剧了“社保”作为企业负担的角色。

2022年8月26日，众合云科旗下的51社保发布《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2》，通过对5000多家企业（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主）调查后，他们发现：

① 从有可比数据的2016年起，社保基数合规企业占比整体呈上升趋势，2016年—2020年分别为25.1%、24.1%、27%、29.9%、31%，但在2020年达到峰值后，已连续两年下降，2021年和2022年占比为29.9%和28.4%。

② 2022年企业社保险种覆盖面达到78.8%，呈现连续两年下降的趋势。

报告还提到，数据的退步也与企业开始控制人员编制有关。

数据显示，被调查企业中，选择控编的企业占比48.4%；此外，有46.1%和35.3%的企业分别选择加强员工绩效管理和增加灵活用工人员比例；只有22.8%的企业选择降低五险一金成本。

此外，灵活用工人员的社保问题仍处于争议阶段，但目前普遍的发展方向是保障五险一金中的个别险种如工伤险等，而这也会降低企业的社保险种覆盖面。

为此，2022年4月，人社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5个特困行业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以下称三项社保费）阶段性缓缴政策。随后，政策范围扩大到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体育等17个行业。

基于以上种种，上海社科院博士王博的看法颇有启发。

2016年他在财新网撰文建议，对于社会费率的征收可以变得更弹性，依照宏观经济周期来调整。

具体而言，就是在经济景气时段，适当上调社保费率，为社保基金做积累以备不时之需，而经济下行阶段，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维持企业生存。

这一提议的基点在于，将企业视作国民经济发展的出发点，认为社保基金的资金由职工和企业共同缴付，而它们的缴付能力最终依赖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换言之，人民想要老有所养，还是要靠经济发展，而不在于一时所缴的比例。

结合当下，这点更具有了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