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2】盘点5种没有意义的“狗屁工作”，你中枪了吗？

吴晓波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同读一本书。我们在节目中曾经介绍过很多社会学家，而今天要说的这本书《毫无意义的工作》，它的作者大卫·格雷伯，就是一位人类学家，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即使把格雷伯放在诸多人文大师面前，他仍能闪耀出独特的光芒。

一是因为格雷伯嬉笑怒骂的文风。《毫无意义的工作》是这本书的译名，而格雷伯为它起的原名，直译就是“狗屁工作理论”。格雷伯向来直言不讳，不管他批评的对象是牛津大学的公关部门，还是颇受人们欢迎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二是因为格雷伯或许是为数不多的、直接参与社会运动的理论研究者。大卫·格雷伯不是一个显赫的名字，但格雷伯参与组织并领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给了美国金融世界一记前所未有的响亮耳光。

作为一名科班出身的学者，格雷伯在论证其观点时，可以举重若轻地调用来自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证据。但《毫无意义的工作》不是一本枯燥的论文集，正如格雷伯所说，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并非论述某种社会效用和社会价值理论”，真正让他好奇的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自己的工作没什么社会效用和社会价值，还要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这背后又会产生怎样的心理影响、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呢？”

这一切要从狗屁工作本身说起。

格雷伯很早就注意到了他身边有些看上去没什么用的工作。

“……有些专门负责给某种委员会招聘的工作人员，而这种委员会的工作正是讨论哪些委员会没必要存在。这类岗位多到列都列不完。”

格雷伯为此写了一篇名为《谈谈“狗屁工作”现象》的文章，没想到，这篇文章在短时间内就获得了过百万的点击量，评论区涌来无数白领吐槽。趁着文章的热度，民意调查机构发起了调查，结果显示，近40%的受访者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存在的理由。

格雷伯觉得，是时候系统地来审视一下这些毫无意义的工作了。为此，他主动收集了将近22万字的反馈。从这些反馈中，他总结道：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虽然要从事这份工作有一个条件，即从事者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最离谱的狗屁工作实例，莫过于西班牙水务局公务员华金·加西亚旷工6年，跑去研究哲学，甚至成为了哲学专家。水务局对此毫不知情，甚至还打算根据工龄给加西亚发奖章，在颁奖时找不到人，才发现了加西亚翘班六年的事实。

这个例子虽然符合人们的直觉，狗屁工作的确常常出现在公共部门，但狗屁工作并不是公共部门的专属产物，私营企业同样产生了一大堆需要填表打勾的机械性工作。如果一定要把所有的狗屁工作分个类，那这些工作大多数可以被贴上五种标签：随从、打手、拼接修补者、打钩者、和分派者。

第一类狗屁工作，随从，存在的主要目的，是衬托另一个人的重要性。曾经担任过一家荷兰出版公司接待员的一位女士就表示，她一天的工作量，差不多就是接一个电话。

那这家公司为什么不干脆让一位已有的员工顺便接一下前台电话呢？不可以，因为当客户来到这家出版公司时，他们会惊讶，“咦？怎么还有没有前台的公司”，进而怀疑这家公司是否正规。更有甚者，如果这家公司连前台都舍不得雇，那它是不是也会克扣给客户的报酬呢？

第二类狗屁工作，“打手”，则是一种隐喻，指的是那些有一定进攻性，但存在的根本原因仅仅是有人花钱让其存在的岗位。最典型的例子要算国家武装部队。一个国家之所以需要武装，不过是因为其他国家也有武装。如果大家都没有武装部队，那世界完全可以继续运转。大部分游说者、公关专员和电话推销员也符合这类情况。

第三类狗屁工作，拼接修补者，他们为了应对组织的某个故障而存在。就好比发现房顶漏水后，房主觉得找人修屋顶太麻烦，就在漏水处下方放了个水桶，然后雇人定期把水桶里的水倒掉。

第四类狗屁工作，“打钩者”，指的是那些被雇用来掩盖某个组织不作为的员工。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份工作就是挨家挨户询问疗养院住户们的业余爱好，然后填表，再录入到电脑里，录入完成后，工作也就结束了。至于这些爱好要不要变成疗养院的福利，管理层无人关心，因为疗养院已经算是完成了关心住户的任务。

第五类狗屁工作则被称为“分派者”。这类工作又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分派者工作的全部内容就是给他人派活儿。如果没有他们的介入，下面的员工依然可以把活儿干好。第二类分派者的主要工作就是制造狗屁工作，监督这些狗屁工作的完成，甚至还要招更多的人来完成这些狗屁工作。

当然，这五大分类只是粗略的概括，这些工作存在的共同意义或许在于“撑场面”，对于老板们而言，狗屁工作，也算是“既然别人都有这些岗位，我也不得不配上几个狗屁工作”的囚徒困境。

这些狗屁工作伤害的不只是貌似花了冤枉钱的老板。在格雷伯的调查中，只要你意识到自己干的是狗屁工作，那么无论你是为了八千月薪在办公桌前假装工作7个半小时，还是在咨询公司中拿着30万年薪来写没人看的数据报告，你都会觉得痛苦而困惑。

但干一份钱多事少的狗屁工作，不是一件美事吗？为什么人们会感到备受折磨呢？

格雷伯解释道，对应聘者而言，“你感到自己是因为有用才获得了这个岗位，结果却发现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但又不得不配合表演，假装自己是有用的，假装这个岗位是有用的。这种先让你产生自己有用的错觉，然后再被全然否定的经历，不仅仅是对自尊感的摧毁，还直接动摇了自我意识的根基。一个人一旦停止对世界产生有意义的影响，那这个人就不复存在了。”

除了对自尊的损害之外，狗屁工作还会给从业者带来焦虑。当一个人的狗屁工作不是假装忙碌，而是真的很忙，他就会被紧张感包围。当这种紧张感逐渐聚积时，人们往往会变得很任性和很有攻击性。

那么，这些狗屁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蔓延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的？

在格雷伯看来，虽然现代狗屁工作有着封建时代的痕迹，但真正的中世纪封建制度以生产过程的自我管理为准则。同行集体制定行业规范，行业内部来决定谁可以进入，进入后如何培训，整个过程几乎没有外行插手。

而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为了提高效率，外行开始担任监督者，20世纪兴起的管理主义加剧了外行管内行的现象。金融化资本主义更恶化了这一情况。工业化、资本化过程对效率的追求，赋予了经理和各种所谓“效率专家”越来越多的权力，让真正从事生产的人失去了自主权，让管理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

格雷伯指出，在这样的趋势下，“管理主义的背后就是封建主义本身：这种新式封建主义充分伪装了自己，用管理主义作为遮挡，藏于其间；财富和地位的分配已不再依据经济，而是依据政治因素。”

而在任何以占有和分配商品为基础的政治经济体制中，许多人的工作就是在整个系统中来回传送各种资源，而不是真正去创造或推进这些商品，这一庞大的群体往往会将自己分成至少三个层级。而在这些等级中，“仆从”和“下级”之间往往界限模糊，毕竟“服从上级”也经常出现在职位描述中。这一体系中的大部分重要玩家，自己既是主子又是奴才。

在逐步剖析了狗屁工作的发展过程之后，格雷伯在这本书的尾声中写道，“一般来讲，我不怎么喜欢在自己的书里给出政策建议”。

“什么？”，不少读者立刻就会想，“你写了那么多狗屁工作的坏处，现在却不给出点解决问题的对策，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格雷伯解释到，他不愿意把自己当成统治者，他相信人们自发的力量。他写道，“大部分人都喜欢在抽象层面谈论自由，甚至声称自由是最重要的事情……很少有人去思考自由的生活具体意味着什么。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倡导大家去思考和讨论真正自由的社会具体会是什么样的。”当然，格雷伯在社会运动的实践中，也总结出了两大针对狗屁工作的对策：大规模减少工作时间和实行全民基本收入。

前者比较直观，也容易理解，增加的闲暇时间不仅能够缓解人们的压力，还可以带来新的消费。而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则意味着不论贫富，所有社会成员都获得一份足以维持日常生活的补助。

这听上去是个养懒汉的法子，但是格雷伯通过对狗屁工作的剖析发现，对社会有所贡献，仍在人们的价值体系中举足轻重。无所事事，不能对他人有所帮助，正是许多狗屁工作者的痛苦源泉。翘班六年的公务员愿意钻研经院哲学，憎恨debug的程序员却在休息日做着无偿的开发工作。人性，或许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幽暗。

这两大对策听起来不可思议，却已经走进了现实世界。

2022年2月，比利时联邦政府通过法案，员工可以选择一周只工作四天，且下班时间有权忽略工作消息。同年6月，英国70家企业提出100:80:100工作模式，以100%的薪资换取80%的工作时数，并达到100%的工作效能。

2021年3月，研究者们回访了一场开始于2019年的全民基本收入试点。这一场在美国纽约的社会实验证明了，获得了基本收入的受试者，找到全职工作的比例从一年前的28%提高到了40%。

这些积极的结果似乎在告诉我们，人们值得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上。正如格雷伯在题跋中写的那样,“本书献给每一个想要实实在在工作的人”，在脚踏实地地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你我，正是照亮通往美好世界之路的点点星火。