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富士康的艰难十一月：生产iPhone的年轻人不够，涨薪也招不到

iPhone 14的出货量正在降低。

11月6日，苹果公司发布了一份最新声明，受疫情影响，位于郑州的主要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组装工厂，目前产能大幅降低。由于出货量将低于此前预期，客户将经历更长的等待时间，才能收到他们的新产品。苹果公司称，“公司正与供应商密切合作，以恢复正常的生产水平，同时确保每位工人的健康和安全。”

毋庸置疑，富士康，是苹果在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庞大的流水线要维持运转，人力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过去，依靠派遣公司和内部推荐，双线并行的用工系统，如一块海绵，能在短短一周内为富士康吸纳数以万计的人力。而依附于这个系统之上，在各处广泛分布的劳务中介，成了工人和富士康厂区之间的摆渡人。

按照官方通报的消息，十月初，郑州出现疫情，部分区域开始封闭管理，其中就包括富士康在内的航空港区。十月中旬，厂区开始对所有员工采取闭环生产模式，宿舍到厂区的所有路径，全被铁皮围了起来，员工们只能两点一线流动。随着被隔离的员工越来越多，许多人选择穿越围栏，离开厂区，徒步返乡。

而亲自把工人们招募进厂的中介们，此刻有了新的摆渡任务——为中途回家的人们解绑账号、结清费用，甚至是，捎一程回家路。

蓝色围挡

“我也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

10月30日，站在郑州富士康航空港区最外围的蓝色围挡旁，富士康劳务中介赵成，举着手机，拍下了员工们离开的场景。围挡被掀开了一角，年轻的背影们，拖着行李箱，背着被褥，穿过围挡的缺口，消失在围挡另一边。

▲ 赵成的朋友圈。图 / 受访者提供

赵成是80后，河南开封人，他算是老中介，已经给富士康招工五年。招工这一行，也是看天吃饭，多的时候“一天能招百十来个”，少的时候“一天一个也招不到”。但唯独这一次是特别的，“他们是跟我进厂的，（现在想离开），我肯定得把他们安排好”，以前都是往富士康里面送人，这次，是头一回把里面的人往外送。

等出了围挡，那就是富士康外面的地界儿，这些人就可以回家了。

离开的想法，最早始于一天前。10月29日，一个以前他招进来的年轻人联系赵成，说想回家，希望他帮忙送到卡口。

从厂区到卡口，直线距离不到三公里，但许多道路封禁，即使开车，一趟也要花半小时。“如果工人不知道路线，可能得绕一上午。”

此时，在不对称的信息之下，富士康厂区里的谣言和恐惧已经开始潜滋暗长。赵成答应下来，但他自己也怕。最后，他在车上备了不少消毒酒精，每送一拨人，就用酒精全车喷一遍，“害怕也没办法，对不对，咱也不忍心看他们劳累”。

最开始，赵成送的是自己带进厂的工人们，这出自他的一种中介的“责任感”。他还发了个朋友圈，说“想回去还没有回去的，联系我”。但渐渐地，想离开的人多了，他就其他工人也送，有四十多岁的大姐，也有刚二十出头的女孩。

每个月的28号，对在富士康流水线上工作的人们来说，是个大日子，这一天会发放“小时工差价”。小时工是相对富士康正式工而言，被更多人接受的方式。在富士康，一线操作工，主要分为正式工、小时工和返费工。其中，返费工在职90天后，能拿到几千到一万多不等的返费。小时工更灵活，每月结算一次，好的时候一小时能赚30块钱左右。而正式工只拿固定工资，总工资不如派遣工高，但胜在稳定。

对赵成这样的“富士康摆渡人”来说，发工资的时间，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富士康招人的节奏。因为许多小时工和返费工，会选择在拿了工资之后离开。而富士康每个月要发两次工资，一次是7号，这一次发的是“同工同酬”的工资，即不论类型，统一发放底薪和加班费。等到每个月28号，再发小时工差价。赵成算了一笔账，比如工人一个月做了240个小时，每个小时30块，一个月计7200块，扣去7号统一发放的工资，剩下的数千块钱，就是给小时工补发的工资。

富士康被务工者们青睐的很大一个优点，就在于它不拖欠工资。所以，一到28号，工资发放，加上赶上疫情，才有了这次大规模的“离开”。

摆渡人

就在富士康劳务中介赵成开着车，一遍又一遍地往返于厂区和围挡送人的时候，另一些“摆渡人”也同样陷入了忙碌。他们的手机里，信息和电话接连不断，曾经进厂的人，第一时间想到联系的，往往都是自己曾找过的中介。有位中介说，他从早到晚都在接电话，晚上失眠时，也会发招工信息。

“摆渡人”的属性，此前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么紧密。许多人或许不会注意到，是这些摆渡人成了连接厂区和普通务工者的纽带。

作为郑州富士康三个厂区中最大的厂区，你其实可以把“航空港厂区”想象成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的县城。这个厂区位于郑州东南端，距离城区的郑州东站，还要走二十多公里。旺季的时候，最多有35万人工作和生活在5.6平方公里的厂区内，如果没有“摆渡人”群体的存在，这条汇聚着务工者的河流，将不可避免出现断流。

某种意义上，富士康的某些员工，跟中介一样，也承担着“摆渡人”的职能。比如，在富士康工作的陈旭，2014年从深圳富士康调到郑州，到了2020年，也开始兼做招人工作。

来富士康的人，大部分都是冲着旺季而来。今年4月，陈旭曾遇到一位老家来的朋友找他帮忙办理入职，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此前做些小生意。富士康招人的年龄区间在18到48岁，但四十多岁的工人数量并不算多。陈旭记得她家庭条件还不错，但“她老公赌博欠下20万，对她也不好，终于离了婚，她希望自己进厂挣钱，养孩子”。

那时，还不到返费最高的时机，陈旭让大姐先等待一段时间，“我在这边待了这么久，我会告诉她什么时候来”。到8月，返费突破了一万，陈旭赶紧联系她。岗位是随机分配的，进厂后，大姐挺满意，跟他说：“这活儿都挺好的，也不是很累，还有空调。”

也有人只为进厂，好有个过渡。今年5月，一对父母辗转联系上陈旭，他们正在上大学的孩子迟迟没开学，希望利用这段时间送他去厂里锻炼锻炼。原本，入职时间已经定好，“什么都谈好了”，突然遇到郑州疫情，富士康招募也中断了。

四五天之后，招人又重新放开，但是要“点对点”——外来车辆把人送到高速，富士康再派车到高速口接人。这样的方式颇为周折，但也可以看出来，是富士康为了缓解当时用工情况的一种特殊时期的办法。“当时整个港区管控了14天左右，进来的车辆，只要说是去富士康就放行，会给你一张小卡片，（送行人员）凭这张小卡片，一个小时内可以离开。”

▲ 今年五月，富士康派出大巴前往地市点对点接人。图 / 受访者提供

那一天，男孩家人自己联系车，把孩子送到高速口，终于顺利入职。男孩父母挺高兴，因为男孩走的派遣工，在富士康待满三个月，直到开学前，赚到了近两万元。“他父母挺感激我给他们提供消息，当时的信息，就像现在一样瞬息万变的。”

在这段特殊的时期，招聘政策可以说是在与疫情赛跑。

陈旭说，后来没过多久，招募方式又变了。那时，专门出了一项“重点企业招募保障”的政策，允许富士康直接从各地招人回厂区。急需用人的富士康，开始直接派大巴，到省内各地招人。“约好在哪个路口，或者哪个宾馆门口，几点钟，坐上车我直接给你拉过来。”陈旭很感慨，“那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富士康挺过来了。”

但这一次，郑州面对的挑战更加艰巨。11月6日，郑州市有关部门发言人一连用了三个“最”来形容，称这是“最广、最多、最长”的一轮疫情。

这一次，富士康停止招工近一个月，“摆渡人”们没闲着，他们的工作被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为回家的工人们处理后续工作，解除和富士康的在职绑定，计算每个员工的工资，了解工人们的健康状况。另一部分，则是将招工的范围从郑州向外转移，招工的企业定位从上海、杭州再到嘉兴。

而就在赵成将工人们送到围栏卡口的第三天，他发布的招募信息里，出现了招卡口保安的消息——8小时170元，工期直到疫情结束。

候鸟和提桶人

郑州航空港是苹果在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庞大的流水线要维持运转，人力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陈旭印象中，为了赶在每年9月苹果新品发布会前完成订单，7月、8月是富士康招募工人的高峰时期，“一周可以招五万人”。尤其是航空港富士康厂区，人数最多时可以直接翻两倍达到35万左右。

实际上，在疫情来临之前，“提桶跑路”才是富士康不少打工者们的常态。年轻人们把杂物、洗漱用品装进桶里，像候鸟一样涌入旺季时的富士康，又在淡季时离去。那时他们选择很多，其中的一些人自称为“提桶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但现在，情况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一直以来，富士康如海绵吸水一样的人工聚拢能力，主要依靠两种模式：派遣公司和内部推荐。在河南，富士康的员工招募主要由六家派遣公司按地域瓜分，各派遣公司下方再设置门店，散落各处的小中介们则与门店对接。每招来一个工人，中介能拿到几百不等的提成，派遣公司也一样，这笔招人成本都由富士康支付。此外，还有内部推荐模式，每成功推荐一个人，推荐者可以得到500元奖励。

对于工资的实时调整，是富士康调动“海绵吸力”的关键，而像赵成和陈旭这样的中介，就是执行者。招人高峰期，返费一度可以上涨至一万以上，小时工资也能涨到33元每小时。

三个月后，还用不用人，也视情况而定——如果订单量多，富士康会与返费工人续签，意味着还能再拿返费；如果订单量少，则只提供转正式工的机会。正式工工资低，“大多数工人自己就走了”。

这些年来，富士康一直都如此运作，这也成为了中国许多劳动密集型公司的“模板”。8月到11月的旺季之后，富士康会依据产能判断所需工人数量，再动态调整返费和小时工价格，工人们也会判断值不值得续约。“有的时候在观望，你给我1万块我就继续干，你给我8000块我就走人，好多人就这样。”

就这样，一年年循环往复，像“候鸟”那样。为拿返费不断入职、离职的人，陈旭遇见过不少，“有的人一年最多可以入职三次”。

依靠这块不断吞吐的海绵，富士康灵活把控着一线操作工人数量，“只要钱砸了下去，不怕招不来人的。”直到现在，这种模式罕见地“失灵了”。

如今，富士康正在叠加用工和疫情的双重困境。现在，富士康的出勤补贴，已经由100元/天提高至 400 元/天，适用时段为2022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奖金额度也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1月份出满勤，总奖金可拿15000元”。但随着出走的人变多，富士康的人力缺口仍在增大。

11月6日，苹果公司发布了一份最新声明里，用了“产能大幅降低”的说法。声明中称：“受疫情影响，位于郑州的主要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组装工厂，目前产能大幅降低……公司正与供应商密切合作，以恢复正常的生产水平，同时确保每位工人的健康和安全。”

▲ 富士康发布新出勤补贴方案。图 / 受访者提供

围城

有的人想离开，但仍有的人想留下。

虽然富士康没有公布官方的数据，但根据中介们的估计，旺季时能有35万人的港区，如今可能仍有10万人选择留下。

陈旭观察，留下的人里，有不少是中年人。比如他介绍进厂的那位前夫赌博欠债20万的四十多岁大姐，疫情开始时，她找到陈旭问怎么办，陈旭让她准备好药物和食物。家里人给她打电话催她回家，但她还是希望留下挣钱。

结果，和陈旭联系的第二天，她自测快筛显示两道杠，隔了一天，单管结果出来了，阳性，她被送往富士康的统一隔离点。陈旭曾问她“后不后悔没有提前回家”，得到的答复依然是“不后悔”。“她告诉我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如果她检测没阳性，她是准备一直留在流水线上。”陈旭理解他们：“你身上有100万的时候是健康重要，当你身无分文，那时候就是钱重要。”

▲ 恒大未来之光小区，用做富士康隔离点。图 / 受访者提供

除了工人之外，紧密附着于富士康上的中介们，也感觉到“越来越不挣钱。”

赵成甚至考虑过换行业。“就跟买东西一样，你卖得便宜，我比你卖得还便宜，你给员工补200块，我给员工补300块。”这里的补差价，区别于富士康给小时工补的差价，是中介为招揽工人，而把自己的利润补贴出去，这样的竞争之下，中介的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小。

比如，每招到一个返费工，中介能得到500块的固定提成和几百不等的奖励，但得是同一个地域招到的工人数量多，才能拿到奖励。而为了招人，许多中介会将提成再分出去一部分。陈旭曾听过最夸张的，直接把500元提成全部贴给工人，只为招揽到足够多人数，以拿到奖金，“就是在赌”，“到派遣公司那边，因为总人数高，招一个工人可能只赚10块钱”。

另一方面，富士康也在面临挑战。和富士康紧密联系这几年，就连处在人力供应链最末端的赵成和陈旭，也明显感觉到这座巨人有了压力。

据富士康一位内部人士透露，为了完成订单，郑州富士康不得已将设备运往深圳，并要求三天内运送到位。国内竞争激烈，在未来，国外也可能分走一杯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新款iPhone几乎都在郑州富士康生产，但从iPhone 14机型开始，印度钦奈（Chennai），也获得了该条生产线。据摩根大通报告，从2022年底开始，苹果将会把约5%的iPhone 14生产转移到印度，以利提升该国制造能力。

但无论如何，就像富士康始终在流传的那句话说的那样：富士康永远不会缺少年轻人。11月7日，一名亲手送出了许多员工的“摆渡人”，如今又开始接到新的消息——离开的人又想回来了。

计划重回富士康，是许多人没有选择的选择。这几天，陈旭又新发布了招工消息，结果，很快收到了二十多人的登记信息。现在，只等富士康重新开放招募，“候鸟”们就能第一时间“回巢”。

（每日人物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