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口的记忆（二）

        在塘口，整整工作、生活了三年，直到1988年9月才离开。这三年中，虽然有些落寂，有些乏味，有些无奈，但也收获了一群难于忘怀的人。
       这一群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和我一样的同龄人，一个是弁南中学的同事，还有一个是我的学生。
        塘口虽然是一个弹丸之地，但也五脏俱全。政府、医院、信用社、学校、供销社等一应俱全，大批青年人也随之而来。他们拥有的身份各异，接受的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下班后无处可去：没有电影院，没有商场，没有任何可以供年轻人娱乐的场所，塘口的晚上，用“空寂”来描述一点也不为过。于是这群无处可去的年轻人自然而然的聚集在一起，打打牌，吹吹牛，发发牢骚，再“无病呻吟”几下。兴之所至，骑个自行车，漫无目的的闲逛，走到哪里算哪里。
       弁南中学在当时，和所有的农村中学一样，民办教师占据天下。他们很多人也许没有高等教育的背景，也许上课前自己还在钻研题目的解答，也许下课后还要下地干活，但就是这样一群人，撑起了这所学校，让九年制业务教育得以实施。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朴实：没有城市的心机，没有相互的“勾心”，更没有“斗角”的必要。我有一个暑假竟然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张老师家度过的，现在想来，还很怀念。
        汪博士是我最敬重的其中一位。其实他只是文革前的一个高中生，但从文学到历史，从数学到物理化学，无所不通。与他聊文学，让我们这个中文专业毕业的人汗颜不已。“性格决定命运”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他最终的结局也许也印证了这句话：博学多识，善良贤德却未必一定能够善终。愿博士来生能够改变性格，从而改变命运吧。
       还有一群人就是我的学生，在弁南中学，我带过三届学生，两届初三，一届初一。初一的学生已经完全没有印象，而两届初三学生，印象颇深。因为现在有很多还在继续来往中，虽然自己认为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也没有教给他们多少知识，但他们对我的尊敬让我有时候感到惭愧，也正鉴于此，我现在和他们的交往更多的是朋友式交往，而非师生式交往。
       塘口的三年工作和生活，是打磨我的三年，之后再也不会去争论“民主和集中”之类的话题，可以不无夸张的说，塘口的三年影响了我以后三十多年的工作状态和对生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